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期卫生动态：王安顺主持市政府常务会研究继续深化医改意见，北京成为“全国看病中心” 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北京试水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等。
信息目录
一、
第一部分：全国范围
1. 标题:用“中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一世界难题
2. 标题：大病保险试点年中启动 医改任务时间表敲定
3. 标题:暗藏“悬崖”的奥巴马医改
4. 标题:新医改未来的目标是创造医疗的公平性
5. 标题:医院回应两张处方事件 自办商业药房“系医改探索”
6. 标题:公费医改：谁在享受“超国民待遇”
7. 标题:医疗纠纷可在法院快速调解
8. 标题:医改要迎合银发社会的来临
9. 标题:广州医改新动向:利用医保政策推基层首诊
10. 标题:廖新波：医改，别忘了政府的基本责任
11. 标题:一线医生医改思考：自由执业是归途
12. 标题:商业健康险望全方位参与医改 高端医疗被看好
13. 标题:打破“以药补医”怪圈 三明市医改变化明显
14. 标题：捋捋非正常链条
15. 标题:公立医院在新医改中面临困境分析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6. 标题:王安顺主持市政府常务会研究继续深化医改意见
17. 标题:北京成为“全国看病中心” 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
18. 标题:北京试水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
二、详细分析
1. 标题:用“中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一世界难题
媒体:光明日报?2014年06月08日
链接：
http://news.hexun.com/2014-06-08/165486426.html
主要内容：
壹 “高费用”“低效率”是传统健康管理的通病
人口老龄化、慢性病的高发、医疗负担重等，迫使健康理念从“如何消除疾病”向“如何维护健康”转变，服务模式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个体和群体健康服务为中心转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医疗保险机构就提出了健康管理的概念，即对保险客户尤其是疾病高危人群进行全方位的健康管理，以降低疾病发病率，减少医疗保险赔付损失。目前该计划已经成为健康医疗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并没有达到最初的预期，高费用、低效率是目前传统健康管理全球普遍的通病。
健康管理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缺少可落地实施的个体化手段。针对个体人遗传、年龄、性别、体质、心理素质、生活方式或习惯的差异建立不同的健康管理方案，是从“疾病模式”转向“健康模式”的根本。现代医学一直致力于个体化诊疗的研究，以基因研究为这个方向的突破口，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基础上的积极探寻疾病预测到早期诊断、预防、治疗的个体化方案。但是，该方法要依赖较高的技术手段，且成本昂贵，在人群中普遍应用尚不能实现。
进入21世纪以后，环境污染、人口老年化及疾病谱变化，如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性病的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成为困扰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数据显示，美国的医疗费用每年吞噬掉两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医疗经济负担直接造成了医疗保障体系覆盖不足。美国工人从雇主处得到“医疗保险”的比例，已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70%下降到了现在的50%。在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全民覆盖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城乡差距大等问题。因此，亟待开发低成本的健康管理手段，以及可推广的健康管理适宜技术。
贰 “中式办法”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面对全球医疗卫生问题，《2013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出“全民健康覆盖”的新概念。英国国家健康服务体系始终坚持“治病不如防病”的观点，成为全世界健康服务的典范。而中医药历经数千年实践、传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其简、便、验、廉的特色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作用突出。
健康是人类生命存在的状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是躯体、心理、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等四方面健全。我国中医体质学对健康有着独特的认识，认为健康是指不同个体在生命过程中与其所处环境的身心和谐状态，及其表现对自然及社会环境良好的自适应调节能力。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按照人体生理、心理及发病倾向等特征，将人群体质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九种体质模块。根据这九大模块，可以建立起体质分类标准化工具和方法，为个体化健康管理提供有效解决路径和抓手。
中医体质健康医学的六大健康观之一为“不治已病治未病”，对此，我们提出了“中医体质三级预防”理念。一级预防为改善偏颇体质，阻止相关疾病的发生；二级预防为疾病临床前期，调整体质，早期治疗；三级预防为掌握体质差异，确定疾病的变化趋向，防止疾病加重与并发症发生。此举可将疾病控制在前期甚至高危因素期。
不仅如此，中医体质学还具有低成本、广覆盖的特点。人们了解自己的体质，就知道可以做什么、吃什么，怎样维护健康。
与此同时，体质是一种按时相展开的、与机体发育同步的生命过程。“体质过程论”理论将体质发展的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阶段，幼年（稚阴稚阳）青年（气血渐盛）壮年（气血充盛）老年（五脏气衰），每个阶段各有自己的体质特点，这些不同的体质阶段依机体发育的程序相互连续，共同构成个体体质发展的全过程。针对不同年龄层的体质状态进行有差别的健康管理，效果更为明显。
此外，对于老龄化社会问题，体质学也有着独特作用。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占总人口的17.17%；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体质学能为老年人健康管理与慢性病防控提供有效手段，从而降低疾病发生和干预成本。
叁 中医体质学有望影响全世界公共健康
当前，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展开，中医体质学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认识和接受。
韩国将《中医体质学》翻译成韩文版，并重印3次；日本翻译《中医体质学》日文版重印6次；SCI期刊《补充与替代医学杂志》的编者按中，称中医体质学研究为嫁接西方生物医学与传统医学之间的桥梁。过敏体质调体中药组方“过敏康”的实验研究论文，被变态反应领域权威杂志Allerg（IF5.83）引用，其为过敏性疾病提供的新思路与方法被世界所关注，标志着体质健康医学科研成果被国际认同。体质健康医学测量方法也在逐步向国际推广，《中医体质量表》英、日、韩文版在国际上应用。
目前，中医体质健康医学协同创新中心成立，搭建起中国式健康服务“3大工程”，即健康状态多维辨识工程、慢病防控工程、健康管理网络工程。围绕这3大工程，形成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医疗机构的协同创新共同体。突破多维健康状态辨识关键技术，突破慢病早预警技术，多元化、多靶点防控技术，突破健康管理的智能化、普适化、网络化技术，突破健康大数据分析技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健康服务和慢病防控相关产品，推动个性化健康医学发展和健康养生文化的全球传播，彰显中医学的原创优势和创新实力。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一批西方学者所说：“在我们西方所称的"功能整体性医学"只是刚刚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但还没有给出特殊功能变化和一个明确定义的框架，而中医体质学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医学中经过时间检验的方法学，可用于干预、预防和治疗疾病，这将有利于全球性的公共健康。”
2. 标题：大病保险试点年中启动 医改任务时间表敲定
媒体:华夏时报?2014年06月07日
链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07/12494918_0.shtml
主要内容：
5月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6方面31项医改工作任务。和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份文件当中，10多项重点的工作任务，以及负责的部门都被清清楚楚地列了出来，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进度。
“近几年，年年都会发布当年医改的重点工作任务，每项改革也都会明确相应的负责部门，但从未列出过如此密集的改革时间表。”6月5日，某大型保险集团专业人士崔鹏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时间表中的多项任务均安排到了今年下半年，这种给出完成时间的格式被业内称为“督办单”，有利于改革的实施和监管。
《华夏时报》记者从医改办一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医改将是今年的重头，有望释放多重利好。同时，各地政府也都在积极统筹，制订相应的深化医改方案。以北京为例，由北京市政府统筹、医改办牵头的《北京市深化医改方案》正在制定初稿。
改革时间表落地
多年来，医改的每个方案都像张美味的大饼一样摆在民众面前，令人垂涎，但什么时候能吃到嘴里，就不知道了。
本报记者梳理了近几年医改的工作任务发现，“继续推进、加大力度”等字眼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关键问题是，这些工作均未给出时间截点。
而在2014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中，不光明确了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积极推动社会办医、扎实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规范药品流通秩序、统筹推进相关改革工作六大任务目标，最亮眼的则是，在这份文件的最后部分附上了一份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的时间表。
记者从这张表格中看到，里面不仅详细列明了14项医疗改革的具体任务以及相应的负责部门，同时，对于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规定了明确的完成时间。
以公立医院改革为例，每项任务内容都罗列得相当具体，同时，在后面的进度安排上，文件要求在2014年6月底前完成制订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在2014年9月底前完成研究制订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在2014年12月底前完成梳理总结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模式。改革的具体内容是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完非常明了。
“医改是一项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改革，将改革任务公开有利于民众的监督，同时表明了此次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这是一种承诺，如果哪个部门哪个环节没有做好，就有了追究的依据。”6月5日，卫计委卫生经济研究所一工作人员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明年是“十二五”医改规划一个阶段性的窗口期，很多具体的改革都需要在今年落地。
