本期导语：
本次监测共收集到18篇相关信息，时间从2012年4月9日到2012年4月15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体及政府网站等。内容主要有：中国新医改大幕拉开三年 医改模式仍需多方摸索，中国医改通用“改革样本”三年仍难推出，:十二五全面取消以药补医 医药分开难遏“大处方”，医改三年 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昆明民间资本办医调查：资本方随时准备抽身等。
北京近期卫生动态：北京6家医院试点按病种付费均“盈余”引发争议，医改在京农民工纳入职工医保 新政策有待全国统一，北京部分区县试点大医院手术小医院康复等。
一、信息目录
第一部分：全国范围
1. 标题:中国新医改大幕拉开三年 医改模式仍需多方摸索
2. 标题: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医改“人人享有”是核心
3. 标题:中国医改通用“改革样本”三年仍难推出
4. 标题:人民日报：如何实现“十二五”期间医药分开
5. 标题:评论：建立适宜激励机制不让医生变懒
6. 标题:中国改革报：世界经合组织发布研究报告聚焦中国医改
7. 标题: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出现五大“病症”
8. 标题:探访基层医卫机构改革好制度改变医生的追求
9. 标题:医改三年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10. 标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制度创新是此次医改最大亮点
11. 标题:盘锦：“一站式”医疗救助方便困难群众就医
12. 标题:昆明民间资本办医调查：资本方随时准备抽身
13. 标题:中国医患冲突逐年递增“暴力维权”难题待解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4. 标题:北京6家医院试点按病种付费均“盈余”引发争议
15. 标题:北京试点“医院不良事件调查”减少负性事件
16. 标题:医改在京农民工纳入职工医保新政策有待全国统一
17. 标题:北京部分区县试点大医院手术小医院康复
18. 标题:北京两大儿科医院将出数招缓解就医难
二、详细分析
第一部分：全国范围
1. 标题:中国新医改大幕拉开三年 医改模式仍需多方摸索
媒体:中国新闻网? 2012年04月11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1/c_122963102.htm
主要内容：
全世界并无完美的医改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亦需要多方摸索。在各地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共识向全国推广，是最为可行的路径
自2009年4月新医改方案正式亮相，三年时光已然消逝，新医改迎来了初步总结的时机。
如果把医改各方简单分为供方和需方，则可见立足于需方的全民医保正在稳步推进，而立足于供方的公立医院改革等仍在深水区艰难寻找可行的航线，但是两者的改革进程却无法割裂，需方改革的顺利推进，亦能倒逼供方改革前行。
全民医保是亮点
全民医保，其本质是让群众看病有了“兜底网”，保障了群众能够获得合理可及的基本医疗服务。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把全民医保作为公共产品向城乡居民提供，其难度可想而知。
按照医保对象的属性划分，全民医保总共包含三个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和职工医疗保险。
其中，成效显著的当属新农合。最新的数据显示，2012年政府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为每人240元，人均筹资水平将达到300元左右，是2003年新农合开始试点时的10倍。到2015年，政府对新农合的补助将达到每人每年360元，将逐步实现八亿农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新农合推行顺利的原因，是因为从无到有，没有受到部门利益牵制，改革阻力较小。全民医保的另外两项内容亦有重大进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覆盖率达到95%，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由60%提高到70%左右。
来自官方的文件用一句话对全民医保成就做了精确总结：中国政府启动3年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用最短的时间编织了世界最大的全民医保网。
从医疗卫生服务博弈机制的维度来看，全民医保其实是补需方，在此问题上，医保部门和卫生部门有所呼应。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医保也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而且是更主要的投入方式。
补需方方式下，政府直接拨款给医院，让医院免费或低收费向老百姓提供服务，这是前苏联卫生体系和英国的国民健保体系采用的模式，但国际上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是欧洲大陆发端的卫生筹资模式，即政府财政或政府通过立法组织社会资源投向需方，建立医疗保险制度，而这些资金最后也都流向了医院，实际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转移支付”。
目前，中国政府对于公立医院的资金支持的大盘子中，直接拨款大约占到10%左右，大头来自医保支付。
在补需方达成一致后，具体到医保的管辖权问题上，各方仍有争议。
目前，城镇居民保险和城镇职工保险的管理权限归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农合归属卫生部管辖。不过，陈竺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强调，多数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可通过管理医保而有效管控医院行为，当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筹资模式一定程度也借鉴了这条路径。
对此问题，一位来自人保部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外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医保的前提是，卫生系统不再主管主办医院，在目前公立医院管办并未真正分开的前提下，“一手托两家并非较优选择”。等管办真正分开之后，陈竺的提议才有落实的必要以及可能，目前公立医院的管办分开正在逐步推进，但真正落实还需时日。
上述人士还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新农合也有可能移交人保部管理，在广东省，新农合的管理已经移交人保部门。
供方改革破冰
与需方改革顺利推进相对应的是，供方改革却因牵涉到多方利益，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阻力重重。
其中，立足于供方的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各方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而被誉为最难啃骨头的公立医院改革，仍在深水区中艰难寻找可行的航线。
就基本药物而言，最受官方推崇的是“安徽模式”。国务院医改办“盛赞”安徽模式“为全国医改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值得全国其他省区市学习借鉴”。官方的理由是，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将倒逼医疗保障体系、国家药品生产供应体系、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而力推基本药物制度的安徽等地，药价已成功降低，一定程度上治愈了以药养医的毒瘤。
但是这一制度却遭遇到了多方反对。反对者认为，基本药物制度是把“医改变成了药改，药改变基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与官方和部分民间人士对基本药物制度的看法迥异不同，公立医院改革，则是官方和民间一致公认的医改难点与重点。
普遍的看法是，公立医院改革之难，原因之一是在关键问题是各方认识并未统一。比如，卫生部门认为，在医疗服务市场，公立医院必须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理念的根据在于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益性，不能完全市场化。现实的情况也是公立医院主导，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提供了90%的医疗卫生服务。
不过，也有更为开放的观点认为，应该对医疗卫生服务分层界定，其中，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具有公益性，须由财政埋单，此项服务既可由政府直接提供，亦可由政府通过财政埋单；基本医疗具备一定的公益性，属于三方付费，由个人、政府、医保三方付费，应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高端医疗市场，则应完全交由社会资本提供。
其次，公立医院改革的难点还在于沉疴已久，积重难返。一方面，由于对于医疗服务存在不合理的价格管制，导致大部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定价并未考虑人力成本和折旧，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其阳光收入过低。另外一方面，在上述扭曲的价格体制下，以药养医却成为普遍的补偿机制，医生通过过度诊疗来补偿被压低的阳光收入，这种扭曲的现状得到扭转需要多项配套措施的同步改革。
第三，由于90%的医疗卫生服务由公立医院提供，公立医院占据绝对垄断地位，有效的竞争局面并未形成，导致公立医院的管理效率低下，几乎所有公立医院都需要财政拨款才能实现收支平衡，而财政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支出，最终导致了医疗服务供应紧张的局面，导致看病难成为愈演愈烈的老问题。不过，争议持续的同时，各方对于供方改革路径达成了一定妥协。
比如，通过需方改革倒逼供方改革。多方博弈机制建立后，医保方通过付费来监控供方是否提供了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而后通过博弈对上述服务确定合理的付费标准。与此相对应的是支付制度的改革，比如北京等城市推行的按病种付费试点，上海推行的总额预付等等，均是对上述思路的具体实践。
另一层面，为了缓解医疗机构供应紧张的局面，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成为共识。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被认为是社会资本办医进程的一座里程碑。此前，云南省昆明市、江苏省宿迁市等，已经对多元化办医进行了有益探索，整个云南省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已经占到了20%左右。
对社会资本办医的鼓励政策将会持续，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了明确目标：到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和服务量将达到总量的20%，目前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
不过，与卫生部仍然坚持公立医院主导不同，包括云南省卫生厅前厅长陈觉民在内的人士则认为，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必须占到50%，才能缓解医疗资源供应紧张的局面，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真正冲击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
就是因为意识到了公立医院改革的难度，虽然“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医改宏观目标已经确定，但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具体路径并无顶层设计，而是允许各地先试先行，2012年2??3月，卫生部组织各路专家检查17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医改工作，此次评估专家组总协调人吴明认为，改革还在继续，现在并非得出最终结论的时候，这次检查也只是阶段性总结。
吴明所言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全世界并无完美的医改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亦需要多方摸索。目前新医改已进入深水区，灯塔在望但航线未明，允许各地对医改的具体路径进行多元化探索是应有之义。随后，在各地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共识向全国推广，是最为可行的路径。
2. 标题: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医改“人人享有”是核心
媒体:中国新闻周刊? 2012年04月11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1/c_122963143.htm
主要内容：
医改正在进入深水区。在各地医改经验汇总的基础上，如何界定医改，并将医改在国民利益的高度上进行更深的探索，是目前医改的难点和重点。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取消以药养医后医生的工资如何保障，卫生机构的资金缺口如何解决”等医药卫生体制的深层次改革问题，不但成为目前新闻事件所关涉的焦点，也是改革推进者们念兹在兹的核心。
对于已经启动的取消“以药补医”为核心的县级医院综合改革以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今年的两会现场上，代表委员们尚有诸多疑虑。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张汉东。
肯定要走取消“以药补医”这条路
中国新闻周刊：正在启动的医改关乎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相比于上轮医改，本轮医疗改革难点在哪里？
张汉东：我个人认为难点很多，其中第一个就是要取消“药物加成”。“药物加成”的取消首先要解决好几个问题，这一部分钱由谁来掏？能否掏得起？原来靠卖药来加工资、购买和更新设备、进行设施建设，取消“药加成”之后这部分钱政府财力能否给补上？
取消“以药补医”这条路是肯定要走的，但是怎样的步骤、需要多长时间，正在做进一步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如果不做好顶层设计，医改到了最后，会不会出问题？
张汉东：这肯定要算完账再动，一层一层动，各个区域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鼓励下面的先试。比如青海省，68个县做了14个，其他54个县今年也全面展开，保证工资在原来“药物加成”之前的收入水平，足额地补偿到位。比如2011年一个医院药物加成的收入是两千万，财政补偿两千万，甚至更多，整个医院的收入水平没有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取消“药物加成”之前医生的大概收入我们是如何掌握的？
张汉东：实际上要准确掌握也很难，现在面上是掌握的，但是有些隐形的东西谁也不好说，比如个别医生拿回扣拿红包。
中国新闻周刊：取消“以药补医”为核心的改革，补偿标准是什么？
张汉东：比如前一年医疗机构“药物加成”收入有一个数额，有些省区在改革的过程中，就按照去年的收入水平足额地补偿，当地财政出钱。
今年推开的300个县级医院的综合改革中，中央财政也会出一部分。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的积极性，光靠中央拿钱，中央也负担不起。如果地方政府对此有很高认识，把它作为一个重大民生工程去推进，应该是能拿一部分钱出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的数目是多少？
张汉东：具体的数目还没有出来，情况很复杂，每个省每个县都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服务价格太低，但调到什么价格水平更合适，也要进行计算。经过招标以后，药价大量下降，另一方面服务价格大量提高，把惠及老百姓的这一块又给消化掉了也不行。服务价格的提高有一个回归正常的过程。
这些改革什么时间出台相关文件，也要分步骤地推进，不能盲目地一下子推开，难就难在这儿。医疗改革，什么是最好，怎样才能满足需求，都是相对的。现在我们是保基本。
中国新闻周刊：有代表担心医生两头拿，一方面接受政府补助，暗地里又“收红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张汉东：我们总的思路是通过改革，医护人员的工资要有所提高。工资达到一定水准之后，就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再拿就不客气了。今后如果再发现，是要治罪的。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配套的文件会不断出台，使得医疗改革逐步完善。
医疗回归公共属性，
“人人享有”是核心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代表提出关于市场化的问题，他们认为现在政府包办的太多，市场化太少，你如何看待？
张汉东：我认为市场化与计划性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有一点是根本的，就是公益性。回归公益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是一个公共事务，是老百姓共同享有的，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毫不含糊。如果说政府担起这个责任来，就是“计划性”的，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心系老百姓，怎样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我认为这才是关键问题。不要去探讨姓“社”姓资的问题，也不要说“计划”多还是“市场”多好，这些没有意义。
目前看来，民营医院形不成对公立医院的竞争，民营医院的病房数在我国份额占不到10%，大概8%，我们考虑应在20%到30%。否则全部都是公立医院，国家给钱包下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了民营对公立医院的冲击，公立医院本身的改革动力也会更强。像台湾，就有87%是非公立医院，但是这其中86%是非营利性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市场多，政府的资金压力会减缓一些？
张汉东：市场多了，老百姓看不起病。我们要为最基层的老百姓着想，不能想有钱人；有钱人的市场化，那我们现在不改革也行，价钱高他们都承受得起，但是老百姓看不起，这是根本问题。市场化多了，全部搞营利性医院，那老百姓怎么看得起病呢？
有些老百姓一有病，一家都被拖垮了！我们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很大啊，所以考虑问题一定要从最基层、最贫困的这一群体出发，按照“人人享有”这一核心理念去设计。不是说不用去考虑富有的人，但是这毕竟是少数。
中国新闻周刊：医疗改革同其他改革类似，深层次改革涉及更多的利益层面，深层次改革我们有信心吗？
张汉东：医改本来就是世界性的难题，但是通过这三年的改革，我们更有信心了。原来还有一些事情拿捏不准，但是从改革的路径来看，我认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下一步就按照这个路径走下去。回归公益性，这是根本；人人享有，这是核心。按照这一路径和我们的国力，不断推进，我想一定会成功，一定会开创一条中国式的道路，这是必然的。
从2011年的“积极稳妥”到2012年的“大力推进”，就表现了一种决心和信心。看准了，方向是正确的，思路是清晰的，措施是得力的，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国情。
公立医院改革下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你去各地调研，请问在调研中发现了什么问题吗？
张汉东：主要是执行不到位。比如，药物制度的实施有很多是配合改革的，包括分配制度、用人机制、补偿机制、招标机制，还有用人单位的竞争机制。招标，给药物一个合理的价格；虽然在基层医疗机构实行零差价销售，进价多少，出价多少，统一配送。
