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期卫生动态：新医改驶入“深水区”，刘延东:加快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商办大病医保生意经难念。
信息目录
一、
第一部分：全国范围
1. 标题:海南省“先看病后付费”模式将全省推广
2. 标题：医改要多挤流通环节水分
3. 标题：云南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动医改发展
4. 标题：广东新医改副作用：20家医院挨罚曝过度医疗冰山一角
5. 标题：平坝医改：改了啥？还要改啥？
6. 标题:防止医保透支风险须发挥医改协同作用
7. 标题:甘肃中医助力综合医院医改
8. 标题:围绕当前医改做好顶层设计
9. 标题:医院行政化:医改力度大打折扣
10. 标题:医改催热社会办医 国际资本欲分羹中医领域
11. 标题:山东84县公立医院平价售药 54县新纳入医改试点
12. 标题:回归公益，探索医改的“安徽路径”
13. 标题:医改样板港大深圳医院巨亏十亿
14. 标题：新医改中的公私合作突围
15. 标题:杭州医改百日：门诊费用便宜7元 住院贵640元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6. 标题:新医改驶入“深水区”
17. 标题:刘延东:加快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
18. 标题:商办大病医保生意经难念
二、详细分析
1. 标题:海南省“先看病后付费”模式将全省推广
媒体:南海网?2014年08月03日
链接：
http://hainan.ifeng.com/news/zaobanche/detail_2014_08/03/2696537_0.shtml
主要内容：
韩英伟表示，卫生和计生部门本身是同根同源的，都是以人类健康为核心的业务管理部门。两个部门的合并有利于管理资源和技术服务资源的整合，对提升政府和专业服务效率有重大意义。
继续加大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医保制度和提高医保管理水平，巩固和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成果，在科学规划下加大社会力量办医力度，加大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三亚中医疗养国际医疗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力度是今年海南医改的重点。
“今年，海南医改的重中之重是做好公立医院的改革，特别是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韩英伟表示，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是医改中的核心环节，也是医改深水区最重要的一个区。
近年来，海南医改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建立了覆盖全省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海南农村医疗卫生三级服务网基本建立，形成了基本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海口、三亚、琼海、五指山、儋州“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医疗卫生中心也初见端倪，构建起了“1小时三级医疗服务圈”，初步实现老百姓在一个小时享受到相对优质医疗服务。“这让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基层不强，老百姓看病要往上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更突出。县级医院是基层的龙头，所以，把县级医院做强是重要的工作目标任务”，韩英伟说。
韩英伟认为，要提高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就要加大综合改革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改进管理，加强人才培养，要促进县级医院和上级医院的合作，省级医院帮扶县级医院，并引入外省优良的医疗资源来帮扶。
海口市“先看病后付费”的新型诊疗模式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该诊疗模式从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开始试点，如今海口的市级公立医院已经全部推广实施。下一步这一模式将如何发展?韩英伟表示，这一模式将在全省的公立医院推广。“‘先看病后付费’是开展医改以来，推行的诸多便民服务措施之一。现在各级医院都在积极探究各种便民措施，比如开通了预约诊疗平台、检查结果互认、改进流程、学科整合、强化导医服务等等。”
为解决部分身份不明、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患者的急救保障问题，今年3月，海南省率先建立应急急救救助制度，这也是政府拿钱的。省卫计委要求，各医疗机构要积极救治急危重伤病患者，对需要紧急救治，但无法查明身份或身份明确无力缴费的患者，及时救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救治。对于违反规定的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要依法依规追究医疗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韩英伟表示，希望社会共同进行监督。
针对如何缓解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韩英伟指出，最核心的是要改进医疗服务，这包括:一是政府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加大投入和组织完善医疗保障体制，让病人自己付钱看病的负担再小一些;二是要改进服务，行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管理和医疗服务质量水平;三是要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要提供更多优良的服务资源，基层不强，病人就往上走，往外走，加大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四是强化医德医风建设，严格执行从业“九不准”;五是要促进对医疗专业特殊性及其工作特点的了解，共同营造良好的就医氛围。
2. 标题：医改要多挤流通环节水分
媒体:光明日报?2014年08月03日
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3/41418317_0.shtml
主要内容：
8月2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难点求解”专栏发表通讯《平坝医改：改了啥？还要改啥？》，报道了基层医院医改的初步成效，提出了进一步医改碰到的难题。我的看法是，取消药品加成后的财政补贴，主要由县级财政承担，补偿效果如何，要看县级政府的财力如何、重视不重视。如果财力有限或是重视不够，不能按时足额拨款，医院难免会有“亏空”。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效果，则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调价对个别县医院影响很有限，因为医改所调整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往往是由省级部门在全省范围内测算制定并推行的。调价项目要达到一定的开展次数，才能弥补药品差价，但由于医院能力、就诊患者存在差异，一些调价项目在县医院开展的次数较少，调价不会带来收入增长。
改革医院补偿机制的关键，在于改革流通环节，把药品和耗材的水分挤出来。取消药品加成，按进价销售，如果进价居高不下，医院和患者得到的实惠还是很有限。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有些地方已压掉了药品进价的30%，效果不错。但要普遍推广，则需要改革我国现行的药品与耗材采购机制。
至于如何解决编制人员的招聘问题，需要政府协调统筹全县的权限划分，重新界定医院和政府部门的权责，赋予医院真正的用人自主权。
医改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控制医疗费用。如何提高医院方面改革的积极性？这就需要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收入，使其劳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3. 标题：云南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动医改发展
媒体:云南日报?2014年8月02日
链接：
http://www.yn.xinhuanet.com/gov/2014-08/02/c_133526400.htm
主要内容：
去年来，云南省切实加强医保和新农合基金监管，出台了针对医疗保险反欺诈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初步建立了医保对医务人员的约束机制及医保医师数据库。今年上半年，全省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对2266家“两定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实施了稽核，累计查实并追回违规医保基金767万元。同时，云南省在更大范围推广医保资金预拨付制度，目前城镇医保实施总额控制措施的统筹区14个，实施总额预付的统筹区5个，实施按病种付费的统筹区13个，实施复合型付费的统筹区15个，115个县（市、区）分别推行了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改革。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云南省城镇职工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平均报销比例达82.27%。
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步伐方面，云南省继续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省级财政安排近7亿元用于各级医疗机构软硬件建设。自去年起，选择48所县级公立医院开展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价格机制、药品采购、人事编制、收入分配、医保制度、监管机制等综合改革，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实施“百乡医疗服务一体化管理”项目，对每个示范点进行补助，探索县乡医疗分级诊疗；颁布实施《云南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建立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医患纠纷医警快速联动等方面的政策机制。截至今年5月底，全省97个县（市、区）开展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建立调解组织260个，以县为单位覆盖率达72.39%。
此外，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基层医务人员和乡村医生服务、保障水平，加强基层卫生人才培养，今年起对乡村医生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月200元提高到300元，补助人数增加4149人；加快民营医疗机构发展，今年省级财政安排民营医院发展专项资金4000万元，并放宽准入条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非政府办医疗机构承担基本公共医疗服务；加强和改进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工作，全省1816个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已实现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全覆盖，今年1至6月，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基本药物采购金额20.83亿元，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金额10.12亿元。
4. 标题：广东新医改副作用：20家医院挨罚曝过度医疗冰山一角
媒体:华夏时报?2014年08月02日
链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802/12846900_0.shtml
主要内容：
6月中旬广东省发改委对20家医疗机构的违法收费行为开出1079万元的罚单，由此撕开了医疗机构乱收费的冰山一角。
该处罚通报曝光后，一项相关的网络调查显示，广东范围内超九成受访者怀疑自己曾遭遇乱收费。同时，记者实地调查中也发现，看病过程充斥着各种附加的检查费、材料费、治疗费等，医疗费用正被无形推高。而种类繁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也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医疗机构可违法收费的空间很大。
普遍盛行的违法收费背后，不仅仅是监管缺失，更深层次的症结在于目前终结“以药养医”的新一轮医改过程中所呈现的副作用——“过度医疗”，“药品零加成”使得断了粮草的医疗机构不得不另谋创收和利润路径。
目前，广东省卫计委要求全省医疗机构7月30日前完成收费自查整改。有关医疗专家指出，针对医疗机构的违法收费现象，罚款、自查及整改依然“治标不治本”，“过度医疗”顽症急需治理。
冰山一角
近日，家住广州梅花园的小李突发高烧，伴有头晕、喉咙发炎等不适，于是前往南方医院就诊。接诊医生却开出了抽血化验、心电图、CT检查等一连串检查单。最后，检查结果“无异常”，医生只开了八九块钱的消炎药，而检查的费用却高达400多元。
据记者调查，像小李这样的看病经历，每天都会在诸多医院上演，且被附加的检查项目及费用甚至更多。除了检查费，各种材料费、治疗费也正悄悄附着在患者手里的收费单里。
“医生开某些药、某些检查，都是有提成可拿的。像现在流行的羊水穿刺、无创DNA检测，费用都要几千块，提成自然也高，很多妇产科医生都爱开这种单子。抱着‘花钱买心安’的心理，很多孕妇也愿意去做。所以许多妇产科专家，经常一看某个检测数值高些，就说有唐氏儿的风险，建议做羊水穿刺或无创DNA检测。”广州天河区某三甲医院的知情人士小谢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诸如此类的猫腻很普遍，“医疗毕竟属于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很多东西不是内行人根本看不懂，也说不清，所以收费单可操作的细节还有很多。”小谢说。
而上述的说法，在广东省发改委的通报披露中也有所呈现和证实。
据广东省发改委通报，被罚单位中，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涉及违法收费项目多达27项，其中包括对需要进行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病人在收取了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费后，分解项目再收取普通二维超声心动图和普通心脏M型超声检查费，同时对不属于“其他心脏超声诊疗”范围的“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与“胎儿产前诊断”项目也收取计算机三维重建技术费等。另外，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则因违规自定项目和标准向患者收取体温计、识别带、服药杯、体检表等费用被处罚。