2012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规划明确提出，到2015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更加公平可及，服务水平和效率明显提高；卫生总费用增长得到合理控制，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群众负担明显减轻，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同时，去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是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其中。
由此可见，2014年不光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同样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之年。
重点任务大病为先
“之前的医改的工作重心大都在保基本、全覆盖的底层阶段，今年的工作任务已明显进入到完善和增加保障层次、提升效率的阶段。比如此次突出的大病保险，明显是逐步推进、重点深化的一个改革。”崔鹏强调，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我国的改革方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大病保障恰恰是衡量医疗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准，今年将会优先、重点深化改革。
就目前而言，我国基本医保虽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但大病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尤其突出。
“大病保险是离老百姓最近、关注度也最高的一个险种，但推进速度一直缓慢。”在崔鹏看来，大病保险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统筹层次较低，加之各地的政策差异性较大，筹资水平、保障对象、报销办法、报销目录、报销的起伏线等标准都比较乱，最终造成这个险种在推行起来面临成本高、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等问题；其次，精细化管理方面是个很大的障碍，正是由于上述的标准不统一，后台系统的建设、开发和管理都是个问题，比如，同一个药品，在新农合、医院和全国的药物目录叫法都不一样；最后，商业保险系统跟地方政府系统的对接和涉及到的部门利益同样是个问题，容易造成报销不顺畅的问题。
据记者了解，大病保险资金源于各地人社部门管理的基本医保基金，但大部分部门均不愿意把基本医保基金的经办管理权让给保险公司，而这种利益冲突问题尚未解决之前，现行制度框架难以保证政策目标实现。
人社部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12月底，全国已有25个省份制订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实施方案，确定了134个试点城市。总体上看，大病保险试点工作确实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具体操作环节以及执行力度上，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问题。不过，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已两次公开提及大病保险的频率来看，大病保险今年将驶入快车道。
更何况，该项改革已被明确纳入到2014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中。记者在该文件的第十五条中看到：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在全国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规范委托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同时明确强调，6月底前所有省份要启动大病保险试点工作。
而这，对于擅长发展高端医疗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无疑是把尚方宝剑。
3. 标题:暗藏“悬崖”的奥巴马医改
媒体: 新华国际?2014年06月06日
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06/c_126588430.htm
主要内容：
随着“平价医疗法案”成为现实，其中隐藏的一些不公平之处也渐渐浮出水面。
本文第一对假设的主人公是哈里和芭芭拉夫妇。他们今年都52岁，有两个孩子，家庭收入是94200美元。芭芭拉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从业方向是营销顾问，哈里是一名水管工。因此，他们两人都没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他们一家人住在俄亥俄州的兰开斯特，赶在三月底奥巴马政府医保网站结束关闭前夕，他们完成了注册。
如此一来，好消息是，除去他们的工资收入，芭芭拉和哈里每年可从政府获得2904美元的补助用于支付总额为12288美元的医保账单。尽管他们不算低收入群体，但美国现如今的医疗保险太贵，以至于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都在奥巴马新政的补贴范围之内。
爱丽丝和史密斯是本文另一对假设的主人公，他们是芭芭拉和哈里的邻居，也有两个孩子，也都有工作。爱丽丝在日托机构上班，史密斯从事轻型建筑业，两人都没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他们的家庭收入是94300美元，超出哈里和芭芭拉夫妇100美元。而也就是这100美元，让史密斯夫妇无法从政府获得任何补助。
目前，奥巴马医保网站本年度登记注册已经全部结束，新医保政策的许多漏洞正逐渐浮出水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史密斯夫妇所面临的“悬崖”问题，他们的家庭收入仅仅比哈里夫妇多出100美元，却要比他们少获得高达2904美元的补助。可想而知，福克斯新闻网的头条一定是：“奥巴马医改——比邻居多收入的100美元要缴税2904%”。
这是真实状况。因为史密斯家的人均收入略高于奥巴马政府所定义的四口之家人均贫困线——23550美元。按照“平价医疗法案”，人均年收入不高于贫困线的家庭，可以获得政府补助；而那些人均年收入高于贫困线的家庭将得不到任何补助。因此，像哈里家庭这样，超出贫困线即相当于超出“悬崖”——一旦超出，补贴不会呈梯度下降，而是直降到零。
“悬崖”现象的“陡峭”程度不仅限于此。今年63岁的约翰逊夫妇——另外一对假设的人物——家住佛罗里达州，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靠打理租售船只业务，他们每年收入62040美元（四倍于两口之家夫妻收入的贫困线，也是获得政府补助的临界线），并获得政府提供的9024美元医保补贴。但假如2014年他们多租售出一艘船，甚至多赚进哪怕1美元，所有补贴将打水漂。
一位保险经纪人指出，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小时工和自由业者们无法准确预测自己的年收入，因此极可能在第二年收到“惊喜”或“惊吓”。比如，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很可能因为多赚了区区几美元，第二年四月份便收到一张高达5000甚至10000美元的纳税单。
奥巴马推行新医改，初衷之一是尽可能少补贴财政部。但在数十场讨论激烈的会议上，奥巴马和国会议员们都在努力降低民众的购保花费，让保险覆盖尽可能多的国民。
很明显，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因此，从确定补贴总额度和筛选补贴发放条件两方面，白宫和国会议员们努力取得一种平衡。
补贴额度采用累进办法。收入等同于贫困线的，仅需为“银色（中等）保费计划”支付收入的2%。（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则可以全免入保。）一个人均年收入为24000美元（略超过贫困线）的四口之家，如果选择每月花费800美元的“银保费计划”，（铜、银、金保费计划的适用取决于你期望保险公司赔付的比率高低。）抛去本身需要为此支付的其收入的2%——每月40美元，可每月获得政府的医疗补贴760美元。而人均收入是贫困线两倍的家庭，本身需要为医保支付收入的6.3%。人均收入是贫困线三到四倍的家庭，本身则需要为医保支付收入的9.5%。
换言之，收入越高，政府发放的医疗补贴则越少，它们之间是一种逆向的累进关系。
而在医保补贴覆盖面的问题上，美国现行相关法律则没有类似的梯度递进办法。本文中这些假设的主人公们，一旦他们找到另外的财源，收入超过贫困线的400%，他们将无法得到任何补贴。有人曾提议把这种“悬崖”现象改为“缓坡”，也就是给予收入超过400%的美国国民一定补助。但计算结果显示，如果补贴覆盖面按照这种方式扩大，财政将无法负担。
落下“悬崖”的几万人中，大多数是医保费用较高的老年人，而年轻人身体状况好，医保费用低，所受影响不大。但是，这几万人背后是几万个受影响的家庭，也是奥巴马政府对手可加以利用的一支庞大队伍。
人们总结，奥巴马新医改颁布了一套极其复杂的法律，制定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公式，引起了大量资金在民众钱袋与美国卫生保健系统之间流进流出。其程度之复杂，已然超出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
4. 标题:新医改未来的目标是创造医疗的公平性
媒体:搜狐?2014年6月6日
链接：
http://news.jxnews.com.cn/system/2014/06/06/013144860.shtml
主要内容：
2014，中国新医改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虽然建立了全民医疗覆盖网，但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究其根本，中国公立医院“一家独大”或许就是根本原因。在未来医改发展的道路上，政府除了要控制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为社会资本办医提供契机以外，创造中国城乡之间的医疗公平性也是重中之重。
公立医院停止盲目扩张才是社会资本办医发展的契机
记者：新医改到今年2014年进入第五个年头，这五年当中新医改取得最大的成就是什么，面临的最大问题又是什么？
廖新波（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总的来讲，这五年的新医改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彻底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我觉得五年来我们做的最大的成绩就是建立了全民医疗覆盖网，虽然这个覆盖网的建立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个网将会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大家最关心的看病难和看病贵。也正因如此，国务院党中央也在进一步加强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做了一系列的规定，尤其是发展民营医院，通过民营资本参与公立医院的改革使大家能够有更多层面的医疗服务提供和享受。
但是，说到今后如何加大社会资本办医的问题，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我们面临很重要的挑战。其实，30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欢迎民营医院加入医疗产业，到五年的医改我们也在新的方案里面提出要加强欢迎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但是实际上效果并不好，社会资本办医依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玻璃门”：比如民营医院在税收方面与公立医院如何一视同仁？人才方面如何一视同仁？
就广东来讲，民营医院的发展可以说还算在政策上有所突破，但是实际上民营医院的数量、服务数量、从业人员数量这些还都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目的。这其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公立医院太强大了。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仍然是在一种“不伦不类”、“不公不私”的一种状态下去生存，而且占有绝大部分的硬件与软件资源。与这样的竞争对手在一个同样的市场环境下去奔跑，民营医院当然跑不过公立医院。要想破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监督不要让公立医院盲目扩张，这就是考验政府。
确保医疗公平性才是政府最需要做的工作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公立医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已经成为反哺政府的一个工具；您认为这种情况下再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立医院会不会更加损害公立医院所谓的公益性呢？