我们调研时发现，招标之后，药价下降都在30%以上。又比如补偿机制，对于基层医疗机构来说，药物加成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怎样使医护人员的工资不降低，有些区域可能执行就不到位，个别地方会强调财政。
还有认识问题，地方官员是把它当作一项大的民生工程去看，还更注重于发展和项目，舍不得在医疗上花钱，是有差异的。
从我们调研的结果来看，乡一级改革中，这种补偿除了个别地方承受不了，大部分县是没有问题的。补偿不到位就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医护人员可能积极性受到影响，这只是个别现象，里头有一个完善的问题。
现在我们也在起草文件，对个别很困难的区域中央拿钱。任何改革都是在改革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完善的，这一过程之后，机制才能固定下来。
中国新闻周刊：在最难的公立医院改革上面，下一步将怎么进行？
张汉东：从今年医疗改革的工作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健全全民基本医保制度，现在的医保标准还比较低，下一步的目标是进一步提高标准。第二是逐步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物制度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在实施过程中十分复杂。改革要有配套的机制，基层的网体不筑牢，再往上走可能就要出大问题。
第三是全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的改革要坚持其公益性质。要扭转公立医院逐利行为。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以药养医”，是当前看病贵的根本性问题。但部分“亏空”从何补充，是我们要考虑的。
另外，公立医院的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实行集中采购；将控制管理目标纳入公立医院目标管理责任制并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及时查处为追求经济利益的不合理用药、用材和检查及重复检查等行为；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提高医务人员待遇，严禁把医务人员个人收入与医院的药品和检查收入挂钩；鼓励社会资本对部分公立医院进行多种形式的公益性投入。
公立医院改革今年主要是试点，然后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所有的县推开。有些省做得比较超前，像青海和山西，今年在所有县级公立医院全面推开公立医院改革。但是目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怎样补偿到位的问题。对不同的区域要区别对待。
3. 标题:中国医改通用“改革样本”三年仍难推出
媒体: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04月11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1/c_122963149_2.htm
主要内容：
“改革样本”难以推出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改革进度不一，近期很难推出全国通用的“改革样本”
本刊记者/周政华 崔晓火
公立医院该如何改革？在过去不到两年的试点中，北京、上海、深圳等17个城市似乎仍然未能探索出一条明确路径，来解这道世界性的难题。
今年2月10日到3月10日，卫生部组织了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及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7家科研机构的8位卫生专家，对公立医院改革的17个试点城市进行评估。
“对试点的情况，我们很难用成功与否的标准去评价。”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负责这次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评估专家组总协调人，她并不太愿意直接给各试点城市的改革情况打分。在吴明看来，不同试点城市中，所发现的经验或者问题，“都是有意义的”。
有关这次评估的目的，卫生部在今年2月13日下发的《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评估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评估通知)就已经点明：“全面了解各国家联系试点城市的改革进展，评估试点成效，总结改革经验，发现存在问题，为形成向全国推广的公立医院改革基本路子奠定基础。”
但是，由于各个城市情况千差万别，改革进度不一，《中国新闻周刊》从多方了解到，将在4月中下旬发布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评估报告中，预计很难推出一个全国通用的“改革样本”。
医改求共识
医改三年，今到检验时。
从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改意见(全文)》公布到现在，中国医改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三年。但是，对于中国这个正处于转型期、各种复杂矛盾集中呈现的国度，如何实现新医改确定的“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创新体制机制，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目标，解决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显然并非易事。
在中国医改的诸项改革中，“公立医院该如何改”无疑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为此，卫生部开出了试点的药方。在过去不到两年的试点中，北京、上海、深圳等 17个城市都在不同的方面，试图为中国式医改探索出一条可选择的、适合国情并能够得到推广的路径。
很显然，在不同的试点城市中，问题和困难总是很多。但无论什么问题，所发现的经验， “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证明，基于实践层面的突破，往往为随后的全面改革提供最珍贵和最真实的参照。
“评估试点成效，总结改革经验，发现存在问题，为形成向全国推广的公立医院改革基本路子奠定基础”的意涵，也正在于此。
事实上，全世界并无完美的医改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亦需要多方摸索。目前新医改已进入深水区，灯塔在望，但航线未明，允许各地对医改的具体路径进行多元化探索，仍是新医改路上的应有之义。
115页的评估方案
卫生部为了确保这次评估的公正性，在专家安排上特意选择了回避制。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孟庆跃，被派往了上海、鞍山和马鞍山；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进则负责对北京进行评估。
评估调查分为定量和定性两部分。前者由试点城市卫生主管部门组织调查，后者则由评估组专家独立进行。
在试点城市，包括《试点城市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试点城市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调查表》，均由试点城市的卫生局工作人员，负责在试点医院找患者和医护人员填写。评估组专家到了试点城市之后，主要是先后与当地编制部门、发改委、财政、卫生和社保等部门局级主管领导，以及试点医院院长、相关科室负责人，还有试点地区居民举行会谈。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进2月中旬来北京评估时，就与当地的发改委、财政、卫生和社保部门的人进行了一次长谈。马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北京的医改思路清晰，设想很超前，但难度也不小。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前前后后去昆明不下四次，“公立医院改革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搞完的。”目前，无论是定量调查还是定性调查，均已结束。所有的问卷已经集中到北京公共卫生学院进行整理分析。
所有的评估工作，都围绕着一份长达115页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评估方案》(以下简称评估方案)进行。
这份5万多字评估方案，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牵头设计。方案体量庞大，包括了从评估的目标、指导原则，到评估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指标，以及20多份调查问卷、统计表格的附件。
厚达一公分的评估方案，缘于改革之初设计的一系列宏大目标。
2010年2月，卫生部成立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协调工作小组办公室，启动公立医院改革，当年2月11日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通知》(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份文件长达7000字，其中六成篇幅主要用于提出公立医院的改革的九项试点内容。
指导意见用一种并排的方式，提出了这九项改革：完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改革公立医院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加强公立医院管理、改革公立医院监管机制、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格局。
那么，这些改革内容的内在逻辑在哪儿？
“公立医院改革的这九项内容，每一项都是深水区，我们需要确切的路线图。”遵义医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束晓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到了深水区就不能够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束晓梅所在的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在今年初也被纳入了贵州省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让她和其他医院管理层感到犯难是，“不知道改革从哪里改起”。
难以协调的部门权责
在这看似有序的试点安排背后，因为缺乏详细的操作方案，以及相关配套改革，最终导致多个城市的改革进度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4月1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博鳌论坛上坦承，如何破除以药补医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但是，指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只提出宏观愿景：“探索实现医药分开的具体途径，改变医疗机构过度依赖药品销售收入维持运转的局面，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完善基本医疗保障支付方式，落实财政补助政策。”
在缺乏具体路径的指导下，北京开始了艰难的尝试。
北京友谊医院是此次北京公立医院的试点改革医院之一，其试点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药品零差价。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各省市医院，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重一般达到了40%以上，这也是以药补医顽疾的病灶所在。
但是，自2011年6月北京被纳入全国公立医院的试点名单后，如今大半年过去了，相关的改革方案仍未出台。负责对北京进行评估的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相关草案已经草拟，正等待有关部门的审批，但马进也难以预计方案何时能够公之于众。
包括取消药品加成在内的这九项改革，每一项都是对既有利益的重新安排，都是“伤筋动骨”的改革，因此，不同试点城市往往重点在一到两项内容上进行探索。
尽管公立医院改革的牵头方是卫生部，但是大量的工作其实离不开多个部委之间的配合。但是，跨部门协调，历来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某试点城市，当地卫生局需要财政部门的支持时，仍然需要走很多程序，当地财政部门对应卫生口的就一两个工作人员，日常事务就已经很多，加上试点新上业务，事多人少，效率也很难快速提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说，如果有一天公立医院改革功亏一篑，“问题的根子就出在部门协调上。”
医院管理上的多头管理、行政上的条块分割也平添了改革的难度。
北京市在2011年7月成立了医管局，属卫生局下的二级单位，但是令人尴尬的是，该市将近大部分三甲医院却不归属其管辖。这些医院要么直接归卫生部管，要么直属教育部，要么隶属于部队系统，其行政级别大都比北京医管局还要高。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北京，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绝大部分高精尖医院，大都是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些医院的管理权限在教育部，那么另一项试点内容改革医院的管理体制，势必又涉及卫生部和教育部之间对医院的管理权限的再调整。
“完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取得进展
在多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医院院长看来，由于体制的阻碍，特别是改革缺乏具体路线图的情况下，指导意见当初设立的9大任务，在实际的试点工作中，完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这一项得到了比较好的执行，这其中又以双休日门诊、预约挂号、推行优质护理等三项内容为代表，这也被视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成绩。
“目前出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能推的就往前推，但是因为好多体制改革不配套，很多改革也推不动了。” 为什么双休日门诊、预约挂号、推行优质护理这三项内容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按照负责这次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评估的总协调人吴明的说法，主要还是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卫生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能“推得动”。
但是，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并未随着这三项改革的推开，而得以有效缓解。
2009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推出了预约挂号服务，其初衷是为了缓解挂号处人满为患。时至今日，拥有全国最多病床的华西医院，其一些科室专家号仍然一号难求，华西医院继续承担着成都市近一半的门诊量。
双休日门诊，也是卫生部设想的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路径之一，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据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2011年，北京市二三级医院开展双休日门诊后，大医院的就诊能力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这仍然赶上不上患者的增长速度。3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来到北京市友谊医院，尽管当天是周日，但早上7点半，大部分科室的八成以上的专家号已经挂完。
但也有声音认为，无论是双休日门诊，还是预约挂号制，均谈不上实质改革。“铁道部推出了高铁，你能说这就意味着铁道部已经开始改革了吗？”一位要求匿名的卫生系统资深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种种措施，最多只能说是卫生系统的发展和进步，远远谈不上本质改革，因为这并没有触动体制和利益。
如何解决医患之间的供求矛盾，在一些医院院长看来，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如果公立医院扩张的速度赶不上人民的看病需求，那就应该开放外国资本、民营资本进入到医疗领域。”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孙诚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医院的副院长，他愿意看到他所在的城市能够有更多的医院。
4. 标题:人民日报：如何实现“十二五”期间医药分开
媒体:人民日报? 2012年04月12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2/c_122965328_3.htm
主要内容：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当前，公立医院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取消“以药补医”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从今天起，本版将推出连续报道，分别围绕“医药分开怎么分”、“医院补偿怎么补”进行深度分析，敬请关注。
1.医药分开是医改重头戏
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行规”，改革“以药补医”机制
日前，《深圳市公立医院医药分开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根据新规定，患者凭医生处方可以到社会零售药店购药，公立医院药品加成被取消，此举堪称“医药分开”的重大突破。
医药分开是今年医改重头戏。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副局长毛羽近日称，北京市今年将在朝阳医院和友谊医院两家综合医院开展“医药分开”试点，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行规”，改革“以药补医”机制。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十二五”期间理顺补偿机制，全面取消“以药补医”。今年在300个试点县先行推开，力争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
“以药补医”一直被认为是医疗行业的一大顽疾。近年来，各地试图以种种方式打破这一顽疾，实现医药分开，包括收支两条线、药房独立、药品零差率销售、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多种模式。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在医药分开方面，今年卫生部的重点是在17个国家联系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进行探索。这17个城市已经提出了初步方案，通过综合配套的改革措施以取消“以药补医”。
在山东省潍坊市，医院由托管方对药品服务直接管理，医院人员不直接接触药品，只对托管方进行监管。宁夏人民医院宁南医院取消所有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将药房整体托管到宁夏一家大型药品配送企业。而江苏南京、安徽马鞍山等地也通过药房托管和药品集中托管系统等方式，改革公立医院传统的药事服务供应模式。
江苏省镇江市推行以人头付费为基础的付费方式改革，北京推出按病种分组的付费改革，上海推行总额预付改革。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处长钟东坡认为，在改变支付方式的情况下，药品从利润源变成成本，医院本身就有动力来规范用药行为，在看好病的情况下尽可能控制费用。推行医药分开，比较好的方式可能还是支付方式改革。
2.医药分开不等于取消药房
重要的是机制分开，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把机构分开