除了上述提及的自立项目收费、分解项目收费、扩大范围收费外，部分医疗机构还提高标准进行收费或重复收费，如有的医院对学龄前儿童、高校及中小学学生体检超出规定标准5倍收取体检费，对需要输液的病人通过多记注射器等一次性医用耗材数量方式重复计价收费等。此外，部分医院还对需要进行B超检查的住院病人，在未向病人提供图文报告的情况下收取了超声计算机图文报告费等。
然而，广东省发改委所通报的情况或只是冰山一角。近日，有知名网站推出一项“广东多家医院乱收费，你怀疑过自己被乱收费吗？”的调查，逾3万人参与投票，超九成人怀疑自己曾遭遇乱收费。但绝大多数受访者也表示很无奈，因为从看病、开药到收费的过程基本处于“医院、医生说了算”的状态，乱收费难以举证。
新医改后遗症
看病讲究“对症下药”，而针对医疗机构乱收费现象的治理问题，同样需要对症下药。
实际上，上述的乱收费现象背后，不单是监管缺失的问题，更深层次是医疗体制改革副作用的呈现，其中涉及到公立医院的改革难题，更具体表现为“过度医疗”这一顽症。
何谓“过度医疗”？据百科词条解释，是指在治疗过程中，不恰当、不规范甚至不道德，脱离病人病情实际而进行的检查、治疗等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而医疗机构的乱收费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度医疗”行为所产生的多余费用被医疗机构从中牟利的表现。
无论是上述通报中提及的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还是记者调查中的大多数受访者口中提到的“乱收费”医院，基本都是公立医院。因此，这里实际也是公立医院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属于公立医院改革的难题之一。
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在“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这两条路上来回权衡。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公立医院过于看重市场属性，执行“以药养医”的补偿政策，在“创收”与“发展”的利益驱使下，逐渐丧失公益性。
直至2009年，以破除“以药补医”为突破口、旨在“回归公益性”的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启动，该改革从“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入手，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全民覆盖。但公立医院改革被业界称为“难啃的硬骨头”，取消“以药补医”政策一直难以落实，而“拿什么补医”的关键问题并未解决，因此以“检查费用”补医、“过度医疗服务”等问题就出现了。
谈及“过度医疗”的产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目前的医疗体系按服务收费的制度并没有通过服务定价充分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更没有体现对医生诊疗经验价值的重视。
“虽然现在挂号费有所提高，但相比于中国香港和国外，差距依然非常大。反倒有一种变相的引导，迫使医院不得不通过‘创造’服务获得支付。”廖新波在其微博中透露，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补偿不足，取消药品加成“迫使”医院、医生通过输液这丁点儿收费来弥补药品“零加成”所造成的总收入下降。
廖新波分析认为，从政府管理层面来说，过度医疗的根源就是政府实际投入不足，把公立医院推向市场，使得公立医院在市场上奔跑；而从医生层面来说，过度医疗的产生跟医生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不足，以及医生为了“免责”和医生用药习惯难以纠正等因素有关，同时医生队伍中也确实存在唯利是图、贪图回扣、同行恶性竞争等不良医德的医生。同时，他认为过度医疗还跟患者对医疗服务的认知、民众的健康素养有关系。
顽症需组合拳
综上所述，要治理医疗机构乱收费现象，根源仍在“过度医疗”，乃至公立医院的改革及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绝非“开出1079万元的罚单”和“收费自查整改”这么简单。
“罚款千万元，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罚款最终还不是由患者掏腰包。”上述知情人士小谢直言，处罚应该重罚，而不该只是罚款了事。针对广东省卫计委提出的“收费自查整改”，不少业内人士直接吐槽，“这种监管手段太缺乏诚意，若是自查有效，还能出现这种乱收费行为吗。”
罚款或自查无疑都是“隔靴搔痒”，整治乱收费现象还需从解决“过度医疗”这一根源问题入手。
针对“过度医疗”的破解之道，廖新波提出，首先政府应该更好地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他看来，政府部门必须在财政投入上给予公立医院足够的支持，尤其是在基本建设与维修、大型设备购置以及退休人员的工资、人才培养等方面。公立医院没有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才能“轻装上阵”，才不用老想着从老百姓身上捞钱，也才不会出现医生开“大处方”、拿回扣、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等等一系列过度医疗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监管体系非常无力，行业组织的自律与自治体系基本空白，行业并没有建立绝对的专业自治的权威，不足以维护自身的专业话语权，而且也不足以惩罚业内的恶劣行为。”因此，廖新波认为，应该完善监管体制和医疗服务体系，尽量减少行政干预，让行业和专业自理、自制、自足、自律，从而规范医疗行为。
同时，改革医生薪酬体系也很有必要。据介绍，目前正在推行的医生多点执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通过改革支付方式来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使医疗下沉、医生下沉，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服务。
另有医学人士则提出更直接的建议，在其看来，最关键的是不让医患发生直接的金钱关系，即除了挂号费等基本费用外，医院和患者之间应该通过第三方——保险公司来完成交易。因此，该人士认为应该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险制度。
5. 标题：平坝医改：改了啥？还要改啥？
媒体:光明日报?2014年8月02日
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2/41412068_0.shtml
主要内容：
“以前我不愿意来县医院，一怕看不好病，二怕诊疗费贵。现在看来挺好的，不比大医院差。”在贵州省平坝县人民医院，一位患者告诉记者，这两年她看病都来这里。据了解，医改前这家医院每天平均接诊几十人，而记者采访时，医院门口满是就医患者和家属的车。
药品不再养医，但医院“差钱”
2012年，在我国近3000家县级公立医院中，贵州省平坝县人民医院脱颖而出，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单位。对这家地处西南贫困地区的小医院而言，他们最先感受到的变化是，经费多了。
“以往医院的工资60%由财政拨款，40%自筹解决。医改后，自筹比例降到20%，医院每年节省工资支出187万多元。”院长朱波告诉记者，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在增加，医院陆续添置了16排螺旋CT机等医疗设备。
但更多的投入，用在解决“以药养医”上。“医改后，我们基本摆脱了以药养医。”朱波说。作为院长，朱波也有自己的担心：医院此前的收入一半靠药品，取消药品加成猝然消失的这部分收入，尽管地方财政承诺补偿30%，但剩下的70%只能由医院自己解决，很难补回来。
根据医改要求，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损失的药品利润，主要通过财政补贴、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两种方式补偿。
原则上，提高一些医疗项目的检查费、手术费等，可以相应提高医院收入，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朱波解释，对于床位不到300张的平坝县医院来说，能调整价格的医疗服务项目并不多，而且一些调价较高的项目对技术和设备的要求也高，医院根本没能力开展。“在1000多个医疗服务项目中，我们调整了75项的价格，61项调高，14项调低，对医院收入的影响微乎其微。”朱波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增加补贴，否则医院很难摆脱“差钱”困境。
服务能力提高，但医院“差人”
在寄希望于政府投入增加的同时，平坝县人民医院尝试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此提高医院接诊量。
2012年4月，该院开始了绩效改革，根据每个科室（医生）收治病人及其出院情况、抢救危重病人数量、考勤等项目进行考核。“改革前吃大锅饭，很多人不愿做事，医院服务能力很难提升。现在我们按劳取酬，收入差距拉大到了上千元。”朱波表示。
绩效改革的激励作用，身为外科主任的周贵军感受很深。“每月仅手术费就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他说，以前手术费是所有人均分，无法体现付出更多劳动的主刀医生的价值。改革后，每台手术的费用主刀医生拿一半，所有助理医生分另一半。
人事机制改革激发了医院活力，医疗服务水平得到大幅提高。该院门诊量和住院患者人数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去年总收入增长了63%。但就诊人数增多，对医院的设备、基建和人员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门诊量预计将突破11万人次，医院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医生也都是超负荷工作。”朱波介绍，该院正在建设新院区，投资达5300万元，后续的设备投入等还需更多的资金。
相比资金的掣肘，朱波更担心的是人员。该院现有编制床位240张，按国家规定的1比1.4的床人比计算，医院需要职工336人。“我们现有职工才310人，且编制床位数是2009年定的，早就不合实际需要了。”朱波说，医院的实际床位数已达329张，如果按实际数计算，需要职工460人，差150人。
事实上，平坝县人民医院每年都在招人，但效果并不理想。“我们现在还空有61个编制，但就是招不到人。”朱波无奈地说。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其实就是改政府”
由于县级医院的公立属性，其改革中遇到的“差钱”“差人”困境，仅靠医院自身很难解决。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其实就是改政府。”贵州省卫计委副主任张光奇认为，政府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办医责任，落实职责，政府必须改革财政投入机制，“为什么许多医院不断要求增加编制？因为财政投入是按编制计算的”。
张光奇同时表示，国家不允许公立医院负债，若政府投入不足，医院的科室扩张、设备投入和基础建设还得靠自己，融资是一个难题。“社会资本虎视眈眈，想参股县级公立医院。”朱波深有同感。
“医改仅靠卫生部门来牵头，牵不起来，财政的不听卫生的，人事的也不听卫生的。”朱波建议，医改由发改委牵头，以便利财政和人事问题的解决。
朱波同时建议，政府应给予医院足够的用人自主权，同时改革药品及耗材的流通环节，降低其销售价格，并提高重大疾病的医保报销比例，减轻医院的改革负担。
6. 标题:防止医保透支风险须发挥医改协同作用
来源：健康报?2014年8月1日
链接：
http://news.qiuyi.cn/jjyg/2014/0801/37557.html
主要内容
伴随着医疗费用快速上涨、人口老龄化等多种因素给医保基金运行造成的压力，极少部分地区出现了当期赤字。对此，人社部采取了综合施策、妥善应对的办法。
摘要:
本报讯 (记者孔令敏)在上个月25日，人社部召开了今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而该部新闻发言人李忠介绍，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82435万人、58478万人、16595万人、20119万人、16580万人。
李忠说，伴随着医疗费用快速上涨、人口老龄化等多种因素给医保基金运行造成的压力，极少部分地区出现了当期赤字。对此，人社部采取了综合施策、妥善应对的办法：使用历年的结存资金维持当期收支平衡，确保医保待遇能够及时足额支付;尽可能地提高医保的统筹层次，增强基金的共济能力;深化付费方式改革，加快医保对医疗机构的联网监控系统建设，重点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过快增长;加大对欺诈骗保等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在深化医改的大背景下，发挥改革的协同作用，特别是要做好医保、医药、医疗“三医”联动，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理顺医药价格等配套措施。
针对有记者提出，部分地区医保基金已经出现透支风险是否属实，怎样防控这一风险的问题，李忠回答，从2013年社会保险基金的决算情况看，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是8248亿元，总支出是6801亿元，总结余是 9116亿元，不过总结余里面主要是职工医疗保险，其中个人账户结余为3323亿元。从总体来看，基金结余在安全合理的区间内。
又 讯 民政部日前公布的《2014年2季度全国社会服务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政部门直接医疗救助支出77.5亿元，直接医疗救助872.3万人次;民政部门资助参加医疗保险746.6万人，自主参加合作医疗2337.1万人;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机构数量为17579个，为老年人与残疾人提供服务床位 509.8万张，为智障与精神病人提供服务床位7.6万张，每千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为25.19张。
7. 标题:甘肃中医助力综合医院医改
媒体: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8月01日
链接：
http://info.pharmacy.hc360.com/2014/08/011534520336.shtml
主要内容：
规范化的中医馆、针灸馆，改造后的中药煎药房、中药炮制房，创新性的中西医结合睡眠障碍诊疗中心、营养药膳科……在过去5年中，中医特色科室建设使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总收入增长了3倍，中医药收入占比由5.5%上升到26.5%。这只是甘肃省综合医院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繁华一隅。
新一轮医改中，甘肃省确立了“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走中医特色的医改之路”的发展模式。
自2009年起，该省连续出台《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省级医疗机构成立中医药管理等科室的通知》等政策，实施加强综合医院中医科和中药房建设、落实西医科室中药消费量以及建立西医科室与中医科室的协作机制等具体措施。
2013年，甘肃省综合医院中医门急诊近154万人次，比2009年增加了60.5%，中医门、急诊人次数占总门急诊人次数比例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中药收益逐年增加，2013年综合医院平均中药收入579万元，比2009年增加454万元，门诊和住院中药收入占比分别上升6.7%和5.8%。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高了甘肃省综合医院的工作效率，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2009年至2012年，甘肃省综合医院医生日均住院床日由2.38日上升到2.98日，日均诊疗人次数由5.3人次上升到6.2人次，病床使用率也由81.4%提高到89.4%。