廖新波：其实另外考虑到就是一个国有资产的流失，或者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的纯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用讨论，目前的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又有多少呢？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些政策的制订进一步去限制公立医院的扩张欲或者驱利，或者说通过限制公立医院的发展之后使人才流出，使他们发挥更大的社会才能，同时也使医生的劳动价值提高，那么这样一种多点执业我想不仅仅是公益性的问题。因为公益性并不是医院本身能够提供，它是通过政府的一种政策一种补偿或者是一种购买来体现。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公立医院再去谈它的公益性解决办法在哪里呢？就是政府的投入。如果政府不再投入了，那么我想所谓的公立医院跟民营医院没有两样。既然没有两样，为什么我们不创造一个条件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良性竞争呢？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医院的公益性是一定需要政府投入的，而且这个公益性应该体现在一些比较基础或者薄弱的地方：比如有些人建议政府投入的医疗服务设施应该在老少边穷地区，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而把高端的盈利的医疗服务领域让给社会资本办医，您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吗？
廖新波：这种观点的存在是具有中国特色。一国的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出发点就是要来解决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制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也就是解决大多数弱势群体的问题。所以目前医疗资源之所以在中国存在两极分化(在大城市里面医疗资源非常充分，偏远地区则医疗资源匮乏)，这就是因为用了市场机制。为什么社会资本办医不愿意到边远地区去？因为边远的地方是无利可图，也就是刚才所讲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资本的驱利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必须要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消除市场机制带来的医疗不公平性，这样才能体现政府的作用。
在国外，不管城市乡村都是一种公平的医疗服务的提供，对医生来讲也是，在英国伦敦工作的医生跟在县里面乡里面村里面的医生没有多大的工资差别，这就是公平。相反，在中国越是大医院、大城市获得的政府资源就越容易越充分，因为，一它有关系，二它有能力，有获取项目拨款的能力，获取科研资金的能力，还有一些社会慈善赞助，这就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的导向使更多的资金愿意放在资源优质的地方。政府如果这时候不去加大投入，还是过去的一种态度的话，我想这样的一种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中国医生多点执业可以考虑“契约性合同关系”
记者：很多人认为医生多点执业是中国医改特别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的观点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自由执业的变种：“医生多点执业”允许中国的医生躲在公立医院的制度保护之下而去额外搞一些创收，跟国际通行的“医生自由执业”完全不相同，您赞同这一观点吗？
廖新波：其实这个观点有它存在的理由，也就是人们在诟病公体制内的医生如何跳出体制提供多种的服务。当然，医生多点执业不是灵丹妙药，在其他国家也分全职和兼职的，我提倡的是一种契约性的合同关系：也就是说你是医生你接受一种什么样的医院管理文化，那么你就签约，你不签约那你就走。这就需要我们的观念能够有一个突破，跳出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架去思考未来的医生多点执业和未来的医生社会人制度。
医生多点执业其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我认为是一个杠杆，可以撬动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可以使我们的体制来一次彻底的革命。当然医生多点执业带来的是一种冲击，对现有制度的冲击，对现有体制现有人事制度的一种冲击，所以还是很难。但是不管怎么难，我们始终迈出了这一步。医生多点执业的一个阻碍就是公立医院体制内的管理者，他们如何适应民营医院发展带来的医师多点执业，当然医师多点执业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需要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阶段，如何界定公益和非公益的一种磨合，在这种情况下更考验我们的智慧考验我们的管理能力。
记者：关于2014年未来这一年中国医改您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最大的担忧又是什么？
廖新波：最大的期望就是认真去评估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重新启航，在新的起点上去规划我们未来的工作，实现我们在五年前提出的把基本医疗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提供的目标，这就是实现我们政府的医改梦，也就是实现了全民的一种医改梦。我希望这种医改梦会实现。
担忧就是各级政府把医院医疗服务当成一种企业一种商品来看待，这样就会加深医疗部门的驱利和使看病越来越贵。
5. 标题:医院回应两张处方事件自办商业药房“系医改探索”
媒体:天山网?2014年06月6日
链接：
http://news.hexun.com/2014-06-06/165462067.html
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给患者开两张处方，其中一张竟引导患者到医院旁边一家私人药店拿药(详见本报6月4日A12版报道)，该报道刊登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究竟医院此举是否符合法规？昨日，番禺区卫生局回应表示，由于国家尚未对医改有统一模式，医院此举目的是为了补充临床用药，属于医改背景下的一个探索。
近日不少市民在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看完病时，医生都会开两张处方，一张是到医院药房拿药，另外一张则引导患者到医院旁边一家私人药店拿药。公立医院对这家私人药房的特殊偏爱，让部分患者一度质疑。
昨日番禺区卫生局对此作出回应，澄清何贤纪念医院与何医药房分属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分别独立运营，何医药房的员工由公司自行聘用，并与公司签订劳动服务合同。何医药房的经营管理仅对公司董事会负责，经营效益与何贤纪念医院医生个人利益并无挂钩，也无利益输送。
至于为何要外设私人药房，番禺区卫生局则解释，受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医保政策等多重影响，该院仅存不足1000个品种，且每到药品招标周期性变动和医保年度定点医院选点，给广大慢性病患者诊疗延续性带来很大冲击。医生根据病人病情诊察并开出处方上标注“何医药房”的字样是为了方便告知病人在何医药房可以买到该药，无建议及强制性暗示，患者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药店购买。番禺区卫生局还表示，医院自办药房为的是最大限度满足社会群众医疗保健的需要，广东省市各大型医院均有类似做法。目前关于医改国家尚未有统一的模式，因此医院自办药房属于医改过程中的积极探索。
医院独资办私人药房并引导患者到旗下药房购药是否属于医改的一种探索？业界普遍认为，引起药价高涨、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多数医院“以药养医”，为了真正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相关，新医改提出“医药分开”。有业内人士认为，医院自办药房，即便管理上没有从属关系，利益关系恐怕仍然无从割断，而且医生不仅给患者“提建议”，医院还在处方单上印上自己投资的药店名，从表面上“医”和“药”是分开了，但实际上两者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微妙。而且一些医院还能通过自办药房把高价药品外流来控制“药占比”。
不过有基层医生对医院的做法也表示理解，“很多病人临床用药光靠医院药房其实是难以得到保证的。”广州市内某三甲医院一名医生坦言，“作为医生我们肯定知道哪些药效果好，但有些药并不是所有药店都有的，所以医生向病人提建议去哪买也无可厚非，你总不能让病人为了买一种药跑遍广州的药店吧？一旦耽误病人病情，也会激发医患矛盾啊；这些复杂关系如何协调需要自上而下出台系列政策进行调控，否则只是拆东墙补西墙，对目前医患关系难有大改善。”
6. 标题:公费医改：谁在享受“超国民待遇”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2014年6月6日
链接：
http://news.jxnews.com.cn/system/2014/06/06/013144388.shtml
主要内容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路径待寻
随着公费医疗改革日渐接近尾声，相关的质疑声也日渐增多。
2012年年初，北京市市级公费医疗人员并入职工医保的改革工作正式启动，至此，内地已有24个省份全面取消公费医疗，比例达到80%，仅剩广东、江苏等少数省市尚未实施此项改革。
“公费医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随着医患矛盾的紧张以及财政压力的增大，公费医疗退出历史已是大势所趋。”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按照原有政策，公费医疗是体制内某些群体，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公立医院和高校教职员工享受的医疗“免单”政策。据北京市高校老师王勇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透露，改革前他们平时买药，掏自己腰包的那部分比例很少。比如，买20元药，只需支付4元，报销比例为80%。
这种体制由于缺乏制约过度消费的机制，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医疗费用已明显超过了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加重了财政负担，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为此，在1998年一些省份开始试点公费医疗改革，但总体而言，公费医疗改革的推进步履略显弛缓。
郭凡礼认为，公费医疗改革和公费医院改革一样，会触碰到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会遭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加之体制问题是其根本原因，改革很难推进。
据王勇介绍，改革后，看病他们将和普通职工一样拿社保卡，缴费比例和报销比例也一样，医保起付线以下部分自己掏付。相比较，改革以后他们个人承担的费用更多。
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处长蒋继元介绍，为了顺利推进改革，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公费医疗人员并入职工医保后，可以享受补充医疗保险，即北京市财政将为原公费医疗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自付费部分进行“二次报销”。
根据北京市平谷区改革试点的数据推算，北京市政府至少要拿出2亿元为这项涉及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公立医院和高校教职约22万人的公费医疗改革埋单。以此推算，全国公费医疗改革增加的支出将高达50亿元左右。
这也是民众质疑公费医疗改革的主因。认为这只是公费医疗的变种，补充医疗保险的附带条件使得那些国家人员的超国民待遇得以保留，“人人平等”成为了一句空话，而公费医疗改革成为了一场做给老百姓看的“作秀”节目。
在郭凡礼看来，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缓解阻力的策略和降低改革阻力。改革后，国家公务员还会享受优惠的待遇，这主要是因为机制转化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医疗平等将成为未来的大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仇雨临认为，“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是与工资收入挂钩的，在公务员工资收入比企业职工高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降低医疗待遇是不现实的。”