北京朝阳医院院长封国生说，公立医院卖药加成的政策是上世纪制定的，当时虽然认为医院亏损应该通过国家财政给予补充，但由于国家财力所限，不能给医院足够的经费补贴，就制定了这个政策，医院可以通过销售药品来增加一部分收入，补充运行中的亏损。因此，医院药房收入是医院正常运转的重要来源。
“以药补医”是造成看病贵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子君教授说，“以药补医”政策归纳起来，争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医院药品过度使用，药品价格扭曲，回扣腐蚀医生，实体生产环节利润远低于流通环节，影响到药品零售市场的公平竞争。
国务院《“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要扭转公立医院逐利行为，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但对于医药如何分开的实施细节尚未明确。
封国生认为，医药分开，简单地说就是取消医院在医疗过程中药品销售的药品加成，将药品销售与医院和医生的经济利益分开，医生的收入待遇也不与药品的使用量、用药金额挂钩。
“芜湖模式”也被称为医药分开的“药房独立”模式。2007年，安徽芜湖设立药品管理中心，建立统一的药品采购供应管理信息系统，并负责将药品配送给市属的8家公立医院。医疗机构药剂人员从医院剥离出来，通过机构分离、人员分离来切断医院与药品间的利益关系。
然而，药剂科是医院内设科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等级医院评审标准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不设药剂科，医院在卫生部等级医院评审时将被否决。而芜湖药管中心作为全额事业拨款单位，编制受限，药剂人员编制三年未调整。2011年，芜湖对试行的“医药分开、药品统一管理”模式进行调整，将原划归市药管中心管辖的各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划回医院，接受药管中心和医院的双重领导。
清华大学医疗管理研究中心专聘主任周生来说，我国医疗机构是“大门诊、小住院”，将药房从医院中分离，并不能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联系，只是给群众取药带来不方便。
周子君说，南京等地的“药房托管”实施以来，医生用药没有发生变化，老百姓用药量没有减少，没有达到少用药的目的，也未切断医生的“灰色收入”。
“医药分开更重要是机制分开，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把机构分开。”钟东坡认为，医药分开不等于实行药品零加成，支付方式的改革、收支两条线管理都可以达到医药分开的效果。医药分开的“医”不仅是医疗机构，还有医生，对机构的激励机制理顺之后，对医生激励机制的理顺也很重要。
深圳市明确提出，建立药品流通企业与医院药房竞争机制。选择若干家大型连锁药品流通企业，由其负责在连锁药店配齐本市公立医院常用药品。以公立医院周边区域为主，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药店覆盖范围。在保留公立医院门诊药房的前提下，允许患者凭医生处方到社会零售药店购买药物。
钟东坡指出，卫生部将对不同模式的利弊得失、适用条件进行总结评估，推出在全国相对比较可行的方式。不过，我国各地差异很大，难以全国“一刀切”地推进某一种模式，应当允许多种模式存在。
3.医药分开难以遏制“大处方”
只有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才能使医疗行为彻底扭转过来
医生“开方提成”由来已久，久治不愈。医药分开能否遏制“大处方”？
安徽芜湖市推行“医药分开”改革，但药价虚高的问题仍然存在。形式上的“医药分开”，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也难以阻断医药代表的药品促销行为，难以切断药品供销商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利益链。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医药分开主要是经济上分开，而不应理解为简单的、表面的“剥离”和“托管”。所谓经济上分开，是要切断两条经济利益链——医院靠卖药加成赚钱和医生靠开处方提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三甲医院院长说，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只是解决医院加成赚钱的问题，但没有从机制上解决医生开方提成、拿回扣的问题。
周子君认为，单纯的医药分开，治标不治本。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为突破口，同步推进医疗服务支付制度等改革。医生治好病人，同时控制好成本，医院才能够盈利。如果医生多开药、多做检查的话，超过医保限额，医院和医生是要往里赔钱的。只有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才能使医疗行为彻底扭转过来。
周生来说，在全国300个试点县取消“以药补医”，具体执行计划尚不明确。要想真正做到医药分开，结束“以药补医”的局面，如不触动原有体制，不碰及深层次问题，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医药分开要与管办分开、政事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同步推进，才能起到效果。
钟东坡指出，在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及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下，药品的费用收入与机构本身利益无关，医院会根据医疗常规、病人病情来使用药物。但是，这两种方式无法解决对医生的激励问题，很容易出现“大锅饭”现象。并且难以解决医药企业给医生个人的回扣问题。而在“药房独立”模式下，尽管药品的差价收入由政府统筹补给医院，但药房独立后，医院的合理用药等工作受到影响。
钟东坡认为，支付方式改革可以同步解决两个主体——医院和医生的激励机制。医生滥用药会增加医院的成本，所以医院会对医生的行为加以规范控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认为，要实现医药分开，取消医药补医，必须完善医保付费方式，把按项目付费转变成以打包付费为主的医保支付方式。
作为医保付费改革试点单位，北京朝阳医院把提高医疗质量、减轻患者就诊负担与各科室的考核挂钩，对不合理用药和不符合诊疗规范的医务行为进行警告。与2010年同期比较，2011年患者的门诊次均药费由419元下降到了393元，下降了6.3%；患者人均节约住院药费为1900元，减少了10.3%。
5. 标题:评论：建立适宜激励机制不让医生变懒
媒体:人民日报?2012年04月12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2/c_122965445.htm
主要内容：
最近，大连的一位朋友讲述了自己的看病经历：不久前，他得了重感冒，到一家大医院开了输液单。取药之后，他来到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希望就近输液。没想到，医生互相推诿，不愿接诊。无奈，他又来到另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结果，这里的医生态度迥异，非常热情。
同样是社区医生，为何一冷一热？原来，两家机构的激励机制有所不同。第一家是公立的，医生“吃皇粮”，旱涝保收，多劳未必多得，所以医生不愿担风险；第二家是私立的，政府不保底，赚钱靠自己，所以医生愿意多收病人。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圈养的老虎。在虎园里，如果老虎养尊处优，整天躺着就有充足的肉食，很快就失去了野性和活力。为了培养老虎的野外觅食能力，饲养员总是让老虎吃个半饱，有点“饥饿感”。这样一来，老虎就会主动捕食，更有活力。
其实，养医生也是同理。只给“喂食”，不让“捕食”，医生就会越变越懒。过去，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社区卫生机构“以药养医”，医生养成了开“大处方”的坏习惯，老百姓深恶痛绝。如今，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业务收入全部上缴财政，医生吃上了“皇粮”。然而，“财政养医”的最大弊端是“大锅饭养懒汉”。由于绩效工资差距很小，难以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所以很多医生变懒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医生和教师、公务员不同，不适合采取弱激励机制。如果医生拿固定薪酬，很容易产生惰性。即便有绩效考核指标，往往也形同虚设。例如，目前政府考核社区医生的主要绩效指标有两个：一是门诊量，二是门诊次均费用。前者是正向指标，越高越好，主要是为了解决“看病难”；后者是负向指标，越低越好，主要是为了解决“看病贵”。但事实上，医生很容易操控这两个指标。例如，诱导小病病人多看门诊，建议老人两天来量一次血压。这样一来，不仅门诊量增加了，而且次均费用也降低了。与此同时，医生将很多病情并不复杂、但耗费精力的病人推到大医院。这样的做法，虽然表面上达到了考核指标，但实际上与政府激励的目标背道而驰，导致了新的“看病难、看病贵”。
医生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职业，其服务人群的健康水平与医生的劳动付出密切相关。因此，在薪酬设计上，理应采取强激励机制。即劳动付出越多，技术水平越高，个人报酬越多。例如，安徽长丰县在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药品零差率销售的同时，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偿大幅提高。但是，很多医生的积极性反而下降了，甚至还出现了推诿患者的现象。为此，政府出台了调整绩效工资比例和实施收支结余“二次激励”的政策。即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例从过去的6∶4调整为3∶7。同时，将各基层医疗机构收支结余的30%予以返还，用于“二次激励”。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技术含量高、责任风险大和工作量大的医生，年收入大幅度提升。
可见，一个适宜的激励机制，让懒人变勤快；一个不适宜的激励机制，让勤快人变懒。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而医疗生产力仍被僵化的体制机制束缚着，尤其是基层医生的积极性尚未被真正调动起来。因此，惟有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找到坚持公益性和调动积极性的平衡点，才能解放医疗生产力，最终实现医患共赢。
6. 标题:中国改革报：世界经合组织发布研究报告聚焦中国医改
媒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2年04月13日
链接：
http://www.sdpc.gov.cn/shfz/yywstzgg/ygdt/t20120413_472999.htm
主要内容：
报告积极评价中国医改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成效，并借鉴世界经合组织经验，从医保、基层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体系几方面着手，对下一步重要领域改革提出了建议
“由于认识到国民健康对长远经济发展与福祉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已推出一系列目标远大的改革行动，包括通过全面覆盖的医疗保险改善人民健康，提供人民可负担的基本药物等。这些改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世界经合组织)3月28日发布题为《聚焦中国：经验与挑战》的报告，其中的第七章题为《中国的医疗卫生：近期趋势与政策挑战》。该篇章积极评价了我国近年来医改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成效，并展望了未来面临的挑战。其所关注的政策问题，与我国“十二五”医改规划明确的优先重点工作相契合；其所提出的政策选择与建议，对实施好2012年~2015年医改方案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医改取得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
世界经合组织报告认为，中国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一直保持快速扩大势头，且政府在整合不同计划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三项计划针对不同人群，由不同层级的政府所管理，且资格限制、资金筹措方法与福利覆盖范围各不相同，造成体系不统一，无法保证所有人公平获得基层医疗服务。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改，明确了克服这些困难的重点工作。这些计划的逐步实施，确保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的比重大幅增加，到2011年该比例已高达95%左右。
报告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项优先改革方案。该制度的目标为：确保所有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能免费或低价向病患提供“基本药物”；消除医疗卫生机构开具“大处方”的诱因；改善招标过程，以取得性价比更高的药品。报告说，这项改革包含了三项内容。一是确定基本药物目录。分为两个阶段：在中央层级，有一个由专家和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针对将要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所有基本药物确定一份国家级目录；省级机关接着进行另一次遴选过程，修正并补充国家级目录，使之与地方医院需求和财力相契合；医疗保险计划通过类似过程对其处方药物一览表进行界定。二是进行省级集中采购。通过招标程序，确保取得平价、高质药品，改善医疗卫生机构药物的供应状况。三是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政府向医疗机构发出指南，促进合理用药。在新的制度下，地方政府已开始增加向医疗机构（主要是公立社区型医疗中心）提供的资金，以交换“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的实施。这些改革有助于控制未来医疗成本。
报告说，经过10年的发展停滞后，中国医师数量骤升20%以上。在医院中，至少医科大学以上文凭的医师比重在近5年内上升了14个百分点，达到62%。然而在级别较低的医疗机构，拥有此等资格的医师比重仍低于10%。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这项新制度的基石之一是引进标准化的评估与培训制度，并要求全科医生接受5年的医学本科教育，再接受3年的临床培训。同时还通过培训和专业评估，强调医师维持并提高医术的重要性。为确保全国各地医师供给充足，政府还将向偏远地区的医疗人员提供津贴与其它财政激励。在这套体制下，病患将在某一城市或地区拥有自行选择全科医生的充分空间。该制度参照了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使用的办法，认为全科医生将在提供基层医疗护理上扮演关键角色，并成为医疗体系的“守门员”。
医改仍面临非传染性疾病增加等诸多挑战
报告说，过去10年间，中国医疗支出一直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长，目前医疗支出总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强，以中国国民收入而言已符合国际标准，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可观进展。
然而，相对于经合组织中最贫穷的会员国以及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尽管中国经济始终维持高速发展，且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长，但中国的预期寿命并未像经合组织的主要国家一样出现趋同现象。报告认为，与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和新兴国家一样，当前中国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必须面对非传染性疾病增加的问题。慢性疾病负担持续增长，必须通过新的方法来处理高风险因素，并确保建立一套基本医疗体系，以更好地发现与治疗此等疾病。二是医疗保险已经出现了显著增长，但在协调各种不同的计划上，未来仍将面临挑战。三是医院在发展中出现了新的问题。目前医院极度仰赖药品出售所得收入，而现行的按服务付费制度，使如何调动医院的服务积极性成为重要问题。四是使人民能以可负担价格获得基本药物，也是一大挑战。
医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成为关键
报告借鉴经合组织经验，从医保、基层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体系几个方面着手，对下一步重要领域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致力协调不同医保计划并减少患者个人自负费用。报告说，现在中国大多数人口已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非公医疗支出（包括自付费用）所占份额已见下降。
然而，参加医疗保险的家庭在需要支付重大医疗支出时（重大医疗支出指自负费用占家庭非生存性收入40%或以上的医疗支出），却并非永远都能获得保障。同时，在协调旨在覆盖不同人群且保障水平不同的各种保险计划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尤其是，医保制度的分割对农民工的有效覆盖有很大影响。一般而言，农民工均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范围。在该制度下，农民工通常要承担高额的自负费用，且必须向家乡的县级政府申请补助，不但补助金额很低，而且补助申请发放程序耗时很长。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并限制病患的自负费用（“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出，到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到30%以下），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设立全国基本药物制度。这需要更为具体的措施，要通过基层医疗的“守门人”作用减轻医院负担、改善基层医疗的疾病筛查与预防服务，并在公立医院进行改革以改善管理，从而实现在2020年前向全民提供安全、经济且有效的医疗护理之目的。
通过基层医疗提供筛查服务和基本药物。报告说，与经合组织国家一样，受人口高龄化及预期寿命延长等因素影响，中国目前的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日益加重。非传染性疾病主要包括癌症、心脏病、中风、气喘、慢性阻塞性肺病与心理健康疾病等。中国的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比其它G20国家更高，结果也更为严重。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分析显示，中国许多非传染性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干预措施包括降低吸烟率、改善饮食与推广体育运动、大众传媒宣传活动、食品税与补贴、营养成本标识与营养限制、价格干预等。解决慢性病疾病问题，对中国医疗体系意义重大。报告说，现行的医疗机构倾向提供复杂的医疗护理，结果造成慢性疾病的治疗时间过晚，进而引发原本可预防的并发症，例如因未能治疗高血压而发生中风。而且不幸的是，医疗保险体系能为改善医院治疗条件提供补贴，却不能确保通过基层医疗提供筛查服务与基本药物。报告指出，在应对精神疾病增加这一问题上，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开始“去机构化”进程。随着发病结构改变、人口老化、医疗保险范围扩大以及制药公司逐渐注意到中国这个全球发展最快的市场，药品的预期消耗量只会增加，因此采用健全基本药物制度以确保有效运用药物支出，是当前的优先要务之一。