另一方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由2009年的9.74天下降到2012年的9.54天;2013年门诊患者均次费用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4.2元，2009年至2013年费用增长比全国平均少4.6元。
未来，甘肃省将继续以综合医院为阵地，加强中医药宣传，加强对患者的合理分流，建立科学的院内引导机制，以进一步提高老百姓对中医的就医选择率，提高中医医疗服务的市场占有率，解决目前中医药收入占比仍较低、中医门急诊人次数环比增速放缓等问题。
同时，进一步完善中医科室与西医科室之间的协作机制，打造特色科室，进一步提高综合医院中医药效益，解决目前综合医院医生日均诊疗人次及病床使用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等问题。
8. 标题:围绕当前医改做好顶层设计
媒体: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8月1日
链接：
http://zy.china.com.cn/2014-08/01/content_33114279.htm
主要内容：
近日，2014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专项资金中医药标准化项目论证会在京召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在会上指出，在新一轮的专项实施过程当中，要围绕当前医改，加快健康服务机构、人员、产品准入标准的研制，开辟中医药标准制定新领域。
与会人员研讨了中医药标准研究、制修订、评价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和如何发挥中医药标准化在健康服务业中的作用，对如何参与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和利用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促进全局工作提出意见。
于文明对中医药标准化下一步工作提出6点意见：一是转变职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工作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管好两头，即规划和公告，其他的中医药标准研究、制修订、评价等都交由行业学会和专家去处理。
二是重视质量。针对中医药标准化存在的一些问题，下一步要在原来重视数量的基础上，重视质量和效果，广泛共识，形成权威。
三是注重策略，建立中医药标准采标机制和联合发布机制。同时建立中医药标准公告制度和分类指导制度。可设立“中医药标准宣传推广周”或将中医药标准纳入“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加强宣传推广。
四是围绕主线。在新一轮的专项实施过程当中，要做好顶层设计，研究一批、制修订一批、公告发布一批中医药标准。
五是统筹协调。要将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和全局相关工作，和医疗改革、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要将中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的工作与行业学会的工作结合起来，要将国内、国际统筹起来。
六是吸收总结。会议交流了标准化工作的体会和困难，法监司要吸收好，作为对标准化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同时将其融入下一年度中医药标准化项目中去。
9. 标题:医院行政化:医改力度大打折扣
媒体:39健康网?2014年7月31日
链接：
http://news.qiuyi.cn/jjyg/2014/0731/37491.html
主要内容：
与其他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十多年的医改历程中，有令人称道亦有遭人非议之处，其改革政策至今仍在不断的调整中，不应盲目或仓促地得出定论，断言改革已经成功还是失败。
摘要:
自1998年中国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大方向一直非常明确，即由行政化向市场化方向变革，这顺应了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趋势，并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高度一致。
与其他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十多年的医改历程中，有令人称道亦有遭人非议之处，其改革政策至今仍在不断的调整中，不应盲目或仓促地得出定论，断言改革已经成功还是失败。
从政府到民间具有高度共识的一点是，中国医改最成功之处在于，在短短数年中建立了覆盖13亿人、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对于八亿农民而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显著提高了其医疗保障水平，减轻了城乡就医的不平等;对于城镇职工而言，社会医保取代了过去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将就医选择权交还给了个人，极大地扩展了个人就医的自主选择度，驱使医疗机构及其医生积极提高医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这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是利国利民的改革成果。
不过，如此巨大的成就并未让全社会满意，即便政府每年都在大幅提高对医保基金的财政补贴，社会对医改成效的怀疑始终不绝于耳。对患者来说，支付能力的确提高了，却找不到更多更好的医生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看病难问题并未得到缓解，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但也进展有限。对医生来说，工作负荷越来越大，而公立医疗机构的人事薪酬制度却依然僵化，延续了公立主导体制下论资排辈的大锅饭制度，整个医疗行业远没有建立起符合自身特征的“优胜劣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人事薪酬制度，医务人员无法获得体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和工作绩效的阳光化收入，暗箱操作的红包回扣泛滥，医患冲突愈演愈烈。
上述冲突和矛盾，究其根源，在于供方和需方的改革未能同步。在需方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整个医疗服务供方却依然僵化在公立主导下的行政化等级体制。
目前，90%的医疗服务市场仍然由公立医疗机构垄断，而公立医疗机构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管办不分的行政化机构，远没有成为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拥有用人自主权和分配自主权的市场化服务主体;80%的医生依然是拥有事业编制身份的“国家干部”，而非符合医疗行业职业特征的自由执业者。同时，患者事实上也未能获得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自主选择权。
简言之，需方体制已经基本走向市场化，而供方体制未能走向市场化，是迄今为止的医改成效大打折扣的根本原因。
供需错配
供方未能市场化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即是分级诊疗制度迟迟无法形成。
相较于其他国家门诊服务普遍由私营诊所提供、医院仅提供住院服务的服务体系，中国至今大部分门诊服务仍由医院完成，城市地区尤其如此。这既大大延长了患者排队就医的时间，导致看病难，也显著提高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导致看病贵。
在此前的改革中，决策者付出极大的努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包括通过大大提高基层诊疗的医保补偿比例，以期引导患者选择社区就诊;通过强制基层首诊制度以期逼迫患者首诊选择社区;更包括通过“定岗、定编、定工资标准”甚至由财政全额包养、对基层医疗机构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等做法以期提高社区医疗服务供给能力。
但一个始终无法逾越的鸿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以自身支付能力为最强有力支撑、高度关注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患者始终只会选择自己信任的优秀医生就医，而僵化如故的医疗机构行政等级制使得优秀医生进入社区、扎根社区没有可能。在这一现实下，患者怎么可能首诊在社区?
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近八成的医生还是隶属于政府办医疗机构的“国有职工”，受到国有事业单位身份的束缚，不能享有自由执业的权利。医生独立开设社区诊所，仍然受到区域卫生规划、卫生行政部门准入管制的层层制约，他们甚至无法在不同体制的医疗机构间流动。而废除国有事业编制制度、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新一轮医改进行五年至今，都还没有作为明确的改革方向见诸文件，即便是作为过渡性举措的医生多点执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行政等级分明的公立主导体制，必然决定了绝大多数优秀医生选择留在公立三甲医院，非公立医院以及私营诊所的发展困难重重。公立社区医疗机构在过去五年得到了大量的财政投入，硬件设施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收支两条线”、定岗定编定工资标准等公立主导体制下所必然的管理方式，使得计划体制在社区医疗机构死灰复燃。整个医疗行业尤其是承担守门人职能的社区医疗机构，反而与“优胜劣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市场化人事薪酬制度渐行渐远。社区机构提供普通医疗服务的能力和积极性大大弱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失去患者的信任，进而使得首诊在社区、小病在社区的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趋势：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社区门诊机构完成的诊疗量仅占全市总量的20%左右，扣除其中的公卫门诊、单纯的卖药门诊和转诊门诊，实际完成的诊疗比重更低，而二三级医院完成的诊疗量则超过60%，其中三级医院超过40%，一些本应在社区完成的慢性病管理都进入了三级医院的服务范围。另外，还滋生了社区医疗机构借助建立健康档案等公卫工作，上报虚假门诊服务量等不良现象。这是典型的计划之手造成的资源错配。
不废除医生的国有事业编制身份，不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优秀医生下沉到社区永远是一句空话，分级诊疗体制永远无从建立，看病难困境永远无从缓解。
理解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上述供需双方改革的不匹配，下述论断尽管失之简单但的确更易于理解：凡是有助于政府甩包袱、减轻政府责任和负担，或者增加政府权力的改革，都很容易推进，需方改革既是如此。凡是需要削减政府权力，削减政府部门既得利益，或者增加政府责任的改革，总是步履维艰，供方改革严重滞后既源于此。概言之，所谓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是将政府权力限制在有限范围内、让个人和社会的自由选择权起决定性作用;所谓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核心就是缩减政府权力，明晰并强化政府责任，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医改的大方向即是如此。
观察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门诊服务多由市场化的私营医疗机构提供，如英国，90%的门急诊由独立执业的私立全科医师诊所承担，其中仅有10%进行转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个比重也均超过80%。
10. 标题:医改催热社会办医国际资本欲分羹中医领域
媒体:21世纪网?2014年7月31日
链接：
http://www.zyctd.com/chanye-item-741988-1-1222.html
主要内容：
随着公立医院改革、医生多点执业与自由执业以及分级诊疗制度的逐步推行，进一步催热社会资本办医，就连一向被认为规模化难度较高的中医养生领域也开始成为各路资本追逐的目标……
随着公立医院改革、医生多点执业与自由执业以及分级诊疗制度的逐步推行，进一步催热社会资本办医，就连一向被认为规模化难度较高的中医养生领域也开始成为各路资本追逐的目标。
6月19日，北京固生堂中医养生健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涂志亮在参加“资本与中医健康产业发展论坛”期间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证实，去年以来，不少民间资本都对固生堂的发展模式表示出浓厚兴趣，当中有不少更是来自国外的跨国资本集团。
事实上，近年来国际资本大多以高端医疗诊所的形式介入初级医疗需求领域，对有高端诊疗及服务需要的人群提供服务。其中，专科医院由于政策壁垒和技术壁垒相对较低，成为了国际资本重点进军的领域。
恩颐投资(NEA)合伙人、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蒋晓冬预计，未来15年中国的医疗产业规模将新增8000亿美元，其中9成增量来自服务。“治未病养生调理、慢性病管理以及中医门诊医疗是投资中医领域三个主要方向。”蒋晓冬说。
社会办医双刃剑
近年来，公立医院专科“看病难”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私营资本捕捉到了这一市场需求，通过多种形式逐步进入专业医疗服务行业。据湖北省卫计委统计显示，2012年全省新批准建立的民营医院为32家，而到了2013年则达到了130家。
除了新建以外，托管、收购等形式也是私营资本办医的主要方式之一。去年下半年，复星医药就在短短两个月内先后收购广州南洋肿瘤医院和佛山禅城区中心医院两家大型医院。而总部在甘肃的上市药企独一味(002219.SZ)，也在去年一口气收购了四川德阳美好明天医院、邛崃福利医院等5家民营医院的股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这些对办医感兴趣的资本集团不仅来自医药公司，而且还覆盖了医疗器械、金融基金等跨界行业，就连飞利浦也在今年4月公布了其民营医院合作战略规划，至于那些低调办事的企业就更不好统计了。“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民营医院都不赚钱，不少参与者都是主要以办医的名义来拿地，是养地的概念，而且那个地还不能做贷款。”德太投资(TPG)合伙人黄晶生认为，一旦要将民营医院从不盈利变成盈利就要交很多税，所以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真正在医疗行业能够涉及的领域其实并不是很多。
在美国史带投资(Starr)执行合伙人董颖看来，由于民营医院很难和医保对接，商业保险又缺失，有经验和高素质的医生都不愿去民营医院，最终导致民营医院的公信力不足而难以实现盈利。