“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通过公开考试成为公务员，他在人力资本的投入上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企业职工，收入高一点，医疗待遇好一点也是应该的。”仇雨临说道。
从公费医疗人群内部来看，改革后也同样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郭凡礼认为，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之间以及不同事业单位之间的公费医疗待遇不一样，与实际财力有很大关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对公务员医改的意义评价颇高，他认为，公务员取消公费医疗并入医疗保险，使中国的保险制度走向一体化，意义重大。不过，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体制内人”在长期享受医疗双轨制优势之后，其并轨的成本最终仍旧转嫁到普通纳税人头上。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保真则建议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路径。新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特别是新提拔的领导干部，不应再进入原公费医疗制度框架中。
7. 标题:医疗纠纷可在法院快速调解
媒体:海外网?2014年6月5日
链接：
http://news.163.com/14/0605/11/9TVMPOCC00014AEE.html
主要内容：
日前，北京青年报记者从西城法院获悉，该法院自2009年开始陆续试行并于2013年3月正式启动的医疗纠纷“三位一体”解决机制运行后获得了良好效果。该制度试行后，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由2010年的86.4天缩短到2013年的54.3天，时间缩短近40%。
李女士因心脏病入住北京某医院治疗，一天凌晨却突然陷入昏迷，最终死亡。其夫齐某认为医院延误抢救，遂诉至法院索赔30余万元。为解决这起复杂的医患纠纷，西城法院根据医疗纠纷简易程序调处制度对双方进行调解，短短数月，齐某就拿到了27万元的赔偿款。据悉，齐某可以便利、迅速解决医疗纠纷，源于西城法院首创并于2013年3月起正式启动的医疗纠纷“三位一体”解决机制。
据西城法院副院长汪琦介绍，西城区坐落着众多的全国知名大医院，辖区内发生的医疗纠纷具有案件数量多、争议问题难、医患矛盾激化的特点。为更加高效便捷地处理医患纠纷，自2009年以来，西城法院开始进行医疗纠纷专业化审判，陆续将立案前鉴定制度、医疗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以及适用简易程序调处制度进行整合，首创了医疗纠纷“三位一体”解决机制。该机制运行至今，通过司法手段为医患双方搭建互信平台，化解纠纷成效显著，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制度解读
“三位一体”即医疗纠纷诉调对接、简易程序调处和立案前鉴定三者合一的制度。
诉调对接保障法律效力
所谓医疗纠纷诉调对接，简单来说，就是经医调委调解并达成协议的医疗纠纷案件，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向西城法院申请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确认之后的调解意见，将具有法律效力，在一方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可直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
据了解，2011年至今，西城法院受理的经医调委调解的司法确认案件共164件，得到法院司法确认率为100%。其中，156件在医调委签订协议当日即得到法院的司法确认，剩余案件的司法确认的时间平均不超过7个工作日。
简易程序缩短解决时间
简易程序调处制度，是针对事实清楚、已经达成调解意向的医患双方，该院按照《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简易程序，简化诉讼手续，指派专门的法官主持调解工作。调解方式以便民、灵活为原则。对双方达成调解意向，且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为双方当事人出具民事调解书，并免除当事人的诉讼费用。
据统计，2011年至今3年多的时间里，西城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调处医疗纠纷的案件共计196件，到社区、医疗机构内部进行调解的达15次，其中190件在立案当日即通过简易程序调解成功，占所有案件的96.9%；其他案件平均调处时间也不到一个月。
立案前鉴定保三方权益
立案前鉴定制度是指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医患双方在立案之前，先行进行医疗鉴定。将鉴定程序前移，突破了以往诉前鉴定医患双方互不信任的瓶颈，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为当事人提供诉讼风险预判，有效地降低了诉讼成本，并大大缓解了法院的收案压力，可谓“三方受益”。
2010年，试行医疗纠纷立案前鉴定制度的前一年，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86.4天。该制度试行后的2013年，平均审理周期为54.3天。
8. 标题:医改要迎合银发社会的来临
媒体:中国网?2014年6月6日
链接：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70_100670.html
主要内容：
探索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回应高龄社会的需求则是此中“难中之难”。高龄化的警钟已经敲响，因应人口老龄化问题，理应成为未来中国医改的关键。
习近平主席曾表示：医改要迎难而上，探索中国式解决办法。当前，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走入深水区。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这个文件将推动我国医改向纵深发展，特别是今年医改新任务剑指当下公众反映特别强烈的“高药价、高检查费”问题，契合民生所盼，期待改革能有进展，真正破解现行医疗体制改革中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医改应与老龄化挂钩，这是许多银发老年人的呼声。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银发浪潮”袭来，将深刻考验我国医疗、养老两大体系建设。去年2月，全国老龄委发布的我国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有预测称，至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2034年则将突破4亿。
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WTO)所定的高龄化社会标准是一个地区的老年人口超过7%，当前中国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基础尚十分薄弱，而人口老龄化进程却不断加快，人口老龄化问题无疑给“未富先老”的中国提出了相当迫切且严峻的挑战。探索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回应高龄社会的需求则是此中“难中之难”。高龄化的警钟已经敲响，因应人口老龄化问题，理应成为未来中国医改的关键。
去年8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开放社会投资、发展健康服务业的四大措施，其中政策要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建立健全医疗机构和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等养老机构的转诊与合作机制，发展社区、农村健康养老服务；该会议还要求，要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简化对老年病、儿童、护理等紧缺型医疗机构的审批手续。应该说，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通过锐意改革创新与发挥市场活力，推动医养融合发展，推动社会力量成为服务亿万老年人的“夕阳红”事业的“主角”，是探索中国式高龄者的健康问题的一种重要解决办法。在2014医改工作重点任务中，有“积极推动社会办医”与“扎实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两大方面改革任务，落实好这些任务，将为今后因应老龄化健康问题提供医疗保障支撑。
与年轻人不同，高龄者的健康问题更特殊。比如，老龄人慢性疾病的比例高且往往夹杂多重疾病，这不单将加大未来社保负担，而高龄者所需的照护、诊断、治疗、恢复健康以及治后健康促进等，对今后的医疗改革也是一大关键性挑战。当前许多城市医院人满为患，老年医院、康复医院等专科医院的发展无疑是亟待提高的方面。
此外，更为积极的“预防性”健康照护也是个关键问题。等老人都倒下了，往往送到医院“为时已迟”。医院照护诊疗不应该只盯住“急性治疗”，你要把维护健康的功能前置，把那些高龄病患者的疾病预防工作做好。还有，对高龄病患者，怎么避免过度医疗、以及如何根据高龄者医治和照护需要连续性的特点，在相关的预防、治疗、照护等环节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保持各种医疗专业团队间的协调与合作，也是未来医改规划需要纳入思考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未来整个医疗体系的构建，要怎么来迎合银发社会的来临。
我们知道，欧洲许多国家很早就跨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欧洲各国根据自身特点对本国的养老及医疗体制不断改革，形成了具有相似性但不尽相同的保障模式。除养老保障制度外，欧洲在老年护理方面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欧洲重视对住房、交通设施等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做人性化设计和改造；政府注重给老年人提供预防性的保健照料知识；通过不同类型的养老院，为老年病人和残疾老年人提供看护服务。而像挪威，其公共医疗卫生制度为老年卫生保健与老年照料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对于需要照料的老年人，该国社区根据不同医护需求的老人，提供了护理院、养老院、老年中心等三种类型的社区养老服务。此外，欧洲国家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等都非常重视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对于我国探索未来医疗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有许多可借鉴和研究的地方。
当然，欧洲多为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面对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根据我国具体特点及存在的困难和挑战，探索中国式解决办法。为什么说因应人口老龄化是未来中国医改的关键？伴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我国有可能从“人口红利”大国转变为“人口负债”国家，而我们经济转型并未完成，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及早找出改革与因应对策，把老年人由社会负担转变成社会发展的动力，让经济发展、养老体系与医疗卫生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协调发展、互为推进、公平正义的良好协同关系，让中国广大老龄人情系中国梦，最美“夕阳红”！
9. 标题:广州医改新动向:利用医保政策推基层首诊
媒体:南方都市报?2014年6月5日
链接：
http://news.qiuyi.cn/qwfb/2014/0605/34512.html
主要内容：
“1+3”政策文件由1个主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意见》和3个配套文件组成，配套文件分别是《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管理的工作方案》。
摘要:
未来，在基层就医医保报销比例更高!6月3日，经广州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意见》“1+3”政策文件(以下简称“1+3”文件)正式发布。未来，广州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医保报销比例差距将拉大，以医保政策“杠杆”推进“基层首诊”制。