进一步改革公立医院体系。报告说，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中国医院体系效率相对不足，中国的住院日数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更长，建议进一步改革公立医院体系。一是医疗体系必须进行调整，其发展方向应为扩大基层医疗与社区护理，控制医院门诊规模和医院病床数，发展新的整合式医疗模式，通过基层医疗配合专科医院医疗。由于慢性疾病增加，经合组织国家现已开始缩小医院部门规模，因为对这些疾病在医院进行集中的医疗护理，这种做法代价高昂且往往效率不佳。然而，中国却由于国民收入与期望的攀升，加上医疗成本的财务保障范围扩大，带动了医院部门的快速扩张，城市地区和东部地区尤其如此。二是中国必须作出决定，选择是否进一步改善乡镇卫生院。换言之，将乡村医疗转至县级医院，逐步让乡镇卫生院成为乡村基层卫生的枢纽。中国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的效率问题突出，病床使用率极低，因为乡镇医疗中心提供的医疗质量低下，多数病患选择跳过它们，而直接前往县级或城市医院。在新的改革制度下，它们将接受政府补助，以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这种做法的方向相当正确。三是必须改变医院支付制度。在现行行政定价制度下，医疗服务收费应予提高，以契合服务成本，而不应该偏重高科技服务。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开始采用以病例为基础的收费制度，尽管从有助于降低平均住院日数的意义上讲，以病例为基础的收费制度也适合目前的中国，但它却无法控制住院人数。而过去10年间，中国的住院人数却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要在医院建立混合式诊断预算制度，必须对当前不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此外，中国需要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关于医院绩效的信息，包括医疗质量和成本信息；应更充分地放宽对公立医院人员的管制，使医院能够适应快速变迁的环境。
7. 标题: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出现五大“病症”
媒体:今日早报?2012年04月12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2/c_122966439.htm
主要内容：
“西湖区某社区卫生院去年的门诊人次与前年相比，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000多人次。政府花了那么多的钱缓解看病难，结果小病还是进不了社区。”
“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基本药物目录虽经调整但仍比较窄，比如，国家307种，省增补150种，市区增补100种，但在社区医院配不上药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逼着患者去大医院就诊。”
在杭州市“两会”上，不少政协委员围绕杭州市在城区和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发表了各自看法。民进杭州市委会经过大量调研，指出了杭州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出现的五大问题，并针对性地开出了“药方”。
病症一：对基本药物疗效存在认识误区
基础药物是国家慎重选择，经过了长期临床应用验证，在安全、疗效和价廉上都能兼顾的药物。
但在推广过程中，仍然有部分医务人员、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识不到位，在用药的意识与习惯上不能与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同步。
民进杭州市委会对门诊病人进行的调查显示：95%以上的患者认为，基本药物就是廉价药物，廉价药物疗效就不如贵的药物。
部分医务人员和患者追求疗效快，盲目追捧“新药”、“贵药”。一些患有慢性病和常见病的老病号在基本药物中配不到自己长期服用的药物，另一方面，有很难改变原来的用药习惯。
药方：
民进杭州市委会建议，政府部门与医疗机构管理层面，要提高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重要性的宣传、认识。医护人员方面，要统一思想认识，引导病人多用基本药物制度规定的药品，帮助患者认识到基本药物可以满足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治疗和安全治疗。
病症二：社区医院病人明显减少
调查发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人少和大医院人满为患形成明显反差。
实施基本医疗药物制度后，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病人明显减少，门诊数比同期减少10%—30%。很多病人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配不到习惯服用的药物，特别是一些专科药，只能到大医院就诊，不利于小病进社区工作的推进。
药方：
民进杭州市委会建议，充实基本药物制度的目录内容，增加基本医疗药物品种，扩大基本药物的覆盖面。加强基本医疗药物品种动态管理，对557种药物进行分析与管理，根据病人的需求情况和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信息进行动态管理，适当增加或删减，以便能够更好地适应病人的需求。
另外，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开一些非基本医疗药物目录的药物，以满足某些疾病的治疗需求，从而推进小病进社区医疗服务工作。
病症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转难
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前，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药物差价，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以后，机构收入骤减。
没有药品收入，社区服务机构的运转经费出现缺口，如维修资金、医疗设备的购置和维护、公务经费、医务人员的培训奖励经费，还有不可预见的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的赔偿经费等按现行机制都无法得到保障。
药方：
政府要加强保障机制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经费和运作经费要纳入年初预算，财务上做到收支两条线，加强管理，确保机构正常运作。
可以开展必要的医疗检查项目，如心电图、B超和一些化验，可以扩大社区医疗机构服务范围，如老年病、慢性病的个性化有偿服务，适当增加机构收入。
病症四：大医院的治疗方案延续难
目前病人就诊基本模式是，市（村）民生病以后，一般先到大医院明确诊断后，住院或门诊制定治疗方案，进行观察治疗后，病情好转（病情控制）后进行延续治疗，特别是慢性病病人，需要长时间服药治疗。
但是，由于大医院没有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只有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物，导致很多大医院制定的治疗方案无法与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对接，很多需要延续治疗和长期服药治疗的病人仍然要到大医院就诊，百姓就医不方便，就医费用也相应增加。
药方：
建议大医院配备基本药物目录规定的药物，并将一定的使用比例纳入医院考核内容。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与大医院要加强沟通，根据病人的需要增加一些必要的非基本医疗药物目录中的药物。
病症五：基本药物人群覆盖难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实施的面比较窄，占全部的药品比例小。
由于基本药物制度的药物有限，许多患者不到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配药，而是到大医院或通过其他渠道配药，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失去了广泛覆盖的意义。
基本药物制度的推广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并没有配套的制度安排。如果基本药物目录占总药品支出比例太低，国家通过基础药物制度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成果也就会大打折扣。
药方：
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要把基本医疗药物制度的全覆盖工作引入医保制度中来，确保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确保基本药物在个人账户药品支出中占较高的比重，引导患者用基本药物，引导医生开基本药物，只要加强管理，医保配合，才能达到基本药物制度享受人群全覆盖的目标。
8. 标题:探访基层医卫机构改革好制度改变医生的追求
媒体:中国青年报?2012年04月13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3/c_122972476.htm
主要内容：
71岁的江苏农民吴凤岗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村医刘翠珍经常打电话询问他的健康状况，甚至还会上门服务。
吴凤岗是江苏省高邮市郭集镇盘塘村人，患高血压10年，以前每年看病都要花七八千元，现在参加了新农合，自己也就花个两千多元。刘翠珍干了31年的村医，去年她拿到了全国助理医师资格证书，而此前政府出钱，她参加了3年培训，终于摘掉了“赤脚医生”的帽子，工资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还参加了社保。
自2009年开始，国家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吴凤岗和刘翠珍都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受益者。
从病人找医生到医生找病人
陶莘现在成了城里的“赤脚医生”，每周至少有3个下午要出诊。
4月6日下午，陶莘为糖尿病人康国斌上门服务。康国斌患病多年，由于缺乏医学指导，病情一度很不稳定，经常去医院，一年光药费就要花两三千元。在陶莘的照料下，康国斌病情得到控制，现在一年只需一百多元医药费。
陶莘原来是二级医院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医院消化科医生。2009年底，江苏省开始推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对医疗机构进行重新定位布局，京口区人民医院变成了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名称的变化带来的是职能转变，医院侧重坐堂行医看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侧重于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服务。
现在的陶莘要走出医院，寻找病人。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志愿者，三人一组，分片包干，与居民签订家庭健康责任书，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医疗服务。她负责尚友社区800多名慢性病人。
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等慢性病是家庭医生的重点关注对象，要定期上门服务，日常提供健康咨询，病人可在社区看病，也可以通过家庭医生预约三甲医院的专家号，大医院的医生也长期派专家到社区坐诊。镇江家庭医生做法在江苏全省很快铺开。
无锡市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由责任医生、责任护士、妇保医生和公卫医生组成，除了慢性病之外还提供包括妇幼保健、公共卫生方面的服务。
2011年，江苏省97%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家庭医生式的团队服务，提供上门服务620多万人次，人均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达27.7元。全省0~6岁儿童、孕产妇、65岁以上老人健康管理率达到95%以上。
从比卖药到比服务
2011年，江苏省在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零差价销售基本药物，通过集中采购等工作机制，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42.7%，与此同时，医生的诊疗费有了适度提高。
顾同章是高邮市郭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中医全科医生，给人看病经常少收钱，每天接诊二三十人。按照收费标准，针灸一次15元，拔火罐一次5元，吊颈椎一次25元。遇到病人做几项治疗，顾同章一般都只收15元，看病的时候能少开药就少开药，能不开就不开。
“收高了他们下次就不来了。”顾同章有自己的小算盘。现在，他的绩效工资与门诊人次有关，病人10天内就诊都算一个门诊人次，一个门诊人次政府补助他10元。少花钱看好病，病人肯定还会找他，多劳多得。
诊疗中，顾同章和病人们谈笑风生，他对现在的状态很满意，在他看来，医生就应该提供技术服务，而不应该靠卖药为生。而在以前，因为绩效工资与药品销售量挂钩，医生们比着多开药。
不卖药了，医生们开始钻研技术。为了提高医生服务水平，江苏省建设省级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基地104家，社区培训基地214家，已培养全科医生115人，在培学员2753人。全省累计对3.4万名乡村医生进行了为期3年的中专学历补偿教育。
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张汉东感慨说：“好制度可以改变人的追求。”
医生不卖药了，医患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以前乡村两级医疗机构每年医患纠纷有二三十件，现在每年只有五六件。”高邮市卫生局局长赵国祥说。
对患者来说，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不但方便，而且便宜。按照规定，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不设起付线，药费报销比例比二、三级医院高10～15个百分点。
服务水平提高了，看病便宜了，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始进入了良性循环。2011年下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人数增加了十分之一，医疗费用增幅低于城乡居民收入增幅。
多机制保障医疗改革可持续发展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基本药物制度两项制度是推进医改的重要抓手，截至去年，江苏省实现以县为单位的新农合全覆盖，参合率保持95%以上，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实施，江苏省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实现了公益性。
医改的核心在于构建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证可持续的医疗卫生运行新机制。
2011年，江苏省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政府负责其举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国家核定的基本建设经费、设备购置经费、人员经费和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按照“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要求，纳入财政预算，经常性收支差额由政府进行核定予以补助。
在此基础上，又拓宽了补偿渠道。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支付政策，将挂号费、诊查费、注射费及药事服务成本合并为一般诊疗费，提高基层就诊报销比例，切实发挥医保支付的重要补偿作用。
同时，通过政府补助、购买服务等措施，落实对乡村医生的补助。目前，全省乡村医生平均补助每人每月1257元，其中，无锡、苏州达到了2000元，87%村医参加了社保。
2011年8月，江苏省政府出台政策，将村卫生室纳入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医生和新补充人员纳入事业编制，逐步建立村卫生室人员补充长效机制。
为激发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在基层医疗机构推行绩效考核，实行“双挂钩、双考核”，医生的绩效工资与服务数量、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挂钩，医疗机构的绩效考核与财政补助经费挂钩。
同时，全面推行人员聘用制度，对机构负责人实行公开选拔、择优聘任，或考核任用；对工作人员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
江苏省吴江市探索建立了县域卫生人才柔性流动机制，医护人员在保留事业编制的同时，可以随意在市内任何医疗机构流动。
在控费方面，江苏省也做了初步探索。去年，江苏省在县级医院开展按病种付费为主，按床日付费、按人头付费相结合的支付方式改革，按病种付费的病种达到20个以上，结算病人达到了住院病人总数的3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即便是在江苏省，各地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统筹额度、报销比例也都不尽相同，要在全省乃至全国推行一种通行的办法显然难度较大。
国务院医改办的官员也坦言，对于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来说，目前的改革还在试验期，更多的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检验、修正。
9. 标题:医改三年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媒体:光明日报?2012年04月16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6/c_122986268.htm
主要内容：
三年。2009年重新起航的中国新医改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是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2.95亿人口,覆盖面超过95%；
是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零差率销售,基层药品价格下降30%；
是中央财政投入600多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是基层医务人员月均工资增加了600元左右,15个省份基层医务人员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公务员水平；
还是设立专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免费为城乡居民开展了10大类4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的确,这些都是新医改三年来扎扎实实取得的巨大成就。
然而,在这些相对抽象的数字背后,新医改如春风拂过,改变着中国最基层的医疗生态,其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也悄然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命运。
“如果没有医改,她肯定‘吹喇叭’了”
边五牛是江苏无锡惠山区前洲区的普通农民,他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左腿行走不便。祸不单行,去年,他的妻子刘玉香突发脑中风导致偏瘫。
“你看她这里凹下去的,去医院做手术花了十几万元,把脑壳去掉了。”边五牛指着妻子左脑的部位,对记者说。
如果没有医改,边五牛夫妇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大医院的治疗康复费用对边五牛而言,实在是太贵了,无力支付的夫妇俩,只有一个选择——放弃康复治疗,回家。
或许,边五牛将拖着残疾的病腿忙里忙外,一边想法挣钱偿还妻子手术欠下的债务,一边照顾卧床不起的妻子。“即便如此,像这样偏瘫卧床在家的病人,大多熬不过两三年。”这是惠山区前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主任金达伟的判断。
所幸,有了医改!