但涂志亮认为，在今年提出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中，社区首诊制、医生的多点执业以及双向转诊政策都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办医的重大改革，为社会办医增添了利好条件。
“多点执业新政的推广或许有帮助，但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公立医院愿不愿意医生分散精力是一个问题；另外，如果聘请国外的医生又担心水土不服，稳定性差而且价格昂贵，所以对于私立医院来说，如何吸引人才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董颖说。
中医领域渐受关注
事实上，对于中医门诊来说，类似的人才问题也是其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医门诊靠的是名医，而名医是有区域性的，没办法形成规模。”黄晶生认为，这是一直以来国际资本迟迟不敢进入中医领域的主要原因。
直到去年10月，启明创投向南京君和堂中医馆投资数千万资金，以支持其推进中医医疗的连锁产业化，成为首家介入中医领域的风投。
此外，政府方面也加大了发展中医的力度。在国务院去年出台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将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作为八项主要任务之一。同时，在其他主要任务如大力发展医疗服务、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积极发展健康保险、支持发展多样化健康服务、培育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等方面，中医药都是重要内容。
6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对21世纪经济报道透露，为了落实上述《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抓紧研究制订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规划，目的是要推动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业的发展。
涂志亮认为，中医要得到好的发展，必须要有创新的经营模式，与健康服务业结合起来，才能吸引外来资本的投入，乃至于发展。“美国人的医疗因为是保险负责的，所以保险公司对于能够预防疾病的健康服务是支持的，但在中国，购买健康服务的主体是消费者本身，所以中医调理体系假如可以进入医疗体系，才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医的发展。”
蒋晓冬认为，在医改的大背景下，预防医学和疾病管理将迎来全新的模式，中医有望成为下一个资本追捧的热点，而创新与中医现代化则是突破口。
“首先，技术和治疗方法如何被总结和传承？其次是药材资源的优质供应与可持续利用、传统饮片剂型改良、新处方来源和适应症选择的问题；最后，如何让病人更加贴近中医师，信任他们，这些都是目前中医尚需解决的问题。”蒋晓冬说。
11. 标题:山东84县公立医院平价售药54县新纳入医改试点
来源：39健康网?2014年7月31日
链接：
http://finance.chinanews.com/jk/2014/07-31/6445275.shtml
主要内容
核心提示：30日，山东省召开医改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启动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取消全部药品加成。
据山东媒体报道，从今年“十一”起，山东省54个县(市、区)被纳入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药价降价幅度至少15%。届时，全省就有84个县(市、区)的公立医院告别“以药养医”了。
合理不合理的加成都要取消
30日，山东省召开医改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启动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取消全部药品加成。在此次被纳入试点的54个县(市、区)中，有国家确定的43个，也有山东省增加的11个。而在去年元旦起启动的第一批医改试点中，
山东省已有30个县(市、区)(含2个省级试点区)的70多家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长期以来，为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国家允许公立医院将药品加价后售予患者，加价幅度不得超过15%。但现实中，各家医院的实际加成要高于15%，有的甚至达到40%。药品加成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医药费用的不合理上涨，加重了患者负担。
此次改革明确要求，药价无论加了多少，都要全部取消，同时要求第一批试点县也要参照执行。届时，药品降价幅度将远超15%。作为第一批改革试点县，平阴县曾做过测算，取消药品加成后，该院药品总价降低约39%。
医院收入减少可提服务价格
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收入大减，又该如何维持？据悉，药品收入一般占医院收入的50%左右，有的甚至占到70%-80%。
为了补偿医院因此减少的合理收入，山东省提出，可以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增加政府投入。在第一批改革试点中，山东省明确要求，医疗服务价格可以提高，但总量不能超过2011年度药品合理价差总量的80%，不足部分通过财政补贴和医院加强管理来补偿。但从试点看，补偿不到位，医院改革积极性受挫。
此次，山东省明确，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实际减少的收入，80%靠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政府财政补贴不得少于10%，剩余部分由医院加强管理补偿。
增加的医疗服务费纳入医保
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方面，山东省提出，要提高体现医护人员劳动价值的服务价格，但要降低检查等项目的价格。在第一批试点时，平阴县就将专家检查费、护理费和手术费等提了价。其中，县人民医院的普通门诊诊查费由1元/次调整为6元/次，专家门诊诊查费由5元/次调整为10元/次，手术费(含麻醉费、手术相关治疗费)标准上调16%。
“药价虽然降了，但服务费又涨了。患者怎么得实惠呢？”不少患者会有这样的疑问。为防止调整服务费后再次加重患者负担，山东省明确要求，调整后增加的医疗服务费可以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试点医院药品全省集中采购
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山东省还要求，各试点县(市、区)的县级医院要全部通过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并提高基本药物比例。
为照顾各地用药习惯，允许各市在医保目录中选择一些补充品种，但不能超过医院药品品规总数的20%，销售额也不能超过全部药品销售额的20%。
此外，山东省还将推进医用耗材带量集中采购工作，压缩采购中间环节和费用，降低虚高药价。据了解，目前我省已经试点部分高价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冠状动脉介入、血液净化和眼科材料等已经纳入。
在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同时，山东省提出，每个县(市、区)重点办好1-2所县级医院(含中医医院)，3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至少有一所医院达到二级甲等水平。
12. 标题:回归公益，探索医改的“安徽路径”
来源：中安在线-安徽日报?2014年7月31日
链接：
http://news.163.com/14/0731/10/A2FNE33100014AED.html
主要内容：
“我一个月要用两三支胰岛素，以前每支250元，医改后只要204元，一年能节省1000多元。”59岁的陈学涛是霍山县人民医院内科病房的住院患者，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
陈学涛每年住院不下10次，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带来的实惠，他有本“明白账”：“以前每次要花四五千，现在报销完只要七八百，一年至少能省几万块。”
从基层医改到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再到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安徽医改自从2009年启动以来，整整走过5年的历程。
5年来，安徽医改在回归公益性的导向下，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痼疾；在顶层推动与基层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调整完善制度设计；在各执一词的叫好声与争议声中，突破“以药养医”的利益固化籓篱。
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安徽医改坚守以人为本的理念，激发医者仁心的情怀。
“希望安徽省继续发挥好医改排头兵作用，力争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安徽调研时的这番话，既是对安徽5年医改路的充分肯定，也是殷切的期望和更大的鞭策。
为了6900万人的健康，安徽医改正在深水区奋力前行。
“公认的难题”何解？
—认准回归公益的方向，调动积极性，保障持续性，走出“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的路子
2010年以来，各级财政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投入年均增长32%以上；2013年，县级公立医院获得财政补助12.3亿元，增长23%，门急诊服务人次同比增长13%以上。
78岁的王安雨老人说，村医吴大福让他想起以前的“赤脚医生”：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上门看病，不图什么回报。
王安雨老人是当涂县江心乡彭太村的村民，常往村卫生室跑。吴大福时常给他量量血压，检查检查身体。
吴大福当了20多年村医。“医改前，主要是看病挣药费，现在担子更重了。”除了看病，他还得给村民做定期体检，建立和完善健康档案。
打破“以药养医”痼疾，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回归公益性，是安徽医改牢牢坚持的改革方向。
2009年，安徽开始在全省32个县（市、区）启动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试点。2010年9月1日，全省所有政府举办的基层医药卫生机构全部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安徽在全国率先实现基层医改“全覆盖”。
医改，公认的世界级难题。安徽主动触及这一改革难题，知难而上、执着向前。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2012年11月1日在21个县试点，1个半月后的12月15日就全面推开。
是什么给了安徽“啃硬骨头”、往最难处用力的信心和勇气？
“在医改上先行一步，是安徽省委省政府从安徽基本省情出发作出的科学决策。”省发展改革委主任、省医改办主任张韶春说，安徽是农业大省，城镇化率不足50%，近4000万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县域。
“医疗卫生服务不回归公益性，怎么能减轻最大多数人随时可能遇到的沉重医疗负担，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这是兴皖富民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张韶春说。
回归公益性的第一步，是落实政府办医责任，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抽烟645人、喝酒1185人、缺少运动2025人……”铜陵市幸福社区井巷卫生服务站，为辖区8000多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建了本“明白账”。“我们对辖区居民实行积极的健康干预措施。”站长刘琳说，站里每年集中给60岁以上老人免费做一次体检，对1000户居民进行上门的健康随访服务。
两项财政补助，是幸福社区井巷卫生服务站的主要收入来源。市财政会按人均30元发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同时根据服务人数给予人均20元的药品零差率补助。
“基层医改启动以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加快落地，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省医改办专职副主任程进军说，全省建成了1230个政府办的乡镇卫生院，1.5万个标准化村卫生室。2010年至2012年，全省各级财政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投入总量为88亿元，年均增长32.4%。
为确保医疗机构的公益属性，改革后，对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政府负责保障按国家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人员经费和其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使其正常运行。
此举切断了医务人员收入水平与医疗机构经营收入的直接关联，遏制了医疗机构的逐利性。但也引发争议，有些专家认为是“回到政府包办、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老路”。
“这其实是一种误读。这一套制度设计的核心是强化政府的办医责任，奠定维护公益性的基础和长效机制。”程进军说，改革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支出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核定后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从根本上保障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正常运转。同时，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由县财政根据发展建设规划足额安排，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运行。
这也是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因循的基本路径。改革后的2013年，县级公立医院获得财政补助12.3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药品“零差率”销售每年减少的9.6亿元收入，省级财政直接补助其中的25%。同时，增设诊察费补偿其余的75%，诊察费主要由医保基金支付。
医改制度设计之初，一直存在着“补供方”与“补需方”的争议。依托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需方”对“供方”的购买机制，推动医疗机构建立更加完善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可以在降低患者负担的同时，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医改启动以来，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全面提速，新农合和城镇医保的参保率均在98%以上，筹资标准不断提高，2014年的新农合筹资标准已经提升至390元/人，省财政要为每位农户补贴320元，为此将投入136亿元。定远县总医院院长陈必如说，县级公立医院90%的住院病人是参合农民，2/3的收入来自新农合，新农合基金已成为县级公立医院最重要的“补给线”。