“1+3”政策文件由1个主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意见》和3个配套文件组成，配套文件分别是《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管理的工作方案》、《关于建立区域医疗联合体及开展基层首诊与双向转诊的工作方案》和《关于加强推进全科医生制度的工作方案》，力求解决市民“看病难、看病贵”。
广州将逐步推行“基层首诊”“双向诊断”制度，制定分级诊疗规范，以医保政策为引导，建立健全分级诊疗机制和双向转诊制度，推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向基层下沉。
所谓“基层首诊，双向诊断”即指，在基层医疗机构实施首诊后，如需去大医院进一步治疗的则转院，不需要的实现就地治疗。转院后，大医院对其进行治疗，并根据病情需要，在康复期转回到基层医疗机构。
医保报销办法还在研究制订中
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胡丙杰称，我国目前没有分级诊疗的制度，市民习惯到大医院找大专家。这种习惯实际上就导致了大医院人满为患，但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可罗雀。
“1+3”文件中明确提出，将充分发挥医疗保险支付的引导作用，采取进一步扩大参保人在基层医疗机构与其他医疗机构之间就诊的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比例差距等多种方式，最大程度地形成医保政策对“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的引导效应。力争到2016年，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占全市总诊疗人次比不低于53%。
胡丙杰表示，具体的医保报销实施细则和实施办法还在研究制订中。
今年试点组建14个医疗联合体
此外，医联体也是“1+3”文件的重头戏。胡丙杰解释，医联体由所在区的三甲医院和区的二级医院，加上所在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镇卫生院，一起组成纵向联合的医疗联合体。“利用它来带动基层卫生医疗机构能力、水平的提高，达到资源的共享。”
具体推进方面，今年广州选择了越秀、荔湾、海珠、番禺、南沙、从化及萝岗区7个区进行医联体的试点。2015年，要求广州市每一个区至少都有一个医联体能够成立。“全市目前7个试点区可以组建14个医疗联合体，其中有24家三级医院、16家三甲医院、5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镇卫生院、村卫生院等参加。”
每万名居民明年至少配2名全科医生
“1+3”文件指出，要加大全科医生培养使用力度，到2015年，各区(县级市)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名以上全科医生。到2016年，参加或已完成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的人员不低于15%。目前在番禺区和萝岗区开展了试点工作。
养老机构或可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此外，“1+3”文件还明确，将探索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鼓励支持大医院发展康复医疗和老人病科，为养老服务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对于养老机构，鼓励在养老机构内设立医疗机构。
“如果是大的养老机构，可以在养老机构里设立养老院或者护理机构，如果小的养老机构可以设立医疗卫生诊室或者服务站等机构。”胡丙杰称，未来，养老机构符合医保定点条件的，要纳入医保定点，方便老年人可以在里面看病并进行医保结算。
[数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居民健康问题有80%以上可以在基层解决。
2013年在大医院的门诊，每次诊疗的费用是236元，但在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均门诊费用只有90元。
10. 标题:廖新波：医改，别忘了政府的基本责任
媒体:新浪博客?2014年6月5日
链接：
http://www.cmt.com.cn/detail/520231.html
主要内容：
医改一直得不到解题，一直纠结在服务价格上，总是认为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是价格在作祟。因此人们在“调整服务价格，取消药品加成和降低检查价格以及加大政府投入”做文章。这种策略看似很美好，而事实上，医改5年了，能做到什么呢？习总书记有句硬话：“衡量干部的好与差就看他能不能办实事”，换言之，衡量医改的成功与否，要看我们的政府做到了什么。
今年也许我们的焦点集中在服务价格的上，服务价格表面上看是一次或一种服务的价格，实际上，包含了所有卫生经济学、行政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的范畴。比如说，国家卫计委正在制定《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希望能够借此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各地制定和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对公立医院既要合理把控总体规模，确定千人口公立医院床位数，作为约束性指标；又要控制公立医院单体规模，纠正盲目扩张的趋向。这项工作是谁做呢？显然市场是不会做也不能做。
又譬如，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中提到：“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严禁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奖金、工资等收入与药品、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那么医护人员的薪酬水平又如何制定呢？显然现在医院那种“无依无靠”的自我经营的做法行不通，要靠政府来“调节”。
再譬如，同样是2014年工作重点中提出：“……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已贷款或集资购买的大型设备原则上由政府回购，回购有困难的限期降低价格。价格调整政策要与医保支付政策相衔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地区要制订价格调整的具体方案，明确时间表并组织实施。”谁来化债，谁来完成呢？依然是政府。
再回答当我们提高的医疗服务价格能弥补原药品加成收入吗？什么样的价格调整机制对公立医院来说是正确的？调整之后医保怎么办？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之后，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是否真正实现了？无疑不是民众和医护人员所关注的焦点。在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也提出“评价院长的最核心指标是看他对政府意志的实现程度，要看医院公益性的实现程度。对于评价医生来说，一定要摈弃拿技术性工作来单独评价医生的标准。”那么政府的意志是什么呢？
人们很直观地认为取消药品15%加成患者的费用就下降了，这是政府的意志？然而，假如我们公立医院依然在市场上奔跑的，所有的服务价格都是一种计划性定价的，那医院何以为继？须知，医院很多管理支出都没有成本核算的，如：质控、感控、护理、信息化、药事管理和人才培养、房屋修缮、供气供暖供水、公共事件等等都由药品加成、大型检查和过度医疗覆盖了。如果取消药品加成，调高服务收费，政府补偿不到位，这些支出何以开支？从患者身上抠？这显然不是政府的意志。
就中国现状而言，大部分民众觉得医疗费用确实不低，倘若没有医保，至少70%的人会因病致贫！有现在的医保水平，到底有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呢？我们当前的费用结构一定有问题。现在医院之所以活得下来，不是靠人，而是机器和创造医疗服务。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思考：40年医龄的和5年的所创造的医院收入差异有多大？
目前所有试点的单位服务价格调整不足以弥补15%药品加成的损失，那是我们只看到皮毛并未看到问题的实质和实际的运转。医院远远没有达到人工成本支出占60%（我希望的比率），香港医院人工成本支出占80%。
我们可以从美国两组数据对比一下：2009年美国医疗支出占GDP17.6%，人均$8160，预计2018达20%，人均$13100；2006年医卫从业人员1370万人，2016年将达1900万人，也就是9个职位中有1人在医疗领域。对比一下我们，惊呆！
我不能估计我们医改的结果如何，但如果我们依然“蒙”在鼓里，不正视政府的责任，医疗的市场价格远远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现在理想很丰满：在政府不投入的情况下，费用要下降，服务要宾馆化和人性化。如果按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支出结构的话，有两种结果：若保持现在的服务水平，费用将大幅度增长；若保持现在的费用水平，服务将大幅度减少。目前医院的利润是基于医生护士低成本的基础上通过机器和药品高进价、高加成获得的。假如医生的真正价值合理了，不再通过总收入减总支出体现奖金，这时医院一定难以为继！说白了，医院要发展没有医生的过度“开单”，医院靠什么能活？这时是不是需要政府维持呢？
医改需要智慧，不需要情绪！不管哪一种体制，政府责任要到位。
11. 标题:一线医生医改思考：自由执业是归途
来源：健康界?2014年06月04日
链接：
http://6d.dxy.cn/article/77380
主要内容
我是一名有着20年临床工作的医生，长期与患者接触，深知医患双方的艰辛。目前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矛盾凸显，这已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只能两败俱伤。
我国医改已进行多年，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对于一名临床医生来说，我认为，医生是医疗活动的主体，也是医改的核心；没有医生的积极参与，医改很难成功。医患关系恶化只是体制的表面现象，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平，被禁锢的医师管理制度，一刀切的职称评审制度才是改革的突破点。
国家兜底底线在哪里
我国对医疗的投入大约占GDP的5%。首先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国家应兜底，要兜到什么程度。
据我个人观察及对国外的一些了解，就投入相比，我们国家现在的保障水平不低，但是各个地区保障差别大，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
我认为，应该认真考虑在医疗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怎样保证医院高效运转，使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按级别划分医院定位不清
我国医院目前主要分社区医院、一、二、三级医院，但这种分类对医院的定位不是很明确，没有起到引导患者就医分级、分流的作用。
另外各个医院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各自为战，互相竞争。医院都是“大而全”或者“小而全”，重复建设，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
医院按照级别划分不合适，但如何构建分级诊疗结构呢？我认为，可以按照区域来分，最下面一层应该是社区医院、乡镇医院和县级医院，这是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大部分常见病及疾病的预防在这里可以解决，基本医保和基本药物供应齐全，看病实行优惠的政策，甚至可以基本免费，当然这要看财政投入。
第二级就是省级医学中心，患者在下级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可通过转诊，可到省级医学中心就诊。在医保引导方面，转诊和急诊享受医保，自负比例少，绝大部分疾病可以在省内解决。省级医学中心还承担医学生的培养、科研，以及下级医院医师的轮训等任务。
第三级医院暂定为大区域医学中心，如北京、上海、广州、四川等地，构建四个区域医学中心和国家级疑难病诊治中心，省级医学中心解决不了的问题可往上转诊。上述的这些医院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同时，还可以建一些配套的专科医院、医学检验和影像中心和药品中心等，一些社区医院可以不需要建自己的检验和影像中心，甚至药房，这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同时也为个体行医提供条件。
同时，在国家兜底的情况下，可以放开医疗市场，允许社会资本办医和医生个人开业，作为补充。符合条件的也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宽进严出；形成良性竞争的格局，允许患者用脚投票。有特殊需求的也可办一些高端医院，让有条件的人享受。
从多点执业过渡到自由执业
另外，我国还应该进行医师制度改革。医生是医疗活动的主体，也是医改的核心。没有医生的积极参与，医改很难成功。