边五牛并不担心花去的十几万元手术费,因为农村“新农合”为他支付了大部分费用。
记者见到边五牛时,他正安坐在惠山区前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室里,看妻子扶着康复器械,再一次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这里的条件一点不比大医院差,一天的费用是200元,能报销90%,我只出20元钱。”每天花20元就能换得妻子重新站起来,边五牛觉得“太值了”。
边五牛知道的是,因为医改,他花得起钱为妻子做手术、买得起药给妻子做后续治疗,设施齐全的康复室也让妻子免去了卧床之苦。
边五牛不知道的是,像他这样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普通人近13亿,覆盖率超过95%……这意味着,截至2011年,在中国,每100个人中,至少有95个人,一旦生病住院,个人只需支付30%左右的费用,剩余的70%由医保基金承担。这还只是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实际上,在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都超过了70%。
边五牛不知道的是,为了能让全国多一些像前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的标准化基层医疗机构,两年来,中央财政累计共投入600多亿元用于县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建设和设备购置。
边五牛还不知道的是,为了能让像他一样的普通老百姓买得起药,全国都推进了基本药物制度建设,每个省的药品都统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全国的基层药品价格下降了30%左右。截至2010年底,城乡居民个人支付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例为35.4%,比改革前降低了4.8个百分点。
在边五牛身上,新医改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从改革中得到实惠”从纸面上化作现实。
虽然边五牛不知道这些数据,他也不会用专业术语道出医改是什么,可是,医改已经融入他的生活:握在手里报销来的住院费是医改,妻子扶着的康复器械是医改,不贵的丹参片也是医改……
“如果没有医改,她肯定‘吹喇叭’(去世)了。”边五牛直着嗓子喊出这句话。
“有尊严、拿工资,谁还会‘以药补医’”
从20岁起做“赤脚医生”,刘翠珍,江苏省高邮市郭集镇盘塘卫生站的一名村医,已经在乡村行医30年。
如果没有医改,刘翠珍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她可能在自己家腾出一间房子,摆个简陋的药柜,药也只有简单的几种;她或许会在家里等病人上门,给偶尔因头疼脑热、拉肚子等小毛病上门的病人开点药，从中赚点零头；如果病人太少，刘翠珍也许还要种田或搞点其他副业维持生计。
可是，有了医改！
当了30年村医的刘翠珍，参加了省里举办的培训，去年考取了执业助理乡村医师，“50岁的时候，我也持证行医了!”刘翠珍说，这是对她行医资格的肯定，也让她找到了真正成为一名乡村医生的职业尊严和自信。
现在的刘翠珍经常主动送医上门,为村民做一些检查,普及慢病管理知识，需要作计划免疫时,她会上门挨家通知。
她如今的收入也和开药多少无关了，乡镇卫生院会对她进行绩效考核，根据她完成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支付给她工资。“一年有3万多，都是政府给的。”刘翠珍很满意这样的收入，再过4年，等她满了55岁，她一个月还可以拿到800元到1000元的养老金。
如今，在新医改推行后的中国，像刘翠珍这样的乡村医生有超过100万名。他们是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体系的“网底”，承担着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他们同刘翠珍一样，也在经历着人生的变化。
2011年，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在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前实现了全国覆盖，至此，在中国所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再有基层医务工作者还能靠药品创收，几十年来“以药补医”的痼疾成为历史。
没了“以药补医”，政府出钱购买村医的服务，发工资给村医，而为了让这工资“物有所值”，政府又推出激励机制——绩效考核。绩效工资制度在全国范围推广和落实，各地普遍建立了以服务数量、质量、效果以及居民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分配机制。
根据2011年上半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基层医务人员每月平均收入提高了600元。
在福建，除绩效工资以外，省级财政每年都会增加支出1亿元，对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按照人均每年36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在重庆，除实行国家规定的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考核之外，还规定医疗机构的院长、主任们的绩效考核结果与干部考核、职务晋升等挂钩，建立竞争性的用人机制；在黑龙江，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被调整至60%，设置岗位系数和考核系数，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刘翠珍的经历是基层医疗机构彻底破除“以药补医”现象的真实写照。
“有尊严、拿工资，谁还会‘以药补医’？”虽然刘翠珍说不清基本药物制度、政府补偿机制和绩效考核这些复杂机制之间的关系，但刘翠珍知道，医改让她有了职业的尊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养老金以及为村民服务的动力。
条件好，质量高，群众才肯来
大成桥镇卫生院是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普通乡镇卫生院，辖区9个村，服务群众32687人。
如果没有医改，这里会是什么样？
“风雨飘摇，举步维艰。”大成桥镇卫生院院长谢文龙用这八个字来形容。
基本医疗设备设施简陋，技术力量薄弱，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2009年，由于雨水过多，大成桥镇卫生院所在地发生了地质塌陷，住院楼的梁柱竟然断裂了，墙壁裂开了大口子，随时会垮塌。万般无奈，卫生院被临时安置到了大成桥镇政府内，“连办公的桌椅板凳都凑不齐，病人当然更不愿意来。”谢文龙说。
好在，有了医改！
“现在，我们是宁乡县乡镇卫生院的样本，是全市设备设施最好的乡镇卫生院。”谢文龙说。新的大成桥镇卫生院，有标准的中心供养系统、有完善的护士站呼叫系统，还有便利的信息平台，病房里更是电视、空调、卫生间一应俱全。
新的人事管理制度，也让谢文龙颇为满意。医改以来，大成桥镇卫生院实行了全员公开竞聘上岗，合同制管理，又实行了工资绩效考核制度。
医生不再端着“铁饭碗”，通过区域调剂，一些优秀人才也能流动到这里。由于实行了基本药物制度，以药创收也不复存在，工资高与低，全看个人的工作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
“有了工资做内驱动，不用我催，个个都积极着呢！”谢文龙说，“我们的病例合格率从70.1％提高到了91.2％，处方合格率由75％提高到了94％！”
有了好的硬件设施，有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病人才肯来。
2012年1月至3月，大成桥镇卫生院的门诊量为4940人次，同比增长了23％，住院664人次，同比增长了71％。
大成桥镇卫生院不是中国唯一从医改中受益，又以优质服务反哺群众的卫生院。
三年医改，中央投入430亿元，支持了2233所县级医院、6200多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5万多所村卫生室的建设；投入130多亿元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购置；投入41.5亿元，支持了238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为了增加下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全国有2788个县（市、区）完成了乡镇卫生院编制核定，共核定编制数114万多名，比改革前增加了29.9%，竞聘上岗、绩效考核工资也随之实行。
这些数字谢文龙都有所了解，但这些还不是谢文龙看到的医改。
在谢文龙眼里，医改，是看得到的卫生院新大楼，是让他省心的人事管理制度，是老百姓的好口碑。
10. 标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制度创新是此次医改最大亮点
媒体:人民日报?2012年04月13
链接：
http://www.chinanews.com/jk/2012/04-13/3816995.shtml
主要内容：
日10:15来源：参与互动(8)0改革不仅需要加大投入，同时也要善于用投入来推动改革，建立新的体制机制，用新体制机制来保障改革成果。只有将增投入与建机制结合起来，才能使增加的投入换来新机制，而不是固化旧机制的利益格局
在三年改革实践中，我国的医改确定了“三个基本”：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基本路径。这是探索破解世界难题中国式解决办法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
从百姓基本需求出发，我们首先改革薄弱环节——基本、基层。基层比较薄弱，基本需求可及性差。从基本入手，从基层做起，阻力小、见效快。三年改革取得了“四提高一降低”的明显成果，在基层结束了以药补医的历史，让老百姓从新机制中得到真实惠。
改革不仅需要加大投入，同时也要善于用投入来推动改革，建立新的体制机制，用新体制机制来保障改革成果。比如基本药物制度，刚开始实行时难以实施，并不是简单增加投入就能顺利推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必须实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综合改革，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来取代旧的以药补医机制，才能保障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其他改革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形成叠加效应。只有将增投入与建机制结合起来，才能使增加的投入换来新机制，而不是固化旧机制的利益格局。
制度创新是此次医改的最大亮点。制度创新包括制度设计和制度转型，制度设计要科学配套，切实可行；制度转型要平稳顺利，不引发社会震荡。制度设计是难题，制度转型是考验。为此，我们坚持先定方向，各地开展试点探索，然后总结经验，上升到政策层面在全国推广。这样避免了凭空想象、闭门造车，也能及时纠正和完善试点中的问题，对问题认识得更深刻，解决办法更有针对性，也更符合我国实际。由于在实践中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因此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政策不断完善，逐个破解了难题，实现了新旧机制的平稳转换。
“十二五”时期，改革的重心逐步从基层上移到县级公立医院，涉及到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改革的难度更大。今年是医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实施好“十二五”医改规划，需要我们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制度创新和重点突破，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顶层设计，动员人民群众、医务人员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把医改持续推向深入，造福人民群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日前在医改座谈会上说
11. 标题:盘锦：“一站式”医疗救助方便困难群众就医
媒体:新华网?2012年04月14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4/c_122978236.htm
主要内容：
７７岁的王庆文是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街道振兴社区低保户。今年２月下旬，他因患冠心病到当地一家医院治疗，住院两周花了６０００多元，他自己没掏一分钱，就医全程还有专人服务。
盘锦市双台子区在辽宁省率先实行“一站式”医疗救助服务，王庆文老人是其中一个受益者。
双台子区民政局社会救助办公室主任盖文华介绍说，这项服务旨在进一步解决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救助问题，它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相衔接，规定“困难群体到定点医院就医产生的费用，除去医保报销部分后，只要一年内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不超过１万元，则在医院治疗期间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如遇重大疾病，这个标准就提升到２万元”。救助对象是双台子区的城乡低保户等。
“从今年１月份开始试运行，４月３日与定点医院签订协议，正式启动了这项服务。”盖文华说，“一站式”医疗救助服务不仅给困难群众看病省了钱，还给他们就诊提供了便利，医院医疗救助办公室工作人员帮助完成挂号、划价、交款、排队取药、结算过程，并提供专诊室接诊、专线电话咨询服务等。
据了解，当地正式启动“一站式”医疗救助服务以来，短短１０天就有７０多人享受了此项服务。
12. 标题:昆明民间资本办医调查：资本方随时准备抽身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2年04月11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1/c_122963099_2.htm
主要内容：
引入社会资本、扩大医疗供应主体是解决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路径。但这一实践实现起来，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2012年3月，昆明市迎来了卫生部委派的评估专家，后者来检查昆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情况。
一年前，昆明市被列入卫生部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随后公布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引入社会资本办医，具体选定昆明市属三家公立医院改制试点。
按照计划，昆明市在2010年底引入社会资本，基本完成对三家市属公立医院的改制，但是改革的难度显然超过了预期。目前，改制完成的昆明市口腔医院(以下简称市口腔医院)矛盾重重，昆明市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市儿童医院)未找到投资方。从上到下欢迎改革的只有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院)。该院院长李立说，稳定归功于该医院的改制是“小步快跑”“老人老办法”，并未触动老医院人员的利益。
卫生部高层亦对改革难度有所察觉，2011年卫生部官员曾来昆明视察，并留下了一句评价，“昆明做得很好，但是推广起来有难度。”
不过，昆明市卫生局局长许勇刚很乐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尽管有各种问题需要解决。”
引入社会资本办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中对此提出了明确目标：到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和服务量将达到总量的20%，目前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
多元化选择