“只有在病人们开始午休了，我们才有时间吃工作餐。”舒城县人民医院肿瘤科护士长李琰说，改革以来，她所在科室病人比以前增加20%以上，同事们干劲都很大，因为只有就诊量增加了，科室业务收入上去了，大家收入才能跟着上涨。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明确，为保障医务人员合理待遇，2014年起，县级医院人员经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5%。同时，县级医院全面实施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占绩效工资比重一般不低于60%。
看上去，收入仍与业务量挂钩，但改革前是“以药补医”，改革后是“以技补医”。
“药品加成模式下，医生某种程度扮演着销售药品的‘商人’角色。”定远县总医院肿瘤内科科主任严璟说，新的绩效考核模式，引导医务人员在专业上不断成长，这是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根本。
“改革前，全院只有不到10位医生具备研究生学历，没有博士生，只有1个科室被评为全省特色专科。”马鞍山市人民医院院长何仿介绍，现在已经吸引8个博士生，100多个硕士生，另外还有130多个人正在接受研究生教育，同时，已经有两个科室跻身国家级临床重点建设项目，两个科室成为全省重点培育的专科。
鼓励医务人员注重提升专业技能，让更多患者接受到了更高水平、更加专业的诊疗服务。2013年，全省县级医院门急诊人次同比增长13.3%，出院人次增长4.4%。“住院人数特别是接受手术人数的增加，是诊疗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何仿说。
5年来，医改深入推进，使得更多人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医保基金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目前很多地方新农合基金当年的支付率已经接近、达到甚至超过100%，这让改革医保筹资、支付方式，创新医院控费模式、避免过度医疗等摆上更加紧迫的议事日程。
如何保障持续性，已经成为医改深入推进面临的现实考验。但只要坚持让最大多数人得实惠的方向不动摇，一定会闯出改革新路。
“网底”如何织牢？
—沿着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改革路径，推动医疗资源下沉，筑牢第一道健康“保障线”
医改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加成率平均达90%左右。改革后，基本药物全部零差率销售，中标价格较国家指导价平均下降52.8%；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达到87.2%，比医改前提高10个百分点。
在“以药补医”机制下，药品加成的口子越开越大。医改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加成率平均达90%左右，乡镇卫生院药品加成比例普遍在60%以上，村卫生室在80%以上，相当一部分乡镇卫生院加成比例在90%以上，甚至高达167%。
打破持续多年的利益固化格局，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缜密的制度设计和完备的操作方案。
“现在，药也便宜，看病也便宜，出去看病不划算。”67岁的马鞍山市当涂县江心乡彭太村村民孙治勇老人因患有心脏病、气管炎等慢性病，需要经常“吊水”，他如今更乐意到村卫生室看病。
老人感受到的“药便宜”，得益于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全面实施。2010年9月，安徽在全国率先按照“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集中支付、全程监督”的办法，完成了基本药物省集中招标采购，基本药物中标价格较国家指导价平均下降52.8%。同年12月，完成了省补充药品省集中招标采购，药价平均下降53.2%。
“为保证药品配送供应，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建立了黑名单制度和定期通报制，采取划定采购时点、统一提交采购计划、县国库中心集中交付等办法，保证药品及时配送、药款及时支付。”程进军说，基本药物制度的操作方案越来越成熟，曾一度困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缺药”难题也得到破解。从2010年9月20日至2013年8月底，全省108个县（市、区）的1784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网上集中采购药品，累计采购金额66.97亿元，累计配送率为95.11%，入库率为92.57%。
清除历史沉疴，不仅要破除“以药养医”补偿机制，更需要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织牢基本医疗保障网的“网底”。
基层医改对基层医疗卫生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基层医改路径很明确，就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医改办副主任余群说。
保基本，就是着眼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基层群众的健康构筑安全有效的“第一道保障线”。
强基层，就是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健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方便基层群众就医。
建机制，就是以实现药品零差率销售为突破口，构建公益性的管理体制、竞争性的用人机制、激励性的分配机制、规范性的药品采购机制和长效性的补偿机制等。
“改革后，县财政每年投入超过2000万元来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正常运转，这在以前是很难想像的。”当涂县卫生局局长王胜年说。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能看病上，而且要在“社区首诊、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的医疗服务新格局中承担起“兜底”的功能。在基层医改中，我省明确提出建设“30分钟就医服务圈”，并在每个乡镇都建设一所标准化卫生院、每个村建一个标准化卫生室。
织密这张分级诊疗的医疗服务网，离不开“点多面广”的村卫生室，村医的作用至关重要。改革前，村医更多是“单干”的，收入水平与诊疗水平直接相关。改革后，通过逐步提高对村卫生室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药品零差率补助标准、一般诊疗费人均报销标准、县级财政为每个村卫生室落实运行补助经费等补偿手段，如今，每1000个农业户籍人口配备1名村医的村卫生室，村医人均年收入3万元左右。
“对于一些从医经验丰富、专业水平受到群众高度认可的村医，我们尝试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调动他们为周边群众看病的积极性。”当涂县卫生局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国宝说，当涂县对村卫生室实施分类管理，一类是115个公益性的村卫生室，第二类是45个市场化的“村卫生二室”。村卫生二室的诊疗场所由申请村医自行解决，依法执业、自主经营，其提供的医疗服务和药品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自主定价，不承担公共卫生任务，不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药品零差率销售补助，不享受新农合门诊统筹和一般诊疗费补偿政策。
“我们镇有11个村卫生室，6个二室。”当涂县太白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王兵说，一室（公益性的村卫生室）买不到的药，在二室能买到，一室有价格优势，老百姓看病便宜，自付部分不超过10元，二室则凭医技自己创收。一室、二室互相制约，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这符合鼓励多元办医的改革大方向。
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医疗卫生需求。率先回归公益性的我省基层医改，这一次又在为深化医改探索新路径。
“枢纽”功能如何强化？
—以落实政府办医、落实医院自主经营管理权为关键环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县级医院能力建设，努力实现“大病不出县”
2013年，全省县级公立医院均门急诊药品和住院费用分别下降4.78%和11.25%，次均CT、核磁共振检查费分别下降15.6%和23.6%。由于看病人数增加，144家县级公立医院总收入同比增长12.3%。
“县级公立医院覆盖全省70%以上的人口，是连接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枢纽，是全省最大多数群众能不能就近看病、并且能够看好病的关键环节。”张韶春说。尽管县级公立医院在医疗体系中扮演着独特的承上启下作用，但是改革前，县级公立医院获得的财政补助长期较少。
2010年，省医改办对全省67家县级公立医院的抽样调查显示，直接财政补助占医院业务收入比例仅为3%，人员工资、设备购置、办公经费等都要靠医院自己挣。
“落实政府办医责任，是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必须率先突破的关键环节。”省财政厅厅长罗建国说，2012年底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全面启动后，省财政提前半个月就将“零差率”补助资金拨付到位。同时，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明确，医院离退休人员费用、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也要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省、市财政给予补助。与县级医院发展建设直接相关的长期债务，经审计认定后，纳入同级政府性债务统一管理。
“如果没有政府财政的投入，我们医院可能还在背着沉重的创收包袱。”当涂县人民医院院长梅柏松说，“改革前，财政对医院的投入主要是按照事业单位标准拨付在职人员工资。如今，投资达3.5亿元的新医院建设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医院没负债，可以轻装上阵。”
医院轻装上阵了，但院长并不轻松。
“落实医院自主经营管理权”是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另一大关键环节。“没了‘抓收入、保吃饭’的压力，但多了抓管理的压力。谁率先把医院经营管理规范化做好了，谁就能越早在改革中站稳脚跟。”霍山县人民医院院长束学池说。
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是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牛鼻子”。“改革后，我们把奖励性绩效占绩效工资的比重由30%提高到60%，强调突出工作量、工作质量、患者满意度，考核结构直接与收入挂钩，‘逼’着医务人员不但要干活，而且更要把活儿干好。”束学池说，“通过考核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人人心服口服。如今，同样的医疗岗位，收入最高的一年能拿9万多元，最低的也就3万元。”
在强化激励的同时，各项约束制度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刚性：严格上下班签到制度，迟到一次罚款50元；只要遭患者投诉，即取消当事职工绩效奖金；提高工作效率，所有医技检查当天上午11点前必须出结果……严格的管理制度，显著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如今，这个医院每年医患纠纷产生的赔偿费用只有改革前的1/10。
政府办医责任的落实，改善了医院的硬件环境；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逐步导入，提升了服务水平。但是，衡量医院服务能力的最核心指标，还是医务人员队伍专业诊疗能力的高低。加强以人才、技术、重点专科为核心的县级医院能力建设，是县级公立医院必须拉长的“短板”。
人才匮乏，成为县级医院能力建设的最大难题。引进一位高层次人才，就会带起一支团队，实现诊疗能力的迅速突破。为此，医改方案明确，适当放宽医院职称晋升条件，鼓励县级医院通过设立特岗、落实优惠政策等办法吸引高层次专业人才，提高县级医院技术水平。对于规划中的重点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费，由县级财政纳入预算、逐年安排。
医改后，县级公立医院拥有自主经营管理权和用人自主权。人才队伍建设，关键还要看医院自身如何选准突破口，找准发力方向。
“打造特色专科，是县级医院的发展方向。未来3年到5年，这都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梅柏松坦言。在当涂县人民医院，每年都会有3至5名业务骨干被“公派”至合肥、南京及上海的三甲医院，接受为期一年的脱岗进修，所有费用医院全包。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数量更多的短期进修。“光人员培训费用一项，医院每年要支出近50万元。”梅柏松说。
随着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县级医院对人才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提升。“最近这两年，每年都能招到七八名专业人才，不乏来自安医等一流医学院校的优秀毕业生。”束学池说。
不断补充医疗人才“新鲜血液”，让县级公立医院“肌体”开始强健起来。2013年，全省县级公立医院均门急诊药品和住院费用分别下降4.78%和11.25%，医院次均CT、核磁共振检查费分别下降15.6%和23.6%。尽管如此，由于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患者更愿意到县医院看病，全省144家县级公立医院总收入同比增长12.3%，其中，医疗收入增长20%以上。
“县医院是人才‘培训站’的现状短期内还难以改变。”舒城县人民医院院长邹道富说，近几年，已经接连有4位骨干跳槽去了大城市的大医院。人才留不住，能力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
“力争2015年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这是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确定的阶段性目标。这一诊疗体系中重要的“枢纽”，如何更加高效地运转起来？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支柱”作用如何放大？
—推动城市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下沉，扩大服务辐射范围，让更多人更方便地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强化公立医院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
2013年，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门诊总量和出院人次较2008年分别增长83.03%和92.68%，芜湖市属公立医院的诊疗人次、开放床位比2009年分别增长了68.9%和93.9%。
一辆乳白色的面包车，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开到离马鞍山市区十几公里的霍里街道卫生院，送来前一天的检验报告，取走当天需检验的标本。