由于医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很大程度取决于医生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怎样充分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性，医生自由执业是最终的发展方向。
现在各国也基本上采取这种方式。鉴于我国的现有体系的复杂性，可以从多点执业逐步过渡到自由执业，当然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也需要完善。多点执业的好处是可以部分缓解目前看病难的问题。
实际上，看病难得问题主要集中在大型三甲医院，基层医院看病并不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医生集中在大医院，患者对基层医院不信任。因此要改变医院水平决定医生水平的现状，让患者跟着医生走。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首先要加强医学生的教育和毕业后的规范化培训，缩短医学生之间的能力差距，使其有机会到大的教学医院培训，跟上医学的发展。美国的医生培训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由于医生培训规范，能够执业的医生水平虽有差别，但不是很明显。也就是说，美国大城市私人医生和县级私人医生没有太大差别，甚至一些诊所医生的水平比大医院医生的水平还要高。
其次是鼓励医生自由执业。医生的自由执业也有利于民营医院的发展。现在的民营医院受到诟病，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好医生。目前这种行政化手段，把人捆死，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不利于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取消一刀切的职称评审
医师制度的另一项改革就是职称改革。我国目前分为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几个职称级别。表面上，它反映了医生的水平，但同一职称的医生在不同医院水平相差很大，并不能真正体现医生的水平，并且容易误导患者。
另外，我国医生的收入与职称挂钩，而不是与医生的水平挂钩，医生晋升更多取决于学历、文章、科研等，而不是医疗服务水平。这导致一种怪相：职称高的不一定会看病，会看病的不一定有职称高。
因此，应该取消一刀切的职称制度。对于大的教学医院，可以评教学职称，给予相应的工资待遇，而对于大多数医院，医生好坏的标准就是看他能解决什么问题，诊断过多少患者，能解决什么复杂疑难的病例、抢救过多少重症的患者，诊断准确率、满意率等。
医疗行业是服务业吗？
最后一点探讨是，大家都认为医疗是服务行业，但又说其为特殊的服务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它的特殊性就是，有病你必须得到服务，而且只有医生给你提供服务，只能听医生的，没有选择性。如果没有得到服务，患者的疾病可能会加重、甚至死亡。
而且，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必然的，医生对一个疾病的判断治疗，完全取决他对疾病的认识和经验，不同医生对同一个患者的治疗方法可能不一样。
所以说，医患之间的信任很重要，双方应该抛弃任何利益关系，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疾病，这样才能达到双赢。
曾经看到有人把医生和修电脑的工程师做比较，这是完全不可比较的。电脑坏了可以不修，修坏了还可再试一试，大不了再换一台。但是得病你可以不看吗？医生能在患者身上做实验吗？人还能再换一个吗？都不行。
12. 标题:商业健康险望全方位参与医改高端医疗被看好
来源：北京商报?2014年6月4日
链接：
http://www.howbuy.com/news/2014-06-04/2378374.html
主要内容：
医疗体制改革走入深水区，引入商业保险参与医改已成为一种趋势。在医改过程中，如何发挥商业保险管理健康风险的优势并让这种优势持续发挥作用成为各方深入讨探的问题。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开展了中国国际医疗与健康保险服务推介洽谈会，政府官员、公私立医院高管和健康专家均认为，商业健康险有望全方位深度参与医改，从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充医疗到高端医疗等。
全民性医疗改革正在深入推进，商业健康险在医改过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新农合、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等都在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健康风险管理。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主任李阳在论坛上指出，医疗与保险融合是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高端医疗的发展离不开商业保险的支持，同时高端医疗与商业保险应该是相互促进、相互保护，同时也是相互牵制的关系。在会上，李阳表示，商业保险的发展是高端医疗发展的核心动力。
据了解，近几年来，中国医师协会成立了由医院、诊所、国际救援机构、商业保险机构和院校研究机构组成的国际医疗与健康管理服务联盟，从医疗领域上整合了多方资源，为商业保险提供了保障。
李阳表示，目前我国所能够提供的医疗健康服务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要提高我国高端医疗服务的市场，需要加强高端保险的普及力度。从技术创新角度大胆尝试和探索新的服务内容，为医疗与保险的融合提供有效的帮助。虽然目前国内有一些基础医疗保险，但仍然缺乏相应的补充医疗保险，健康险应该向补充医疗保险的方向发展。
不过，目前高端医疗已在推广，满足了很大一部分高端人群的特殊需求。以明德国际医院为例，其是自2012年开业的一个国际化标准的综合医院，服务人群中在京外籍人群占到60%-70%。目前，已经与多家保险公司广泛合作，且明德收入的60%-70%也是来自保险公司的第三方支付。商业保险对促进高端医疗发展的作用可见一斑。
不过，商业健康险在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的过程中，防范道德风险必不可少，其中建立每个客户的健康档案成为关键。慈铭奥亚健康管理医院销售部总监白嵩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健康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要共同经营和维护客户健康档案，帮助客户每周、每月甚至每年进行项目复查，保证客户的身体情况。建立保险公司与健康管理机构的信息共享平台，彼此之间达到产品和服务内容的共享，可以对被保险人进行有效的跟踪和管理。
此外，白嵩认为，合作双方要整合社会资源，实现管理式的医疗服务，从国际经验看，管理式的医疗是控制医疗费用最有效的手段，由于健康保险具有涉及多面、风险类型多、风险控制难度较大等特点，专业化要求也很强。
事实上，除了高端医疗管理外，基础医疗也与健康管理密不可分，防范疾病发生也成为商业保险拓展服务的重要内容。
人保健康副总裁陈志刚介绍，人保健康率先将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的先进理念引入大病保险和公共卫生服务之中，在人保健康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平谷区已经成为了北京市慢性病的管控示范区。
“在江苏泰昌，人保健康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全民健康教育推送活动，借助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的大屏幕和传媒系统，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健康宣传活动。通过健康教育，为参保群众提供了疾病防治知识，通过健康咨询，患者可以在我们的指导下合理用药，有效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支出，降低群众和社会的医疗费用负担。”陈志刚表示。
13. 标题:打破“以药补医”怪圈三明市医改变化明显
媒体:人民日报?2014年06月04日
链接：
http://www.fj.xinhuanet.com/zt/2014smyg/2014-06/04/c_1110989693.htm
主要内容：
近日，国家卫计委公布了第二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17个城市名单，福建省三明市列入其中，这是福建首个公立医院改革国家级试点城市。三明市何以成为公立医院改革国家级试点？在破除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方面，又进行了怎样的探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在今年的福建省卫生工作会议上，三明市医改工作协调小组负责人介绍，2012年以来，三明市以“百姓可以接受、财政可以承担、基金可以运行、医院可以持续”为目标，先后对全市县级以上22家公立医院进行综合改革。两年多来，综合改革给各家医院带来与以往不同的明显变化。
医改前，在三明市22家公立医院每年收入中，60%为药品（含耗材）收入。医改前的2011年，医务性收入（体现医务人员价值的服务性收入，包括检查化验、诊察护理床位、手术治疗3项，不含药品和耗材）占总收入的39.62%。医改后，医务性收入有了明显改变，2012年为51.45%，2013年为61.72%，医院收入的含金量大幅提升。
目前，三明市实施了药品零差率销售和药品限价采购改革，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另外，筛选30个病种，实行单病种付费改革，与改革前相比，平均每例病人的花费下降了三成左右。同时，三明市还推行财政保障性投入政策，如市县两级设立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补偿基金。
为引导患者就诊，三明还推行中药全额报销，医保报销向基层倾斜。如在一级医院住院，病人只需自付5%，到三级医院则要自付30%，看不同医生的诊察费从10元至25元不等，但基金统一报销8元。
与此同时，三明还在全国首开先河，推行院长、医生（技师）年薪制。如院长年薪由财政全额支付，但配套建立了6大类40项考评体系，依据考核结果确定院长年薪。医生（技师）的年薪同样经过考核评定。这项改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最大的受益者是患者。此外，该市还在领导分工机制、基金管理机制、基金统筹机制、重点药品监控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为深化医改铺平了道路。
14. 标题：捋捋非正常链条
媒体:经济观察网?2014年06月04日
链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04/12476288_0.shtml
主要内容：
主持人：2014年医改重点，国办于5月28日终于挂网。这一年，医院改革仍然为主要重点，取消药品加成、增加政府补偿、改革医务人员薪酬制度等等，在这一系列改变中，或许人们不禁要问，医院改革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关于医改的核心，或许好回答，自新医改2009年以来，卫生部门即解释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医改一直得不到解题，一直纠结在服务价格上，总是认为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是价格在作祟。因此人们在“调整服务价格，取消药品加成和降低检查价格以及加大政府投入”做文章。这种策略看似很美好，而事实上，医改5年至今，效果究竟如何呢？恐怕依然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无奈与尴尬。本周欢乐财经之商业观察，我们将以经观评论员温鈊撰写的“医院改革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为观察焦点，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段落提示）“看病难看病贵”已成老百姓诟病已久的社会话题，这样的格局究竟始于何时？医改的关键所在真的只是“服务价格”一个方面的问题吗？一个历经几十年已经形成的利益体里，如何短时间内“破冰”？让我们好好捋捋这个“非正常”的链条。
依据医改的推进逻辑，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这两个问题，需要从事态的集结点即提供服务的医院入手。因为一切的矛盾爆发点，都集中在了这里，老百姓排长长的队伍才能挂上号，寻求医生的问诊，看病时医药费用又太高，令患者难以承担。
也就是说，医院---服务终端，暴露出的问题是，药价高、就医困难。
“娘要断奶，想活命就得自己学会生存。”在80年代医院市场化改革初期这一轮力求活命的挣扎中，医院逐渐学会了赚钱，进入医院的药品价格在招标后，顺加15%的价格销售，医药企业的逐利使得医生的处方笔更多地为其倾斜。
在这一逐利环境中，赚钱多得医院自然发展最好，好医生、医院的规模得到充实。逐渐，中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在竞争的市场化中更加集中。过渡集中的背景下，患者看好医生成为一种奢侈的消费，看名医难、看病贵的问题凸显。