从2008年到2011年，昆明市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增加了80%，不过，上述投资远远不够，与全国情况类似，昆明市三甲医院110%？?120%的病床使用率，意味着至少有10%？?20%的病人不得不住在走廊里甚至压根无法及时入院。而并不富裕的财政，倒逼昆明市做出了多元化办医的选择。
2010年5月，昆明市印发了《昆明市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实施方案(2010－2012年)》(下称《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明确了多元化办医的路径。
对这一方案，许勇刚的解读是昆明多元化办医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多元化办医首先能缓解医疗供应紧张的局面。同时，引入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社会资本后，能够激发公立医院的活力，实现良性的竞争。
一直以来，对公立医院改革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市场派”和“政府派”。立论基础则是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定性——医疗卫生服务到底是必须由政府财政埋单的公共产品，还是其虽然具备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但整体看来，不过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一种。
强调医疗服务公益性的“政府派”认为，医疗服务就是公共产品，政府需要加大对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公立医院须占据主导地位。
参与此次昆明医改试点的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城投集团)总裁刘猛则认为，应该对医疗卫生的公共属性分层界定：疾病防控、带有救济性和福利性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重大医药科研项目，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应由财政来埋单。在此之外，医疗服务业就是第三产业的一个门类。
刘猛用他所熟悉的房地产打比方说，在整个住房体系中，既有体现福利性的保障房，亦有推向市场的商品房，整个医疗服务的供应必须是多元化和差异化的，惟有如此，才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
基于财政紧张的现实考量，昆明市对于社会资本办医持鼓励态度。就改制重组而言，上述《公立医院改革方案》则提出了具体路径：按照保留存量、引进增量、增资扩股的模式，实行股份制办院，建立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
此次改革的难度并不亚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许勇刚说此次改制的原则之一力求稳定，昆明市2010年5月下发的《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昆明市公立医院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对改制设置了种种前提条件，比如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保留所有“老人”事业单位身份和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等。
上述办法的初衷是尽量减少适应了事业单位体制的医院人员对于改革的惶恐，给改制清除障碍，这种必要的求稳思维在三家医院的改制中作用显著，但改制的具体情况显示，上述措施并非万全之策，比如保留事业单位编制，就与社会资本进入后减员增效的改革目标相悖。
普遍的担忧则是，“事业编制身份还能持续多久”。事业编制意味着旱涝保收，意味着更高的退休工资——一位后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口腔医院的员工退休后能拿到3000多元的退休工资，而昆明市普通企业员工的退休工资仅为1000多元。
一位在改制后从普通医生提升为院长助理的男医生，曾经作为改制的受益者对未来有颇多期待，但是现在亦对通策方怨言满腹。怨言之一是，2010年说服他们接受改制的时候，卫生局领导和通策方人士都给他们描绘了无比绚丽的未来——他们将成为云南省的连锁口腔医院，医生收入能够轻松达到几十万。
但他失望地发现，改制并未让医院的业务量大幅提高，从周一到周五，摆满牙椅的病房依然略显冷清，病人的数量还没有医生护士多，到了周末，病人才会增加一些。
种种矛盾最终在2011年9月引发了一场并未成行的“准罢工”，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罢工骨干之一的一位科主任不得不离开了口腔医院，通策管理人员则在内部讲话中把部分医院老员工称为“害群之马”。
软罢工之后，卫生局曾派人组织了一场对话，但是对于前者提高待遇的要求，通策管理方和卫生局人士并未答应，通策医疗总经理、昆明市口腔医院院长傅其宏说，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体现劳动价值，多劳多得，就是要拉大收入差距”。
昆明市卫生局局长许勇刚亦有类似看法，“这些都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改革的大方向不会变，大趋势是好的。”
地位不平等
许勇刚坦承，由于昆明市公立医院改革属于先行先试的探索，因此存在诸多模糊地带亟待政策的明朗化，比如很多政策和其他部门的法规没有兼容打通。此外，对于如何评判昆明市医改的成败得失亦有颇多争议。
比如，如何判断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以市口腔医院的改制为例，在2010年进行资产评估时，对市口腔医院的固定资产的评估价值只有3314.74万元，但改制之后，仅仅靠闲置的10层楼房出租，一年租金即达300多万。按此测算，估值仅十年租金之和。
此外，也有部分医护人员指出，市口腔医院的品牌价值并没有在最终的资产评估中得到体现。
不过，傅其宏并不愿意对此评论过多，因为，“这是由第三方来评估的”。
事实上，在公立医院引入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医院的品牌价值如何评估普遍没有得到解决。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昆明医学院和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谈合作时，就医院品牌价值如何评估并未达成一致，“更为普遍的状况是，因为过去也未对医院品牌价值做过评估，所以干脆不评估了”。
市一院选择国有企业云南城投集团的原因之一就是避免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最多是国有资产流动，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刘猛说。
资本方的另外一个担心则是如何回收投资。在市儿童医院的改制过程中，曾有多家民营资本来洽谈合作，比如万达集团、泰国正大集团等等，但是谈判最终都告流产。
一位投资人士说，资方的担心之一是，注册为营利性医院，意味着必须租用办公楼或者按照招拍挂的价格买地，这块投资动辄上亿；注册为非营利性医院，还意味着不能拿走分红，医院的利润只能作为发展基金再次投入医院。这样资方无法收回成本。
按照昆明市的规定，“非营利性医院的用地，可申请划拨或政府土地零收益以协议方式出让。”但是由于拆迁成本比较高，按较低价格出让土地相当困难。而如果申请划拨用地，则面临产权困境——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土地上所有固定资产归属土地所有权人所有，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不具有完全的处置权。
刘猛的困惑则在于，实行了“新院新办法”的北市区医院，并未取得和公立医院同等的“国民待遇”。
区别之一在于，云南城投集团的投资“是要回收的，公立医院是差额拨款，亏损了有政府兜底，这是本质的差别”。其次，政府只对公立医院有补贴，而包括市一院北市区医院在内的其他非营利性医院，没有人头费等补贴。
此外，公立医院具备的事业编制优势，也对北市区新医院的人才招聘带来困难。目前，昆明市已经实施了多点执业制度，医生最多可以在三家医院就医，具备多点执业资格的医生达到1500多名。但是上述医生多数不愿意放弃公立医院的事业编制身份，一般把公立医院的工作当做主业，其他医院的工作作为兼职。而北市区医院没有事业编制名额，所以，除非提供比公立医院高得多的薪水，否则很难招收到足够多的优秀医生。
对于试点的风险，刘猛做了足够的预估。“公立医院改革的前景很不明朗，而且争议很大。我们在试水，随时准备抽身而退。如果改革后退，我们风险很大。”
但基于云南城投集团的国有性质，刘猛认为他们的风险比民营资本要低一些，“与政府的谈判能力更强”，尚属可控之中。最坏的情况就是替政府做了个BT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移交)，保本微利，投资建成后把医院卖给政府。
与外界对于昆明市多元化办医的热炒不同，许勇刚认为昆明市的公立医院改革并未超越边界，“卫生部提出公立医院主导，其主导地位在昆明是现实情况，未来也会是公立医院主导”。昆明市公立医院提供了80%的医疗服务，而全国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90%以上。
不过，云南省卫生厅前厅长陈觉民的提法则更为激进。陈觉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立医院主导的意思是指有话语权，并不意味着公立医院成为主体，非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至少要占到50%左右，“才能对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产生冲击，真正的实现竞争”。
13. 标题:中国医患冲突逐年递增“暴力维权”难题待解
媒体: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04月11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1/c_122963089.htm
主要内容：
求解“医患困境”
中国当下的医患关系，在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的，也是很差的阶段，而近期出现的恶性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医患矛盾的根本解决，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维权；同时从根本上破除以药养医的积弊，重建医患之间的良好互信
17岁的患者李梦南用一把刚买的水果刀，刺向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办公室的医生们。
3月23日，这起导致一死三伤的血案震惊全国，亦让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4月2日，参加博鳌论坛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了此案，他说，近日发生的“患者杀死医生”事件不是医患关系的问题，而是犯罪，改善中国医患关系关键是把沟通机制搞好，但根本是要改革“以药养医”的制度弊病。
2011年8月，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提出：有70.67%的医师认为，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医疗纠纷、工作量大以及患者的期望值太高。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医患冲突，超过一半的医师认为社会对医师存在偏见。
医患冲突逐年递增，且越来越没有预兆地发生。矛盾的激化，反过来影响着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而冲突的演变以及解决的误区，更呼唤社会对其理性反思。
危险的医生
血案中的遇难者王浩是一名实习医生。在他过世5天后，那份翘首企盼的香港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到达，可惜28岁的王浩未能亲见。小他11岁的行凶者李梦南出事前正在读《年轻人如何适应社会》等工具书。
两个素未相识、生命里没有任何交集的年轻人，却在医生办公室的首次相遇中强烈冲突，李梦南手中的那把水果刀，狠狠刺向王浩的颈动脉。此案之后被公安部门定性为凶手属于“激情杀人”。
这正是目前医疗关系中呈现出的新变化。案件发生后，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的创始人李天天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医患纠纷已从最初易见的语言暴力，转变为近些年频繁发生的身体冲突、恶性报复，直到今日猝不及防的突发暴力事件，而理性合法地解决矛盾迫在眉睫。
“以往的医患纠纷有所预兆，比如患者反反复复来找，能让大家感觉到要出事、有所预防；而现在的冲突事故，却让你没有丝毫准备，可能直接导致伤亡”，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与维权部主任邓利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如果突然闯进一名陌生人，或是病人、家属离自己过近，本能意识之下身子先是向后退一步”，北京某知名三甲级医院主任医师说。而上海医院的一些医生为防万一，甚至随身带着防狼器、辣椒水；广东一些医生在刚上班就接受培训，熟悉着关键时刻可以躲避的逃生通道。
据卫生部统计，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从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例数量来看，纠纷逐年增加，今年与同期相比增加了38%。通常规律，每年两会期间是医疗纠纷的高发期。
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所做的《中国大陆恶性医患冲突10年案例简编》中，从公共媒体报道中挑选了100个案例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9年底，医患冲突案例呈递增态势，其中2009年发生冲突事件达15例。而2000年至今的12年间，全国公开揭露的被患者杀害的医生多达14人，而伤者人数更无法统计。
哈尔滨“3?23”血案过后，某门户网站转载此事，在6161投票人次中，有65%的网友在“读完这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医学界人士看来，这是对死伤者与医护人员的二次伤害。
“目前的医患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也是很差的阶段，”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毛一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也无法想象行医治病的专业人士和被治疗者会有这么不信任。在种种矛盾不断激化、政策舆论导向的错误引导下，医患关系一路恶化走至今日，非常令人失望和担忧。”
医患溯源
历史上的医患关系如何？据李天天介绍，现代医学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医也有个别医患纠纷，但群体性事件鲜有听闻。
建国以后，医患关系随着医疗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变化，也发生着历史变迁。在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农民首创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从试点到逐步推广，还催生了另一个新生事物——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赤脚医生”队伍，在全国各地得以成长与壮大。
这一时期虽然医疗资源匮乏，但医患关系仍维持着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双方处于相互信任状态。邓利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医患冲突事件鲜有发生。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医患关系开始有所分化。城市职工可以报销看病，而偏远地区的农民依赖者赤脚医生和医疗合作社，即使如此，“医生被尊重”的传统也没有被打破，医患双方的契约与信托关系也尚未瓦解。