“我们街道的卫生院现在加盟到市立医疗集团了，在这里做检查和在市里大医院做检查一样，都是大医院医生做检查、出报告，但我们不要再跑到大医院排队，很方便也很放心。”65岁的街道居民方宏老人说。
基层的卫生院能够与城市公立医院共享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马鞍山市不断深入推进的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优质医疗资源多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基层相对匮乏。”省卫生计生委主任于德志说，随着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百姓就医需求得到释放，大医院诊治压力陡增，医疗资源不均难题愈加凸显，这是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一大重要原因。
“城市公立医院是整个医疗体系的支柱。”程进军说，面对优质医疗资源总量相对稀缺的现状，公立医院改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让更多人更加方便地享受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
芜湖和马鞍山市是国家首批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在改革之路上，两个相邻的城市迈出了不同的步伐。
7月11日，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输液室内，3岁的刘浩毅正在乖乖地打点滴。“药价明显便宜了，同样的药水，以前至少得花上150块，现在只需要70多块。”他的外公朱亚岚说。
2008年1月1日，芜湖市公立医院药品加成下降5个百分点；2011年8月药品全部“零差率”；2013年12月1日起，骨科、心脏类医用高值耗材实行“零差率”，从而实现“大药械”零差率销售全覆盖……坚持以破除“以药养医”为突破口，实行医疗机构和医药分开改革，斩断固化的医药利益链，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化，芜湖正在大幅度降低居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门槛”。
“这条路子走得很艰难，但遇到困难必须勇于调整，才能闯出新路。”芜湖市卫生局局长何思忠颇有感触地说。
如何提升优质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马鞍山市的改革探索是，整合市属医疗资源，走一条“整合—分享”型的医疗资源辐射能力扩张之路。基本的路径是，整合市属5家公立医院，组建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履行政府的办医职能，以集团化为路径，构筑更加稳定紧密的上下联动纽带，优化医疗资源分布。
优化结构、资源共享’是集团整合资源的核心。”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副总院长夏慧新说，改革确立了“横向协同、纵向发展”的资源整合战略。横向协同方面，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组建了临床检验、信息、药品采购三大中心及儿童医学中心、康复医学中心、医学影像中心等，聚合优质资源，提高诊疗服务能力。在纵向一体化发展方面，充分利用集团化的人才和技术资源，通过“医联体”的模式积极参与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临床检验中心，原本是市人民医院的检验科，只服务于一家医院。如今，不仅承担着集团内部5家医疗机构的检验任务，还与全市30多个社区卫生院和部分民营医疗机构签订了委托检验协议，提供检验服务和技术支持，实现检验结果的同城互认，避免了患者在不同医院之间重复接受检查。
“目前我们开展的检验项目已超过500项，年标本量超过700万例。”该检验中心主任胡晓武说，很多马鞍山市民在家门口的医疗机构内就能享受到全市最优质的医学检验服务。
改革注重放大优质医疗资源的效用，也对医疗资源供给端形成了正向激励，激发了医院的活力。“这几年，我们加大医院基础设施、人才队伍的建设力度，诊疗服务能力有了质的提升。”马鞍山市人民医院院长何仿说，改革前，这座医院每年的门诊量只有34万人次，去年已经超过80万人次，心脏手术以前1年只能做1~2例，现在每年能做到50例以上。
活力的根源在于体制上的“管办分开”。
“改革前，卫生行政部门既是管理部门又承担办医职能，‘老子管儿子’，既管不到位，也办得粗放。”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总院长何少锋说。
改革前，何少锋曾担任马鞍山市卫生局局长。何少锋说，管办分开改革后，承担办医职能的市立医疗集团关注于管理模式和提高医疗质量，而卫生局作为管理部门也能“轻装上阵”，专心致志履行职责：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成立医疗质量控制组织等。
坚持公立医疗机构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服务的主导地位，这是医改的基本方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正在强化这种主导地位：2013年，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门诊总量和出院人次较2008年分别增长83.03%和92.68%，芜湖市属公立医院的诊疗人次、开放床位比2009年分别增长了68.9%和93.9%。
如何以更快的步伐迈上回归公益之路，这是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至关重要的“临门一脚”。“核心还是如何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在确保财力和医保基金可承受的前提下，更加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夏慧新说。
改革之路渐行渐难，重要的是更多的人已经在改革中获益。路径愈走愈明，实现目标自然不会太远……
13. 标题:医改样板港大深圳医院巨亏十亿
媒体:E药脸谱?2014年07月25日30日
链接：
http://info.pharmacy.hc360.com/2014/07/301531519870.shtml
主要内容：
一份报告评估，作为内地公立医院改革样板的港大深圳医院目前已经亏损十亿港元。深圳市政府曾承诺资助医院前五年运营花销，而至今香港大学（下称港大）已为该院运营垫支2亿元港币。
香港大学校长马斐森（PeterMathieson）7月26日向港大校友发送一封题为《重申我们对港大深圳医院的承诺》（ReaffirmingourcommitmenttotheHKU-ShenzhenHospital）的邮件，表明校委会全体同意继续推动深圳医院项目，香港大学相信深圳政府将会偿还港大垫支的2亿元开支。
记者了解到，港大校委会于26日上午召开近四小时特别会议，与会者包括港大校长马斐森、校委会主席梁智鸿、学生会长梁丽帼等。梁智鸿会后对香港媒体透露，全体委员同意继续推进港大深圳医院项目，校委会曾与深圳市长许勤会面，对方承认对港大垫支的2亿元有责任。梁智鸿强调港大款项不涉公帑，是来自港大的储备资金。
连续亏损
7月26日，《明报》援引港大委聘罗兵咸永道（普华永道）为港大深圳医院撰写的顾问报告内容称，按报告所列账目推算，运营两年来医院总亏损超过10亿港元。如果医院的运营状况并不改观，2013至2023年间，医院累积总亏损将达48亿港元；报告同时列出2015至2023年间维持现状将亏损37.36亿港元。
报告还指出，若港大深圳医院不作出相应改革，收不抵支的局面必然持续，未来无法自负盈亏。
面对医院长期亏损的困局，顾问报告也提出了一些提升医院运营的措施，包括加开私人病房、提升国际医疗中心运作、加速推动五个卓越医疗研究中心等服务。但提升运营的前提是需要深圳市政府协助尽快取得牌照。报告还讨论了是否要提高内地社保金额和收费等问题。
港大深圳医院的运营具有风向标意义，也深为深圳市政府和港大校方所重视。有业内人士分析，料想未来也不会因亏损而中止运营。但双方目前并未明确2亿港元垫款的还款日期。
医改样板
2012年，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营港大深圳医院。建筑面积达36万平方米、政府总投资规模35亿元的港大深圳医院，作为全国公立医院体制改革样本而被寄予厚望。深圳市政府期望其从管理体制、人事制度、价格机制等多方面发挥“鲶鱼效应”，为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寻找新的突破口。
医院颇有创新意识地实施了医疗服务打包收费制度。在规划初期，参照当地同业近三年的门诊平均费用测算结果，门诊患者每次平均消费额为260元，港大方面提出全科门诊打包收费标准为200元/人次，但这一标准并未通过深圳物价局批准，最终医院将打包价降到130元。
“按130元是亏本的，亏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邓惠琼早前曾对财新记者透露，医院现有的工作重点是扩大门诊量和床位数，计划2014年日门诊量升至3600人次，床位开至1600个。
为达到财务支出平衡，港大深圳医院设想用特需医疗服务的收入来补贴公立医院一般性服务的开支，为此曾提出特需医疗服务占比至少为40%，但这明显违反了2009年新医改的相关规定——“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公立医院过高比例的特需医疗服务，被视为医院“小金库”，因挤占公共医疗资源而广受社会诟病，被认为有悖于公益性。
高薪养廉
港大深圳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医生薪酬福利约占全院成本支出的50%。
香港大学在给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共管建议书中，特别提到了“廉洁文化”问题，廉洁文化还被写入员工聘用合同。医院不再提倡按件计酬，医生对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得低于10分钟，不得收受红包，一旦发现且没有及时上缴的，将给予对外公布及解聘处理。病人就诊的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医生薪酬收入。
运营两年来，港大深圳医院颇受关注。医院院长邓惠琼教授在7月中医院运营两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虽然门诊量仍不高，但医院在简历法人治理结构、全员聘用、全面预约等改革上为深圳公立医院改革树立了榜样。
发布会后，邓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港大深圳医院最低年薪56万元，最高91万元，高薪养廉。“改革的大方向和原则不要变，不要过度医疗、过度用药”。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该院抗生素使用率为17.38%，药品使用率为21.11%，属于较低水平。
14. 标题：新医改中的公私合作突围
媒体:中国科学报?2014年07月30日
链接：
http://www.chinahightech.com/html/1836/2014/0730/09581178_all.html
主要内容：
PPP不仅可以引来筹资，还可以引进私人部门的管理效率。
但除了公私双方投资如何得到回报，公立医院公私合作还会面临公立医院能否代表公共部门进行合作多、项目中的政策风险如何分担以及公立医院的合作缺乏规范和监管等诸多问题。
公立医院专家权威、费用较低，私立医院管理高效、服务体贴，两者各自的优势似乎如鱼和熊掌，病患不可兼得。然而，引入社会资本协同合作，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转型中迫切急需的。公私合作呼之欲出。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新医改以来，鼓励性政策为公立医院公私合作奠定了基础，期待能够探索出符合国情的公立医院PPP模式。”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卫平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公立医院公私合作已在很多国家得到发展，澳大利亚、瑞典、巴西、英国等都有许多成功案例。
公立vs私立：多种模式
PPP不仅可以引来筹资，还可以引进私人部门的管理效率。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公立医院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实行非临床服务外包，涉及领域包括：保洁、护理输送与陪护、物资供应、被服洗涤、配餐、供气取暖、电梯司梯、设备运行与维护、绿化、保安、停车场管理等。在李卫平看来，这是广义的公立医院PPP模式。
“PPP不仅可以引来筹资，还可以引进私人部门的管理效率。”李卫平与课题组关于公立医院PPP进行了1年多的研究，除了非临床外包，他们还总结出其他10种医疗系统PPP模式。
私人部门委托管理公立医院(OMM)，如北京中美华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用运营—维护—管理的形式，运营管理公立医院。一般委托管理期限为10年。
公建民营康复护理机构。在浙江省杭州市，地方政府出资建设基础设施，然后绿康集团利用它运营了一家爱心护理院，成为“民办公助”的非营利性机构。
私人筹资—建造—回租新的公立医院(FBL)，如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医院。在这一模式中，公共部门的职责是管理医院，并向私营开发商分阶段支付租赁费。而私人部门的职责是融资、建造并拥有一座新医院，租赁给政府。
购买—建造—运营医院(BBO)。1999年，广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浙江省金华市第三人民医院改制重组为民营医院，重新修建医院基础设施，并继续聘用全部原有职工。
公私合作建造高端医学园区，园区向私人部门开放，并分别以多种方式开展公私合作;公立医院向医学园区输送人力资源，开展医生多点执业等，剥离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院旁院”模式中，李卫平提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和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的伙伴关系。后者有自己的医务人员，但专家团队不够，经院方协议合作，儿童医院的专家轮流来出诊，并公开透明地从私立医院获取收入，也解决了多点执业诉求。
其他还有私人部门将大型医疗设备融资租赁给公立医院;外包临床支持服务，如金域检验集团为公立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临床检验服务;公立医院为民营医院输出人力资源。
争议：公益与盈利
混合所有制医院意味着，对医疗机构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的政策需要制度创新。
事实上，前面只提到了10种公立医院PPP模式。
混合所有制合作，指公立医院与私人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明确股权和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据协议分享利益，并对医院实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这是最被期待也最有争议的模式。
北京宝岛妇产医院董事长杨文秀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种合作需要兼顾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私立医院的盈利，这很难实现。
除了公私双方投资如何得到回报的问题，公立医院公私合作还会面临公立医院能否代表公共部门进行合作的问题、项目中的政策风险如何分担的问题以及公立医院的合作缺乏规范和监管的问题。
“如果要建立公私合作的非营利性医院，要考虑私人资本如何获取回报和退出。如果要建立公私合作的营利性医院，则要考虑政府如何退出，因为政府不是要合作谋利，而是要让这个事业发展起来。”李卫平表示，“院旁院”模式存在同样的争议：公立医院是否可以投入生产要素获得收益分配?