解决这两个弊病，显而易见的方式是分散优质医疗资源，分散患者的就医取向，降低药品价格。
公立医院改革拉开序幕。但一个历经几十年已经形成的利益体里，如何短时间内破冰，利益得到重新划分？这自然艰难坎坷。
在此，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公立医院的改革核心，是为了公平。
为了老百姓的就医公平，为了医院的收支结构公平，为了医务人员的收入公平，为了政府的补偿公平，为了医保制度的公平……
在多年的历史沉淀中，一个收入20亿的三甲医院，至少40%的收入来自药品，即8亿为药品收入，如果取消15%加成，即医院减少1.2亿。
此时，如果政府大额补偿，或许不甘心，“药价这么高，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补偿到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觉得花了冤枉钱，因为高药价的构成，在招标采购、中间流通环节、医院环节、制造企业环节共同串出了一个畸形结果。
在遏制中间环节、严查腐败方面医务人员的收入急剧下降，这一环节中呼唤公平的呼声，最为激烈，“国外的医务人员自身的薪酬很高，与技术成正比，于是谁愿意去铤而走险拿回扣。”薪酬改革，变成医务人员的期望。
而随着医保制度的逐渐广覆盖，在高药价不遏制的背景下，医保部门又认为，这部分钱没有用到公益性的患者保障方面，而是流向了药厂、中间环节，甚至医院。
医院也很冤枉，“政府补偿不到位，我如何实现各方的公平化。药事服务费、手术费、政府补偿相应地提高了一些，但只弥补到了损失额的40%。”据医院人士透露，最高的只弥补到60%，剩下的怎么办？
因此，关于利益的重新分配，仍是今年改革的重点。
只有经过一场伤筋动骨的挤压，或许公立医院的公平化改革才会真正启动，那时，医院的收支在回归公益中逐渐体现，医务人员的薪酬得到提升，政府的补偿、医保的支付逐渐理顺。
而基本药物制度的持续完善、县级公立医院的综合试点改革推进、完善药品价格机制、制定商业健康保险等等改革重点，都是在为这一场重新划分的利益实现公平而做奠基。
（段落提示）为什么国际医疗机构都非常强调医改的方向？为什么明确和坚定医改的方向如此重要？从世界各国来看，“医改难”究竟难在哪些方面？
第一，医改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因为无论医疗技术怎么发达，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医疗供给永远处在短缺状态，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不会出现医疗“产能过剩”。既然这样，如何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决定“谁该生存”的价值观问题，涉及到一个社会如何看待公平，如何看待生命。
第二，医改往往需要正确的时机。在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化全球化凯歌行进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忽视医疗保障，而成功的医疗保障制度，往往是由危机推动的，是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建立的，以弥补被高速发展掩盖的社会的创伤。
第三，医疗卫生制度具有刚性。美国和英国的对比表明，不管制度运行好坏，要改掉都不容易。
第四，医疗卫生制度有多重目标，需要在公平、效率、质量和成本控制这几者之间不断做权衡取舍。但我国的医疗体制，还没有到考虑这几点矛盾的时候，而是还有使这几方面同时改善的巨大空间。
主持人：古语有云：“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已。”医改，公众高度关注，在这条道路上的探索，可谓不乏曲折与艰辛。为了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了实现13亿多人“病有所医”的福祉，我们自当“知难而上。”对于这项艰难的改革，即使收获的掌声远远少于抱怨声，我们依然没有观望和退缩的理由；可以做出的选择，唯有一往直前。感谢各位收听本周欢乐财经之商业观察，明天财经人物，我们再见！
15. 标题:公立医院在新医改中面临困境分析
媒体:中研网?2014年6月4日
链接：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604/151615813.shtml
主要内容：
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公立医院提供，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医院饱受诟病，经历多次的改革尝试后，当前我国医改的核心问题已逐步聚焦到促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上面。然而，在现行回归公益性的医改政策下，公立医院正处于合理运营和公益性服务的矛盾困境之中。
公立医院在新医改中面临的困境在于：
整体支出水平面临着巨大的刚性增长压力，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人、财、物”耗费支出，均与医院的医疗业务量有直接的正向关联，伴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以及社会公用事业成本的持续升高，而不可避免出现增长。
而收入主要来源于药品、医疗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新医改政策对药品收入进行了严格限制，随着回归公益性的要求，药品加成率进一步降低，药品收入逐渐减少并有可能取消；财政补助收入水平比例却仍偏小并且严重不足，新医改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总额持续增加，但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财政补助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也仅从2009年的5.99%提高到了2011年的8.52%。
依据“结余=收入-支出”这个基本的经济运营等式，医院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医改政策实施后，公立医院收支结余普遍大幅缩减，结余为负的亏损状况时有发生，并有趋于常态的趋势。
困境中的公立医院敏锐地发现：等式中剩下的唯一现行政策没有限制的因素就是医疗收入。随之应运而生的措施就是：提高医务人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分解住院，增加返诊等多种途径来增加医疗业务量；大量提供如检查、化验和特需等盈利诊疗项目等。这样，公立医院似乎既保证了自身的持续发展，又满足了现行公益性考核的需求。
但这条现实中的“脱困之路”，对于广大病人群体和医务工作人员来说，公益性回归的效果却大打折扣：大幅提高医务工作强度和劳动时间，严重增加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与负担，由此必然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和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以检养医”的新问题，严重违背了公益性中提供医疗卫生服务适宜性的要求。
这就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完善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一系列政策，公立医院改革并不是简单选择“公益”或者“生存”的道路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金短缺等多方面的约束，这就注定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改革是逐渐完善、逐步推进的过程。我们须在实践中找到一条引导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的破局之路：
一、完善公益性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对盈利诊疗项目如检查、化验、特需收入的控制指标，增加对短时间内的重复挂号、分解出院、返诊率等情况的监控指标，清除考核盲点，尽快建立一套统一的、可量化的、可以多角度描述和测量的考核体系，进而纠正公立医院违背公益性要求的具体医疗行为。
二、完善财政补偿机制。财政应当出资给予公立医院既可弥补亏损，又不影响其提高效率的积极性的合理补偿。
三、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目前医疗收费标准统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区市/省（区、市）/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区、市物价部门、财政部门会同卫生主管部门制定，医疗收费标准政策性很强、医院只能被动执行。而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远远落后于市场价格的升速，今后应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及时调整。价格政策调整后，针对“看病贵”问题，对价格政策的补偿除了财政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方式就是通过医保对亏损性的服务提供补助，让医疗保险来吸收价格提升带来的费用增长，使患者自己支付的费用水平保持不变。
四、完善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制度。应当围绕医院岗位工作量、医疗质量、病人满意度、病种难易度、科研教学质量、成本和医疗费用控制等核心要素，建立医院内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杜绝将药品、检查等收入与科室和医务人员个人收入分配挂钩，从个人激励方面纠正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确定医务人员合理的工资薪酬水平，从而进一步控制公立医院人员经费的不正常增长，优化卫生资源的配置。提高公立医院自身发展潜力和实力，为公益性实现奠定内部基础。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6. 标题:王安顺主持市政府常务会研究继续深化医改意见
媒体:北京日报?2014年6月4日
链接：
http://www.bj.xinhuanet.com/bjzw/2014-06/04/c_1110977914.htm
主要内容：
昨天（3日）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
会议研究了本市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及2014年重点工作，强调医改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按照国家部署和北京实际，统筹谋划，循序渐进，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蹄疾步稳地向前推进。要加强与中央有关方面协调沟通，协同推进改革。要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为医改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得实惠。
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指出改革意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体现了北京特点。要进一步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为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积极贡献。
会议研究了本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要求着眼长远，深挖建筑节能潜力，运用科学手段推进节能工作，在绿色节能上下大功夫。各主管部门要在加强执法的同时，攻坚克难，继续做好节能改造和供热计量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
17. 标题:北京成为“全国看病中心”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
链接：
http://henan.163.com/14/0606/11/9U2819FD0227019T.html
主要内容：
据报道，北京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达70万人，三级医院基本是“满场”状态，其中外来病人约占1/3。大量外地人进京看病，使三级医院不堪重负，也加剧了人口和交通负担，北京因此被戏称为“全国看病中心”。
北京成为“全国看病中心”，根源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翻过一座山，实力翻三番”，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医疗差距。外地病人大量涌入北京，除了交通便利因素外，当地优质医疗资源匮乏是重要原因。很多病人无法得到确诊，甚至越治越重，这才不惜长途奔波，到北京要个“说法”。如果在家门口都能看好病，谁愿意这么折腾呢？所以，外地患者到京看病合情合理。