最大的转折发生于1990年代末期。原本由政府包办、补贴的公立医院自1997年后开始变革，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减少，医院需要自负盈亏，而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
邓利强表示，这次改革导向是“多干多得”，而且医院还要用“多干多得”发展自身，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削弱，“商业化”色彩渐浓，甚至出现以药养医现象。在此背景下，传统医患关系开始僵化，纠纷数量也逐年攀升。
被忽视的细节
如同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多冲突往往始于一些被忽视的细节。
医患双方的沟通问题，往往是纠纷的导火索。但这一问题鲜为人注意，现实中，接诊量超负荷导致着一部分医生无暇与患者充分沟通，甚至态度懈怠，这为医疗纠纷埋下伏笔。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等问题，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医生从8点开始接诊病人，中午12点无法准时下班，一上午要接诊50多人次。没时间上厕所，没时间喝水，病人也觉得没时间跟他讲话”。
与沟通不畅相反，在“看病贵“的环境下，患者对医疗往往抱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忽略了医疗风险这一常识。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到了医院就能药到病除的观念还没改进，社会公众对医学常识的缺乏，再加上一些专家可能出现的大包大揽，缺乏足够的沟通、解释，让世界上都公认的医疗风险很容易被忽略”。
制造哈尔滨“3?23”血案的李梦南，患有的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缺陷的慢性疾病。据北京医学专家介绍，此病是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根治办法，仅能通过药物控制病情，而院方是否就病情及时、如实与病者沟通，尚不清楚。
对此，哈医大一院相关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愿再回应。而部分媒体缺乏专业常识或者舆论导向倾斜的报道也被指“加剧”了医患之间不信任关系。哈尔滨“3?23”血案之后，行凶者李梦南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医生不了解他多次求医的辛苦，一时冲动犯下大错。他的那句“我不应该滥杀无辜”成了此后某媒体的新闻标题。
“这个标题让人感觉很别扭，王浩等人非接诊大夫是无辜的，所以不该杀。那是不是‘有责任’的接诊医师就应该被杀？”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毛一雷对此十分担忧，近些年来，类似的报道无意之中使医患双方关系激化，这一现象需要反思。
毛一雷说，在这一案例中，医生与患者都是受害群体，没有绝对的强势与弱势之分。“患者不理解医生们的苦衷，就痛下狠手，而最终在舆论中却被同情，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双方都没有赢家，医患双方都将输掉”。
“暴力维权”难题待解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近年来，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医疗损害责任以及索赔有了更明晰的法律依据，但由此滋生的“职业医闹”也助燃了医疗纠纷。
通常，“职业医闹”明码标价，由患方雇用，负责在医院用各种形式闹事，或者专门负责哭和喊话，“市场价”是每小时5元钱，得到赔偿后另有“赏赐”。他们穿梭于各家医院中，寻找可以“合作”的伙伴。一些本来不想闹的患者家属，在这些人的挑拨下又仿佛看到了希望。而今医疗界的一句顺口溜就是“要想富、动手术，手术之后告大夫”。
而在经营压力下，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院往往处于行政上维稳需要，在责任尚未厘清的情况下，选择“赔付”息事宁人，这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患者有事就闹的心理。
邓利强表示，目前的医疗环境还在不断恶化，但实习医生王浩的血不能白流，更不应让以暴力维权现象继续下去，社会应该呼吁理性维权。
十多年来，中国医师协会一直呼吁着《卫生法》立法，为一直无法切实解决医疗纠纷、“医闹”问题，出台《卫生法》这部母法。邓利强还认为，医疗纠纷中的评价体系应当改善，回到“专业人士评价专业问题”的基本点，“这是全世界的通例，虽然也容易被外人质疑，但绝对不能说是开车的出了问题，由开轮船的来评价”。
此外，第三方调解与司法诉讼一直是解决医疗纠纷的理性路径。去年1月1日实施的《调解法》为第三方调解提供了法律保障，北京市将原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更名为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这家免费的调解机构，如果协商还是不能解决纠纷，便可以上诉至法院。
业内人士看来，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新尝试。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4. 标题:北京6家医院试点按病种付费均“盈余”引发争议
媒体:中国新闻网?2012年04月11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1/c_122963092_2.htm
主要内容：
北京按病种付费：超高“盈余”的困惑
医疗改革需要漫长的磨合和多次试验，一次性到位的理想显然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用按病种付费等先进的支付制度，来替代按项目收费的方式，被卫生部部长陈竺确定为祛除公立医院以药养医毒瘤的药方之一，这个药方已经在美国和德国取得了“好疗效”。
按病种分组付费，是一种打包付费制度，主要是根据患者年龄、疾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病症严重程度以及疗效等多种因素，将诊断相近、治疗手段相近、医疗费用相近的住院患者，分入若干病组予以定额付费。与之前普遍实行的按项目收费模式相较，按病种付费最大的好处是倒逼医院和医生从以往过度诊疗的扭曲状态向正常状态回归。
如果把医院比作餐馆，由于医疗服务专业门槛较高而导致信息不对称，点餐权实际上由伙计(医生)行使。按项目收费模式下，点一盘菜给一盘的钱，同时，伙计收入与餐馆收入挂钩，诱导伙计给顾客(患者)所点菜品有时远超实际需要。而按病种付费相当于自助餐，就餐费用定额，伙计和餐馆都不愿意给患者送去过多菜品(过度诊疗、多开药、多检查)。
作为卫生部17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联系城市之一，北京市在六家医院推动了按病种付费的试点改革，在试点半年中，争议一直未能停歇。
争议的核心之一是，付费标准是否合理。《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一份数据显示，在北京六家医院的试点过程中，实际诊疗过程中将所做项目按发改委定价计算，其费用远低于之前确定的按病种付费的标准(以往同组病例费用的平均值确定)，两者差值被称为“盈余”，其中一家试点医院后者比前者高出了76%。
“六家医院都是‘盈余’，这是否意味着按病种付费确定的付费标准过高？”某试点医院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过，他也承认，由于上述“盈余”是与按项目收费相比，而按项目收费的总额与诊疗项目数量和每个项目的具体定价相关，在目前很多项目的定价远低于实际成本的前提下，从财务角度考量，该“盈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利润。
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这或许恰恰证明，在按病种付费机制的倒逼下，医生过去过度诊疗、过度开药的扭曲状态正向正常状况回归。
该试点的推动者之一、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北京市人社局)副巡视员张大发并不担心，“现在是问题暴露的时期，解决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十年落地
按病种付费的基础是建立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RelatedGroup，简称DRG)系统，在此分类基础上，才能对各种病例确定付费标准。
2003，来自北京卫生局、社保部门和医院等机构的多名人士，组成了“北京诊断相关组与预付费研究项目组”(下称“DRG项目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医保办主任、北京DRG项目技术组总负责人胡牧也在当时加入项目组。
实际上，基于DRG的按病种付费在国外并非新鲜事物，并在多个国家取得成功。2007年，德国在所有医院中推广DRG，实行按病种付费。德国之前的DRG试点效果显著：750家医院的平均医疗费降低了35%；平均住院时间降低了30%。
不过，在随后的近十年中，胡牧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北医三院做DRG培训时，下面的医生哄闹着赶他下台。DRG使得具体病例的诊疗费用明晰化，让“医院和医生脱了裤子跳舞”，而在此基础上的按病种付费，可以有效控制费用。医生和院长认为他“胳膊肘往外拐”，并不稀奇。
2008年，北京版DRG艰难诞生。但这一研究成果真正被用于支付环节，却要等到2011年。
在按项目收费的支付方式必须改革的共识之下，摆在医院面前的选择并不多。可供替代的付费方式包括按病种收费、总额预付等等。总额预付虽然在控制费用上更为有效，却是一种更为粗糙的付费制度，在上海的试点也遭遇到了重重困境。最终，按病种付费更受院长们的欢迎。
2011年7月18日，由北京市人社局、卫生局、财政局和发改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按病种分组付费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本次试点仅选择北京所实现的650个DRG分组中的108组，而范围则覆盖北京市所有参保人员。
按照“定点医院申请、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原则，北京市确定了第一批的6家试点医院，包括北医三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北大人民医院)等。
随后，由北京人社局、卫生局、财政局、发改委和试点医院共同讨论DRG推行的具体方案。方案中争议最大的，是如何分级确定付费标准，因关涉自身利益，医保部门和医院方都相当谨慎。
知情人士透露，有人曾建议先制定临床路径，再据此进行成本核算，在获悉医院真实的医疗服务成本基础上，确定付费标准。而这一建议落实的必要条件，就是争取让发改委调整过低的定价，目前很多医疗项目定价低于成本价。
比如，某试点医院阑尾炎手术的费用为234元。做一台这样的手术需要8个医护人员工作一两个小时，平均一个人一小时的酬劳还不到30元
当时，卫生部门人士对该建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卫生部门人士认为，在目前医疗卫生矛盾突出的前提下，发改委调高医疗服务价格，使其“回归真实成本”的难度太大。
最终，各方最后达成的妥协是“承认现状”，默认过去按项目收费模式下的医疗服务实际收费是合理和必要的，对不合理的费用结构和费用水平均暂不作调整，类似餐馆计算出过去顾客就餐的平均餐费，据此平均价确定自助餐价格。承认历史的好处在于，来自各方的阻力最小。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以往过度医疗的扭曲状况，一方面是因为医生和医院为了获取更多收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必选的医疗服务项目定价过低，为了维持收支平衡，伙计(医生)不得不给顾客(患者)多点一些不必要的但是有利润的菜品。
这与其他省市按病种付费的试点状况并不相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屈谦根据重庆梁平的试点检验，曾提出建议，可以依据前三年80%的单病种病人住院人均费用，并以此作为费用打包定价参考。
经过各方妥协达成的共识在北京版《通知》中得到了明确：“定额标准采用社会平均成本法确定。即按我市2010年基本医疗保险定点三级医疗机构诊治同一病种分组医保患者、实际发生的符合我市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次均费用测算。”
目前，在北京六家医院试点过程中，按病种付费仅仅用于医保支付环节，在前端的患者支付环节，仍然沿袭传统的按项目收费模式。
超高盈余
但是争议并未伴随试点的启动而停止。
试点启动后，院长们开始担心，各病种实际花费降低后，费用定额是否会随之下降。张大发就此承诺，如果2011年的平均费用降低，医保将仍按2010年的费用水平支付。
另一争议则是目前确定的具体的付费标准是否过高。其中一家试点医院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22日，该医院按病种付费结算接近400例，其中“盈余”270例左右，亏损117例，例均“盈余”1600元左右，“盈余”比例16%左右。
该医院还不是“盈余”最高的一家。《中国新闻周刊》独家获取的另外一份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23日，六家医院普遍存在“盈余”状况，其中最高的一家医院“盈余”比例达到了76%，另有三家医院的“盈余”比例超过了20%。
胡牧对此的解释是，可能是医院在施行了按病种付费后，医生过度诊疗的扭曲状况往正常回归，多开药、多检查的现象减少，住院天数下降，不必要的医疗服务项目减少。而目前实施的按病种付费标准，实际上反映的是过去按项目收费模式下、过度诊疗情况下的平均费用，所以这恰恰证明按病种付费取得了成效。
此外，胡牧认为，截至3月份，六家试点医院的病例数才达到5000例，而按照国际惯，病例数达到20万例才有样本意义，“现在说过高有点太早了”。
胡牧的解释并未说服上述医院知情人士，“按病种付费刚开始实施，不会这么快改变医生的临床习惯”。
他分析了出现“超高盈余”的原因，可能是当初采集的数据样本有问题，也可能是分组逻辑有问题，抑或是医保信息系统有漏洞。
在卫生部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需要把原本相对随意的病历按照规范的编码语言进行“翻译”，随后进入数据采集系统。
上述知情人士发现，翻译过程的错误率很高，“有时高达70%”。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有个良性的乳腺瘤被错改成乳腺恶性肿瘤，“数据库的很多信息不准确，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分类付费标准又怎么可能准确呢？”
而医保信息系统同样存在漏洞。理想状态下，在医保支付环节，纳入108组病种试点的病例必须全部按病种付费进行计费。
这意味着与医院对接的医保系统必须有一个强制的筛子，“只要是试点病种的，必须强制扔过去，这样才有试点意义”。
但是现在的医保信息系统在这一环节并不具备强制性，“对于纳入试点的病种，医院可以选择扔还是不扔。在利益驱动下，医院可以权衡，按项目付费划算就继续按项目付费，按病种付费划算就按病种付费，这种情况下，未来按照试点得出的数据和结论都是不客观的，试点的科学性在哪里呢？！”上述知情人士反问。
不过，胡牧却并不着急，他的设想是第一步让医保信息系统打通，让试点真正启动，在试点中逐步解决问题“德国的试点也是一步步来的，也出现过各种问题，现在很成功”。
亟须政策配套
当初刚进行相关研究时。胡牧曾乐观地估计，五年内中国就能移植德国的成功经验。现在，体会了其中甘苦的胡牧认为，中国和德国的差距不止五年十年，大环境和思想观念差距巨大。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熊先军同样认为，实施按病种付费，需要几项配套制度的同步改革。
比如，按病种付费的改革启动之后，如何调动医生积极性？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对此并不担心。作为北京第一家申请DRG试点的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的诸多举措已为按病种付费改革做好了铺垫。
北大人民医院花三年时间完成了该院医生的薪酬改革。过去，由于医生的收入跟科室的收支结余挂钩，一些医疗项目在定价环节上被管制过少、价格相对较高的“好科室”与“坏科室”的平均收入差距达到了7倍以上。