“混合所有制医院意味着，对医疗机构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的政策需要制度创新。”李卫平认为。
对此，李卫平和课题组提出，私人部门可以从两种途径获利，其一是私人资本作为有限合伙人;其二是以管理技术、债权融资计算回报。
而公共部门参与到PPP中的动力，则在于推动稀缺服务的发展，引进管理技术、提高服务效率。项目医院要按照投入的比例，提供政府应当承担的基本医疗服务。
“可以考虑在公私合作框架下私人部门与公立医院合作新医院项目，允许私人投资者按股权获取投资回报，政府可将按股权获得的收入用于医院自身发展或用于地方医疗卫生事业。”李卫平强调，“公私双方要在合约中规定明确的合作期限和最终资产归属。”
关键词：政策支持
公立私立医院结构性的合作，最终还是为了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PPP的定义和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统一。”中国财政学会公私合作研究专业委员、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的PPP国家委员会等组织都对其有各自的界定。
各个领域内，PPP成功案例都未必能够再复制。但关键词是一致的：政府支持。
金永祥曾参与北京地铁与港铁公司的合作，他担纲总顾问的PPP项目北京第十供水厂今年年底将建成投产。以北京地铁4号线为例，金永祥介绍，当地政府提供了项目建设2/3的费用，这使港铁公司通过票价、广告等方式能够收回建设成本、赢利，并提供出高效的运营、管理技术。PPP模式存在的基础，正是比较优势与资源互补。
李卫平同样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建议：中央政府应出台专门政策文件，逐步明确中国公立医院公私合作的领域、内容与模式，便于监督和管理，并对目前特有的“股份制非营利性”进行政策解释，对社会资本参与公私合作项目的回报途径进行界定，对公共部门获得回报的使用进行规范。条件成熟后应对公立医院公私合作进行专门立法。
她还提起，曾有世界银行专家提醒，PPP刚开始运营的时候，公共部门都是要吃亏的，英国PPP项目的头三年都是让私人挣钱，政府“吃亏”，在逐渐的锻炼中学会怎么与私人部门打交道。“这说明中国在开展PPP时，需要一个专业队伍去提高与私人部门谈判的能力。”
而某肿瘤医院院长严颜(化名)则从资源均衡配置的角度提出，相关部门对私人资本发放医疗牌照时，应把注意力放在向一级、二级医院，帮助医务力量走进社区，甚至形成连锁门诊品牌。大型公立医院则可专注于疑难杂症的医治。
否则，“可以看到一些超级大型的三级甲等医院，没有精力科研，教学也常应付，不过就是当地乃至全国最大的县医院。”严颜强调，“公立私立医院结构性的合作，最终还是为了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借助PPP模式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是新时期改革的重要举措，有理由相信，PPP模式将会对政府公共管理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关于PPP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多个国家以管理竞争理论为指导，相继开展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美国社会医疗保障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兴起引入市场机制参与管理式医疗工作。以面向穷人并由政府进行补助的Medicaid计划为例，政府在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符合条件的管理式医疗保健组织中公开招标，从政府对医疗供应方进行直接行政干预的双方关系转变为“政府—管理保健组织—医疗服务供方”的三方关系，政府通过与保健组织签订合同并监督条款履行，保健组织承担起原先由政府开展的医疗服务费用支付职责，政府需支付费用通常按人头等方式固定，管理保健组织通过对实际医疗行为管理实现自负盈亏。
医疗服务消费者具有选择权，可以根据享受的服务质量和态度，决定是否留在某一个医疗管理保健组织中。为了进一步服务质量和避免商业保险公司在经办中过度竞争造成参保人待遇差距的不公平，政府近年来又加强了政府管制并对公私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改革。
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早期由疾病基金组织垄断经办。为控制医疗机构费用的快速增长，其在1993年出台了《卫生保健改革法案》，打破了医疗保险机构的垄断。民众可以自由选择参保任何一家保险机构，并且可以在一定期限内(18个月)更换保险机构。
瑞士确立了法定强制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具体业务由所有愿意遵守社会保险规章并在联邦社会保险办公室登记过的保险公司经办。国家统一规定了各类医疗保险合同的待遇及保费水平。为减轻低收入家庭保费负担，在2010年又引入了联邦和各州共同分担的公共补贴政策。参保人员可以自由选择保险公司。
15. 标题:杭州医改百日：门诊费用便宜7元住院贵640元
媒体:浙江在线-今日早报?2014年7月30日
链接：
http://www.zj.xinhuanet.com/finance/region/2014-07/30/c_1111860204.htm
主要内容：
药品实施零差率、诊查费上调为10元、治疗费手术费平均上调30%、护理费相应上调……从今年4月1日开始，在杭省市级公立医院改革正式启动，文件中一条条下调上涨的收费项目，跟每一位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改革实施至今已有三个多月时间，各方面监测的数据也在陆续出炉。
昨天，记者从杭州市卫生计生委了解到，杭州市各级医院2014年2季度单病种医疗服务信息和2014年6月份杭州市医疗服务信息已统计完毕，并在官网上进行公示。
实施药品零差率后，老百姓在买药上花费的钱更便宜了吗？治疗费手术费上调了之后，住院治疗会比改革前贵多少？
结合杭州市卫生计生委局最新发布的两组数据，以及前几个月公示的医疗服务信息，我们帮你仔细算了算在杭省市级公立医院改革一季度后看病费用有哪些变化。
门诊
人均每次门诊费用
2季度平均比3月份下降7.23元
在杭州市卫生计生委每个月公布的杭州市医疗服务信息中，有一栏是每门诊人次费用(含专家门诊)，我们把市一医院、市二医院、市三医院、市肿瘤医院、市红会医院、市中医院这6家综合医院3月—6月的该项费用进行了计算比较。
先来看看这6家综合医院近4个月来的每门诊人次费用(含专家门诊)的各自平均数，也就是在杭州6家综合性医院看一次门诊平均所花的费用：3月为264.85元，4月为265.87元，5月为254.35元，6月为252.64元。
与在杭省市级公立医院改革推行前的3月份相比，4月份的门诊均次费用略有上涨，涨了1.02元；5月和6月则是有明显下降，分别是5月份比3月份下降了10.5元，6月份比3月份下降了12.21元。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比较方法，就是先算出4月、5月、6月的平均数257.62元，作为2季度每门诊人次费用(含专家门诊)的平均数，再与3月份的比较，结果是下降了7.23元。
需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很多病人在门诊看病的时候，不单要配药，很可能还需要各项化验、检查以及输液等，因此，这里的门诊均次费用除了药费，还包含了化验、检查、输液的费用等。按照此次公立医院改革的相关规定，检查的费用有所上升。因此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考虑，门诊病人如果光配药，下降的平均费用应该比7.23元更多一些。
并且，在接下来的改革中，看病时花费在药品中的费用必将更加合理。
就拿杭州市三医院来说，他们在规范合理用药方面已实行严格的规定。
比如从5月份起，市三医院医务科联合门办加大对门诊医保大处方的管理力度，每周组织专家对大处方用药合理性(包括用药适应症、超说明书用药、用法用量、处方量等)进行专项点评。
近7周共点评大处方1400余张，查出不合理处方30余张。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院周会通报，情节严重者予以警示谈话或停业整改。
一名高血压患者
一个月药费下降19.94元
究竟一个需要常年配药的慢性病患者在这次改革后能得到多少实惠？家住艮园的郭女士向记者晒了晒她这几个月的配药费用清单。
郭女士是一位有10多年病史的老高血压患者，自从确诊患有高血压以来，每天一早起床吃降压药，每28天上医院配一次药，已经成为她雷打不动的生活规律。
“我这两年每次去的都是红会医院，老年病科的何炳荣主任对病人特别细心，每次去配药的时候，他都要给我量量血压控制得好不好，听听心脏有没有异常，还会检查我的腿脚有没有浮肿，反正就是对病人很仔细。”郭女士说。
起初，她自己在药店买的降压药，药剂师给推荐了价格比较高的那种。但去了何主任那之后，她表达了药太贵的意思，何主任马上根据她的病情换了相对便宜的药。
“我近两年一直在吃何主任开的压氏达和依伦平两种药，在改革之前，两种药的花费，加上普通挂号费和门诊诊查费，每次去配药的花费为147.80元。”郭女士从证历本中翻出一叠门诊收费票据说。
但从4月1日开始，她对比了改革前后的费用，是实实在在下降了。药还是原来那两种降压药，再加上10元的门诊诊查费，每次复诊配药的费用变成了127.86元，相比之前下降了19.94元，一年就能省下近120元。
郭女士一边整理票据一边高兴地说，尤其是从上个月底开始，何主任说夏天血管扩张，血压会相对下降，要比冬天的时候好控制一点，降压药也可以相应减量，所以她现在只要吃依伦平一种药就好，这样一来，每次配药的费用也下降到90.36元。
单病种
剖宫产费用平均上涨532.85元
可能是受到单“独”二胎政策的影响，今年生孩子的人扎堆。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上医院采访，经常听到妇产科医生和护士吐槽，加班加点也接待不完不断涌进医院的孕妇和产妇。
而在生孩子这个环节中，选择顺产的妈妈费用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但如果需要剖宫产的话，住院时间拉长，手术费用上涨，所以总费用增加是必然的。记得刚刚发布在杭省市级公立医院改革消息的时候，不少临床医生曾估算，改革后剖宫产费用可能上涨近千元。
这次，我们也专门根据2季度单病种医疗服务信息和1季度单病种医疗服务信息进行了比对，在市一、市二、市三、市肿瘤、市红会、市中、市西溪7家开设有妇产科的医院中，改革前1季度的剖宫产平均费用为8516.12元，而改革后的2季度平均费用为9048.97元，上涨了532.85元。比预期上涨的费用要低。
不过，对于这项单病种，杭州市三医院院长徐侃还有补充。
“列进单病种的患者，一般都是纯粹的剖宫产，基本没有其他问题，或是其他疾病比较轻，费用一般能有效控制的。”徐院长说.