医疗消费具有无限趋高性。即便是发达国家，医疗资源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优质资源更加稀缺。随着老龄化加剧和疾病谱变化，医疗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如何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解决好13亿人的健康问题，既是一道经济学难题，也一道社会学难题。医疗需求是刚性需求，无论穷人富人，都要看病就医。只有科学配置医疗资源，让更多人得到恰当、适宜的诊疗，才能使优质医疗资源价值最大化。
眼下，北京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超负荷运转，主要原因是缺乏分级诊疗体制。大量患者无序流动，大病小病都看专家，导致医疗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因此，北京要想除去“全国看病中心”的病根，必须做两个“手术”。
第一个手术是“引流术”。即运用经济杠杆分流患者，引导患者合理分级诊疗，普通患者尽量留在基层就诊，三级医院主要诊治疑难重症患者。很多三甲医院的专家抱怨，在每天接诊的病人中，一半以上是常见病、多发病，根本不需要看专家。究其原因，不合理的医疗服务定价和医保报销制度是“推手”。目前，不同级别医院的诊疗费差距很小，医保报销比例也相差无几，患者自然一窝蜂地争抢优质资源，人人都喊看病难。其实，发达国家也有看病难，但难的本质不同。例如，英国看病难，是分级诊疗造成的；中国看病难，是无序就医造成的。在英国，看病必须经过全科医生转诊，否则医保不支付、医院不收治，除非是自费到私立医院看病。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尚不健全，分级诊疗体系也未形成。在这样的国情下，最好的办法是运用经济杠杆分流患者。例如，提高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定价，拉大不同级别医院的报销差距，让市场之手参与资源配置，从而达到分流患者的目的。
第二个手术是“搭桥术”。即架起医疗合作之桥，让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周边地区延伸，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促进区域医疗资源均衡发展。目前，北京很多大医院盲目扩张规模，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巨无霸”。今后，北京应严格限制大医院的床位数，鼓励跨区域联合，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据报道，河北燕郊的燕达国际医院是一家民办综合性三甲医院，距离北京市中心仅30公里，但这里的床位空置率高达70%。一边是有人无床，一边是有床无人，资源无法匹配。最近，北京朝阳医院派出13个科室入驻燕达国际医院，专家每周出诊两次，标志着京津冀医疗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助于实现优质资源的“放大效应”。
北京是全国的医疗中心，理应以开放的姿态服务全国病人。但是，北京绝不应成为“全国看病中心”，而应成为“疑难重症中心”。让大专家集中精力看重病，才是全国患者之福。
18. 标题:北京试水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4年6月6日
链接：
http://jjckb.xinhuanet.com/2014-06/06/content_507434.htm
主要内容：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5月底举行的医疗器械质量万里行活动中了解到，北京市食药监局在北京市试点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据悉，这是继江苏、上海等省份后，全国率先开展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试点的地区。
而5月29日，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卫计委副主任孙志刚调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信息化工作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则更将这一模式凸显出来。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6月1日实施，随着国家对医疗器械监管力度加大和医疗系统内控管理提高，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将颠覆传统的医疗器械物流模式，将被更多的医疗机构、药械经营企业复制。
七家企业配送五类高风险产品
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是指建立在医疗器械供应链架构下，服务内容比较完整的专业平台。其运营模式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依托，以完善的医疗器械储运保障体系为核心，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单位用械，提供廉价、快捷、规范的新兴医疗器械物流综合服务平台。
“北京地区医疗器械管理和运用问题比其他地区复杂，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高风险医疗器械企业和全国著名的大三甲医院。”北京市食药监局副局长卢爱丽指出，第三方物流模式的出现为进一步提升高风险医疗器械流通环节追溯能力和监管效能提供了很好的手段。
与其他省份不同的是，北京市食药监局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结合产品特性及流通环节风险点，对五类高风险医疗器械产品的物流管理进行综合评估后开展试点，一是骨科、齿科植入类产品，二是心脏植介入类产品，三是血液处理及人工器官类产品，四是一次性使用无菌耗材类产品，五是体外诊断试剂类产品。
据悉，首批试点企业包括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建发(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美康永正医药有限公司、北京迈迪朗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承担骨科植入类、心脏植介入类、一次性使用无菌耗材类高风险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近日，新增3家体外诊断试剂类、一次性使用无菌耗材类三方物流试点企业，分别为康德乐(中国)医药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公司、北京伟康盛平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首批确认的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试点企业均为物流保障和信息化管理等综合能力较强的企业。取得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试点资质的企业，可以接受其他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委托为其提供医疗器械产品的仓储和配送服务。”卢爱丽指出，以产品供应链管理为重点，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医疗器械储运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降低产品物流成本，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据她介绍，2014年，北京食药监局将建立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技术指南，促进医疗器械经营环节储运渠道集中度，降低医疗器械市场流通成本，并利用第三方物企业信息化优势，强化高风险医疗器械产品追溯管理。
物流信息化系统强化追溯管理
据北京迈迪朗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赫先生介绍，目前国内医疗器械产品种类规格繁多，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流通模式和管理模式，经营流通企业是整个保障医疗器械质量安全体系中的一部分。
“我们2013年11月取得北京市药监局首批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试点资格，负责骨科、齿科植入类耗材。目前有专业的仓储设施，配送车辆，物流人才和全程追溯软件管理系统。”他指出，6月1日实施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对高风险产品和植入类产品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更注重产品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使用环节信息记录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他告诉记者，传统记录主要以表格记录为主，在数据量过大时，信息录入容易出错，查阅不便，检索不便，数据分析不便，需要大量的人力。因此，他们与计算机公司合作开发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追溯软件管理系统，使用一维码、二维码和RFID电子标签技术可全程记录产品的基础信息、技术参数、验收信息、入库信息、存储信息、出库信息、配送信息、患者信息、手术记录等数据。
“追溯系统所有二维码内容都通过AES对程加密源内容，保证了二维码所包含信息的保密性。”赫先生指出，应用二维码与RFID的追溯管理软件系统基于互联网技术，可快速准确记录产品流通过程中的信息，同步完成上传，云备份，便于检索和数据分析。
“北京模式”可在全国子公司复制
“我们认为，最关键的是医疗器械产品的追溯体系。”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器械)副总经理栾巍巍指出，现代物流信息化手段对产品的进、销、存、用进行系统性记录与管理，上下游的数据交换确保了公司经营的产品不管卖到哪个经销商或医疗机构，都能有追溯记录。在植入性或介入性等高风险医疗器械一旦发生质量问题时，问题产品在出厂、流通、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都已留下清晰“痕迹”。通过加强与上游生产企业和下游医疗机构的对接打造无缝的产品追溯体系。
北京市食药监局药品医疗器械市场监管处处长李江宁指出，通过开展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试点，能带动行业整体提升产品追溯能力。“一方面监管部门可通过流通环节的产品追溯记录，随时确定问题产品的状态和信息，快速实施应急反应。另一方面，还能及时发现制售、使用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违规重复使用医疗器械等违法行为。”流通环节的分类管理有别于注册环节的分类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与医疗机构采购管理对接，有利于提升物流企业专业化和产品追溯精准化。
“北京市有大约1.3万家经营企业，我公司参与北京市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试点后，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依托，以完善的医疗器械储运保障体系为核心，可以为这些小企业提供第三方的储存与配送，做到集中收货、集中储存、集中配送，使小企业也能具备良好的产品追溯能力。”栾巍巍指出，建立这一模式对企业是多赢的。
一是通过实现产品追溯信息电子化，降低了医疗器械的运作成本，节约人力成本，追溯效率和准确率大幅度提升。更多国内外企业愿意把代理经销业务或是仓储物流业务委托给国药器械。
二是国药器械还积极拓展针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设备、医用耗材和体外诊断试剂的整体集中配送业务，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另外，监管机构、医疗机构、患者通过网上产品追溯系统可查询到以前不容易获得的信息，久而久之，便可打造出让患者放心的医疗器械诚信企业。
“国药器械在北京的经验，还可在国药器械全国网络公司内复制，从而提升国药器械网络平台整体质量意识和管理水平。”她指出。
作为国内最大的专业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截止到2013年底，国药器械已在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区市/省（区、市）/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区、市设立了25家省级医疗器械经营公司、8家地市级医疗器械经营公司，初步形成覆盖全国的医疗器械流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