由于儿科多数项目定价在上世纪90年代确定，当时的定价未能考量人力成本和折旧成本，很多项目定价低于成本价，属于典型的“坏科室”。彼时，儿科主任一见到王杉就抱怨，儿科“又忙又累又没钱，太不公平”。
针对上述种种弊端，王杉的对策是，外科的奖金主要考核总手术人数，以及主要手术人数；内科主要考核总出院人数与主要疾病出院人数，“改革之后，把诊疗效果纳入了，你给病人看病又好又快，你的收入就高，否则就低”。
当初改革的阻力很大，不过改革之后，北大人民医院的医生收入普遍提高，所谓的“好科室”与“坏科室”之间的收入差距被降到了3倍多，“现在儿科主任一见我，主要在谈学科发展和扩大规模”。
王杉说，“这样的绩效考核与按病种付费实现了顺利对接，都强调诊疗效果，而不是多开药多检查”。
此外，熊先军认为，与德国不同是，就北京的六家试点医院而言，在108组试点病种中，其在患者支付环节仍然采取的是按项目收费的模式，而后端医保支付环节则是按病种付费，“这一点存在冲突，一项服务不能有两种价格收费方式”。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刘帆刚从德国考察回来，他认为按病种付费的改革是系统工程。在德国，包括医保方、医院方、病人的三方协商博弈机制已经建立起来，而在中国行业协会力量弱小，谈判协商的机制在全国并未真正建立。
这一试点的前景还取决于相关部门是否支持。多位参与试点的人士担忧，在积极推动这一试点的相关官员退休后，北京相关部门对于按病种付费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相反更看好总额预付模式。
不过，张大发并未承认一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北京按病种付费的试点情况进行信息的汇总和分析，“种种暴露的问题，会在以后的试点中逐渐得到解决”。
15. 标题:北京试点“医院不良事件调查”减少负性事件
媒体:北京晨报?2012年04月16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6/c_122984633.htm
主要内容：
今年以来，各地相继发生医生遇袭事件，将医患关系问题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昨天，在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召开的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本市医院与澳大利亚医疗卫生机构联合开展的负性事件调查，已在顺义区医院试点，并首次引入澳大利亚医疗质量评价标准。
顺义区医院质量管理中心主任杨金强介绍说，负性事件是指患者所受的损害产生于治疗过程中，并非产生于病人自身疾病，又叫做医源性损伤，比如因医院管理问题造成的意外感染。该医院自2010年底开始进行负性事件调查统计，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医院负性事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是负性事件中50岁以上患者较多。第二是住院超过13天的患者较多。其原因比较复杂，医院正对此进行分析。另外负性事件比较容易在手术等创伤操作中发生。对此，医院开始加强在急诊、重症监护病房等部门布控，对医护人员严格培训，以减少负性事件发生。
杨金强还说，澳方的调查问题非常细致，包括医院管理的各方面细节，比如病房有无淋浴、检查排队时间是否过长等。
据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梁铭会介绍，医院负性事件就是国内常说的不良事件，目前国内医院尚未形成负性事件报告的氛围和习惯。梁铭会说，澳大利亚有2000万人口，一年负性事件报告有100多万件。而我国有13亿人口，每年负性事件报告却只有2000多件。
梁铭会表示，进行负性事件调查研究，有利于医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保障患者安全。
16. 标题:医改在京农民工纳入职工医保新政策有待全国统一
媒体:新京报?2012年04月12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2/c_122969175.htm
主要内容：
4月起，北京市的外地农民工全部纳入城镇职工医保。缴费、待遇与城镇职工一样。
不过，相比北京市此前的医保政策，农民工从不缴费变为需缴一定的参保费，所在的企业也提高缴费额度，对企业和农民工来说，这笔账是否划算，成了农民工能否加入职工医保的一道坎儿。
程志强，22岁，一家民营公司的保安。之前，程志强从未听说“社保卡”。
按照北京市针对农民工的医保新政，从4月份起，在京农民工全部纳入职工医保，缴费待遇与城市职工一样。
这其中包括，为参保农民工发放社保卡。
程志强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心里面有些高兴，但是疑问也不少。“好像我们也得交不少钱？如果要交太多，那还不如不办了。”
农民工纳入北京职工医保
实际上，程志强此前也有医保。
2004年，北京市出台政策，明确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医保制度，即“大病医保”。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医保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制度规定用人单位按一定比例缴纳参保费、农民工本人不需要缴费。保障农民工住院医疗的大病支出，门诊治疗不列入报销范围。
程志强所在公司也为他参保了“大病医保”。他若有大病住院、且达到起付线时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按照北京新出台的医保政策，从今年4月起，一旦他加入了职工医保，则可以享受门诊报销的待遇。感冒发热之类的病症、诊疗费用累计达到起付线，就可以报销。
与以前区别的是，程志强自己需交纳一定的参保费用。
“农民工缴纳的钱也是他们自己的。”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医保处工作人员介绍，按照职工医保制度，个人缴费存放在个人账户中，可以累计。达到一定累计年限（男为25年，女为20年），就可以在退休年龄以后享受退休医保待遇。
2004年的“大病医保”农民工不缴费，也不建立个人账户，自然没有累计缴费年限。这种医保不考虑长远的保障。
按照北京市人力社保局预计，目前全市有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约150万，4月医保新政推出后，150万农民工加入职工医保，医保待遇有望与城镇职工一样，可选择4家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可领到社保卡，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
“是件大好事，但阻力不小”
对于这个医保政策，程志强第一个反应是，“能有这么好吗？”
他更关心两件事儿：自己要交多少钱，能获得多大的保障。
不光是他，其公司人力资源专员林园也想算清楚这笔账。
这个大约有200名员工的民营公司，聘用农民工有10人，像程志强这样的保安5个。
4月5日，公司例会上，林园提到是不是要给农民工上医保，而老总没有给出明确指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个模棱两可的指示，林园她心里明白，老板是在顾忌人力成本的提高。
参照北京市最新公布的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4672元，纳入职工医保后，农民工缴费工资基数按最低的2803元计算，每月缴纳的医保费为339.4元，其中用人单位缴纳280.3元，个人缴纳59.1元。
那么一年下来，公司需要为10名农民工缴纳33636元，而农民工自己需要缴纳709.2元。
而此前的“大病医保”，用人单位每月为农民工缴纳28元的医保费，公司每年只需为10个农民工缴纳3360元医保费。农民工自己，则不需要缴纳费用。
“支出几乎成了以前的10倍。”林园给出的结论却是，“不好办。”
而对于农民工本人来说，以前不需要交钱，现在却要每年拿出700多元，这些钱对他们来说也不算小数字。
程志强听到这个直摇头，“参加个医保还要交这么多钱？”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医保处工作人员坦言，由免费到需要承担一定费用，需要一个心理上转变的过程。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孙彦4月5日表示，对于农民工来说，“社会保险强调的是一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模式。”而对于企业来讲，为农民工参保则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孙彦认为，为农民工参加职工医保，短期看企业负担会有所增加。但是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了保障，可以更好地为企业工作，“这也是一个隐性的投资。”
尽管如此，企业突增的支出，可能让政策实施遭遇一定的阻力。
林园介绍，他们公司人工成本每年约为110万，每月社保费占到了人工成本的约30%。
按照北京市政策，今年元旦起，非京籍职工可享受生育保险，公司为此已增加了每月约1万元的社保费。如果再为非京籍农民工缴纳医保，又是一笔支出。
清华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也担心，农民工加入职工医保，虽是一件大好事儿，但可能短期内会遭遇一定阻力。
对于新政如何执行，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新政具有强制性，用人单位4月起例行申报时，就需要申报农民工参保缴费工资，如果不按时申报，社保中心将提高其缴费工资，按照该单位上月缴费额的110%确定2012年度社保缴费工资。
新政与新农合“打架”
在老家参加新农合，如今还在北京参加职工医保，陕西籍农民工李鹏博有些糊涂，以后生病应按哪个政策报销？
3月29日，李鹏博介绍，早在四五年前村里统一组织参加新农合，尽管他外出打工，但是每年还是会让父亲帮他参保。
按照官方提供的数字，目前我国新农合参保率已超过95%，基本做到了全覆盖。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胡务介绍，这两种保障制度各自分开，官方和学界都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重复参保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在少数。”
在重复参保的情况下，农民工交了两份保费，是否也能享受两种待遇？
对此，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医保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因为医保报销单据只能使用一次，从制度上讲，待遇不能重复享受。
李鹏博、程志强等人如果在北京参加职工医保，一旦需要医保报销的话，就要面临二选一的抉择。
两者待遇上也有差别。
以李鹏博为例，按照新农合制度，李鹏博在异地就医，也可凭相关单据回参保地的老家报销。但是新农合实际上也是一种“大病医保”，因此他只能报销大病的治疗费用。同时，异地报销一般都比本地报销比例低，仅在30%至40%左右，封顶线每年15万元。
而参加北京市职工医保，李鹏博不仅门诊医疗费（达到起付线）可报销90%，大病医疗报销也能报销85%，封顶线为30万元。
从缴费上比较，参加新农合，李鹏博每年需缴30元，而参加北京市职工医保则需每年缴纳709.2元。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建议在京农民工不用在家乡重复参保。因为按职工医保待遇，无论从报销范围还是报销额度上都比新农合要高。”
农民工入医保待全国统一
实际上，新农合与职工医保虽同属医疗保障制度，但是两者分属两个不同的制度设计。前者由卫生部主导，后者则由人社部主导。
另外，农民工纳入职工医保，各地政策不一。
“各地在设计农民工医保制度时，都不同程度的回避了与新农合的衔接问题。”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胡务说，“但这个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
据胡务介绍，有些地方不允许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参保新农合，但是全国的制度性安排还没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一些地方农民工重复参保也可以重复报销。
由于目前地方政策不一，各地如何衔接也存在疑问。
实际上一些地方从2003年开始，已进行农民工纳入职工医保的试点。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方案。
另外，就农民工群体来说，其就业流动性较大。
在各地政策不一的情况下，医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比较困难。比如，李鹏博加入职工医保后，如果他离开北京去深圳，深圳的农民工医保还是独立的，并没有与职工医保合并，去浙江，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
按照医保政策，参保人只有在达到一定的缴费年限时，才能在退休后享受退休医保待遇。
胡务介绍，如果各地政策不一，缴费年限计算也就很难实现。
“得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策，这样才能解决异地转移接续的问题。”胡务认为。而将此前五花八门的农民工医保模式统一并入职工医保，无疑是最可行也最必须的方案。“这既是社保法的要求，从制度上也最可行。”胡务介绍。
清华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也认为，最终统一并入职工医保是终极目标。
17. 标题:北京部分区县试点大医院手术小医院康复
媒体:京华时报?2012年04月12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2/c_122965448.htm
主要内容：
今后，在大医院做完手术的患者将被转至康复医院或二级医院的康复科。昨天，记者从卫生部门获悉，今年本市将在朝阳区等区县试点建立康复体系，部分二级医院已启动设立或扩建康复科的工作。
据了解，老年患者做完手术，康复期一般很长，一定程度上导致三甲医院的压床问题，影响等待入院手术的患者无床可住。本市今年将在西城区、朝阳区和石景山区等部分区县开展康复医疗服务体系试点。试点区拿出一家龙头医院，结合预约诊疗工作，将大医院、康复院及护理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效串在一起。
市卫生部门表示，试点康复医疗的二级医院，以收治脑出血、脑卒中康复期患者为主。
市卫生部门称，人口老龄化使康复需求大幅增加，打造康复院、康复科势在必行，将在满足老年居民社区康复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缓解本市住院难的问题，到2015年，本市康复床位将增加4000张。
18. 标题:北京两大儿科医院将出数招缓解就医难
媒体:京华时报?2012年04月10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2-04/10/c_122953537.htm
主要内容：
10年内，北京儿童医院的年接诊人次翻了一番，达到220万人次。首儿所的门、急诊量也逼近200万人次大关。昨天，记者从京城两大儿科医院获悉，其将分别通过延长高峰就诊时间、增加夜班医生数量、缩短检查等待环节等系列举措，缓解就医难的问题。
首儿所所长罗毅表示，上午4个小时内到院就诊的患者占全天就诊人次的47%，但夜间门诊只有两名医生值班，这样的状况已无法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对此，院方将根据不同级别出诊医生标准工作量，由门诊部统一调整、调配、安排相应出诊医生数量、级别和专业，尽量匹配每天不同时段门诊患者数量。
罗毅表示，将开设一周七天的输液复诊预约。患者每次到医院输液时，将不用重新挂号。同时，目前部分“人气较旺”的科室门诊已开放至晚9点，院方为了让患儿及家长少跑腿，将考虑延长医技检查科室的开放服务时间。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则表示，院方将为符合条件的患儿提前在试表处开化验单，让患儿在等待看病时完成检查。据他测算，通过这一改变，门诊流程简化两步，患儿就诊时间可缩短至128分钟，比之前节省36分钟。
倪鑫说，因为输液的患儿较多，家长占位导致输液患儿没地方坐的情况经常发生，输液区秩序存在一定问题，医院将就此推出标号措施，输液病人对号入座，同时增加6名引导员，把病人带到指定的座位上。
为满足病人看专家的需求，儿童医院从下周开始将特需门诊时间由下午4点延长至6点，并随时根据病人就诊情况延长门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