现在临床上出现不少高龄的、二胎的产妇，她们因为特殊的身体情况，往往需要提前住院或是产后发生出血或是感染等问题，他们的住院费用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就不太适合用单病种的数据拿来比照。
这也就是说，情况稍微复杂点的剖宫产，没有列入卫计委公布的单病种费用内。这也意味着，在杭市级医院剖宫产的实际平均费用，远远高于公布的剖宫产单病种费用。
看急性阑尾炎、小儿支气管肺炎等改革后费用都相应上涨
除了剖宫产，在每个季度的单病种医疗服务信息中，还罗列了急性阑尾炎、胃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小儿支气管肺炎等几种疾病在各家医院治疗的平均费用。根据2季度与1季度的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发现，这几种疾病的治疗费用，改革后都要比改革前相应上涨。
小儿支气管肺炎：有数据显示的是市一、市二、市三、市红会、市中5家医院，2季度的单病种人均医疗费用为2545.86元，比1季度的平均费用2499.41元，上涨了46.45元。
胃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有数据显示的是市一、市二、市三、市红会、市中、市西溪6家医院，2季度的单病种人均医疗费用为6214.06元，1季度的平均费用为5900.11元，相比上涨了313.95元。
急性阑尾炎：有统计数据显示的仅市二、市三、市红会、市西溪4家医院，1季度的单病种人均医疗费用7722.19元，可到了2季度已经破万，达到11073.11元，前后上涨了3350.92元。
为何急性阑尾炎的治疗费用，其上涨幅度会这么大？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对此，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普外一科主任韩石平讲述了他最近接诊的一个病例，或许能帮你释疑。
日前，一位76岁的老年女性患者，因剧烈腹痛被家属送进红会医院急诊，经过相关检查，医生诊断是急性阑尾炎，便建议她立刻住院接受手术。可老人家说什么也不答应，还强烈要求医生先帮她挂盐水消炎，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果然，挂了一天水后，腹痛消失，患者以为自己已经全好了，第二天干脆连盐水也不来挂了。
但最后的结果是，第三天，老太太再次因剧烈腹痛被送进医院急诊，经检查，她已不是简单的急性阑尾炎，而是相对严重的阑尾穿孔，立即住院接受手术。
“一般的急性阑尾炎患者，住院时间在一周以内，年轻人甚至只要三四天就好。但这位老人家整整住了半个月时间，非但自己吃更多的苦头不说，最后出院时支付的费用比一般人多出一倍还不止。”韩主任说，老年人抵抗力比较差，毛病进展就比较快，再加上他们的感觉相对迟钝，一旦发现疾病更需要及时治疗，别把小病拖成大病，反而得花更多的医药费。
住院
出院者平均费用2季度比3月份上涨639.76元
根据这次在杭省市级公立医院改革的相关规定，要充分肯定医务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所以除了一类和二类这些简单的手术外，三类及三类以上有一定难度的手术费用都要上涨，而且涨幅还不小，另外住院时每天的护理费等也跟着上调，因此改革后住院费用上涨是大势所趋。
那么，住院费到底会涨多少？
根据杭州市卫生计生委公布的3—6月杭州市医疗服务信息中所展示的数据，我们仍然是对市一、市二等6家综合性医院的出院者平均费用进行了计算和比对，结果显示与我们之前的预测完全一致。
根据计算结果，今年3月份6家杭州市级综合医院的出院者平均费用为16176.49元，4月为18336.02元，5月为16271.64元，6月为15841.19元。
4—6月的住院平均费用分别与3月对比显示，4月份的上涨最为显著，涨价2159.53元；5月比3月只上涨了95.15元，涨幅不大；6月与3月相比则有所下降，降幅为335.19元。
4—6月作为2季度的住院费用平均值则为16816.25元，跟3月份相比仍然是涨，涨幅为639.76元。
同样的时间今年看病要比去年更贵
在我们把改革前后的门诊和住院费用进行比照时，有些人提出“不同的时间段疾病的发生有所不同，可能会影响看病的费用”。事实如何？我们又翻出2013年二季度各个月的医疗服务信息，再次进行各种计算比对。
2014年每门诊人次费用(含专家门诊)：4月265.87元，5月254.35元，6月252.64元，2季度平均257.62元；2013年每门诊人次费用(含专家门诊)：4月242.87元，5月251.86元，6月251.10元，2季度平均248.61元。
同一个月份2014年与2013年的对比可见，今年的费用比去年同期都略有上涨：2014年4月比2013年4月上涨23元，5月上涨2.49元，6月上涨1.54元，2季度平均上涨9.01元。
再来计算下2014年出院者平均费用：4月18336.02元，5月16271.64元，6月15841.19元，2季度平均16816.28元；2013年出院者平均费用：4月16178.05元，5月16739.67元，6月16607.45元，2季度平均16508.39元。分别比较结果为，2014年4月比2013年4月上涨2157.97元，5月下降468.03元，6月上涨766.25元，2季度平均上涨307.89元。
综合两方面数据的比对，看病费用今年要比去年有所上涨。
门诊住院费用双降
杭州市二医院做到了
就在比对2014年4—6月医疗服务信息与2013年4—6月医疗服务信息的时候，除了总体上涨趋势外，我们还惊喜地发现，市二医院每个月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2014年基本比2013年有所下降(详见下表)。
纵深
他们是怎么做到逆势下降的？市二医院院长娄国强列举了这两年来的四项主要举措。
一是加强医院层面的各类质量检查，要求医务人员严格做到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杜绝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大处方及过度医疗。
二是制定各临床科室均费控制目标，严格考核，与科室和个人的绩效考核挂钩。特别对大科室进行重点防控。
三是进一步完善外科手术疾病的临床路径和流程，做好围手术期管理，提高外科技术水平，减少并发症，降低术后治疗康复费用。
四是加强与基层医疗机构的横向联系，切实落实双向转诊。对于那些经治疗后病情已经稳定的患者，及时转到基层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群众得实惠”和“医院得发展”
杭州要努力实现双赢目标
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破除以药养医，是此次在杭省市级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方面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为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记者从杭州市卫生计生委了解到，从改革之初，他们就成立了由局领导挂帅的4个改革专项督导组进驻9家市级医院，对改革新政的落实情况以及群众反映意见开展检查，帮助指导解决医院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同时，为全面掌握市级公立医院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和改善医疗服务情况，自4月1日起，对市级公立医院门急诊人次和门急诊人均费用、住院床日和出院者平均费用、与医院运营及病人感受有关的重点指标进行跟踪监测。
局领导对每家医院的每个监测指标都逐一分析，对指标控制不理想的医院，立即约谈医院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确保市级医保病人与市一卡通病人的均费同比有实质性下降，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改革的红利，使市政府对实施公立医院改革作出的“群众得实惠”的承诺得到兑现，实现“医院得发展”的改革目标。
另外，为适应公立医院改革的新要求，市卫生计生委将相应调整对市级公立医院的年度综合考评目标，并组织市级医院完善绩效分配方案，将医务人员控制药品比例、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量和病人满意度等指标作为医院考核职工绩效的重要依据，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的同时，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此外，市卫生计生委还将督导市级医院提高运行效率，依托智慧医疗，探索分级诊疗体系。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6. 标题:新医改驶入“深水区”
媒体:中国医药报?2014年7月29日
链接：
http://www.chinahightech.com/html/1836/2014/0729/13413029.html
主要内容：
近日，新医改探路“深水区”的信号愈加强烈。
7月23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下发关于印发《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的通知，明确从今年8月起，在京医师到其他医疗机构“多点执业”的门槛将进一步放宽，医师申请“多点执业”不再需要其所在单位出具“同意书”。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拟放开非处方药、非医保目录等药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由企业自主定价的消息也广为流传。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北京进一步放宽医生多点执业门槛是医改政策的又一重大突破。解放医生，松绑医院，管住过长的行政之手，促进医疗服务有序竞争，有助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国药控股高级行业研究员干荣富表示，发改委拟放开非处方药、非医保目录等药品价格，带来的主要变化将表现在医保目录中的非处方药和“双跨”品种。此举反映出发改委在探索药价管控逐步迈入市场化道路。
政策频出
医疗体制改革、药品价格一直是新医改中遇到的难题，而从今年发布的一些政策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已围绕难题展开攻关。
2月10日，国家卫计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卫生计生工作会议情况和2014年卫生计生工作要点。会上，卫计委有关人士指出，今年医改的八大重点工作是：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继续巩固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基本药物政策、提高基本医保制度的保障能力、积极鼓励社会办医、构建新人才培养机制和加快人口信息化建设。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强调，在全面深化医改的这8个方面之中，重点和首要的任务是公立医院改革。
目前，从各省今年医改工作部署情况来看，取消药品加成、推行医生多点执业、大力推进社会资本办医、控制医疗不合理费用支出等得到了普遍的重视。特别是“医生多点执业”在多个省份改革文件中出现，被认为是破解医疗资源不均衡，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的良药。
而在医药行业，价格管控政策的松动也备受瞩目。
5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提出，在控制日均使用费用的前提下，放开最高零售限价，鼓励低价药品生产供应。在下发该通知的同时，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共涉及533个品种中的1154个剂型。
5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了《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部分放开处方药网上销售。
国泰君安医药分析师丁丹、胡博新、杨松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认为，今年国家药品价格政策正在发生变化。低价药政策出现的深层次含义是，未来将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价格管理策略和思路将更加多元化。
中国医药设备工程协会副会长顾维军则认为，《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使药品销售渠道发生变化，有可能使药价更加透明。
引发争议
事实上，每一个新政策的发布都伴随着叫好声与质疑声。
“医生多点执业是个好政策，但是也有不少人担心会加剧医疗垄断。”一位业内人士说。
北京卫生计生委的办法明确，除了在京医师申请多点执业不再需要其所在单位出具“同意书”以外，多点执业地点数量不设上限，医疗机构的法人、负责人等管理人员也可以多点执业。
据悉，北京市新发布的办法是对2011年公布的《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的修订，旨在对医师多点执业进一步“松绑”。截至今年5月，北京已有1993名医师办理了多点执业注册。
据悉，医师多点执业在其他省份医改中也多有涉及。此次北京出台的管理办法最大的亮点和突破是，“医师申请‘多点执业’不再需要其所在单位出具‘同意书’”。
干荣富表示，对多点执业新政策的执行还有待观察，后续还需出台具体的操作细则。还要面临着医师在其所在单位出诊都排得较满，有没有精力再去多点执业，以及多点执业时能不能挂原来医院的牌子等问题的考验。此外，医师多点执业对于大型知名医院尤其是个考验。
据了解，过去北京医师在申请多点执业时，需要院长签字才能得到“同意书”，导致很多医生难以成功办完手续。“不过，新政策取消‘同意书’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医院‘同意’，医师仍然需要履行告知义务，向本单位报告多点执业的相关情况。”据北京市卫计委相关人士解释，和原来相比，新规的灵活性将大大增强。原来医师需要按照院规走审批流程，现在向科室主任“打个招呼”即可。
对医师多点执业的质疑来自3方面;一是目前医患纠纷频出，医师在一家医院上班还面临巨大的压力，多点执业后能否静下心来看病，会不会出现更严重的医患纠纷;二是年轻医师本职工作已经非常繁重，不太忙的是资历深的大夫和科室领导，多点执业后会不会出现老大夫、科室领导忙赚钱的现象;三是基层医院为了增强实力会多请外援，而医疗是一门实践科学，基层医院充斥外援，年轻医生动手的机会会不会由此减少。
期待落实
有关国家发改委拟放开非处方药、非医保目录等药品价格的消息，是近日业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业界认为，该消息实际意义在于价格管控松动。
据了解，发改委实行医保目录药品定价，对于非处方药品和非医保目录药品一直采取各省定价方法。此次放开非处方药与非医保目录药价，涉及的或也只是医保目录中非处方药和“双跨”药品，对市场影响不大。
有消息称，此次发改委放开药品价格的范围包括医保目录外的中国专利药品、医保目录外血液制品、零售药店出售的医保目录非处方药品、医保目录中药品通用名下不报销的药品剂型、国家统一收购的计生药具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5类品种。
事实上，江西省在今年4月就已率先放开601种省管非处方药(OTC)品种价格。从当时放开的规定来看，江西省价格主管部门对规定范围内的药品，采取以前未定价的不再定价;以前已经定价的，即日起在江西省市场均予以作废的办法。今后由企业合法参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根据市场需求，企业自主定价。而既属处方药又属非处方药的“双跨品种”，则继续按原管理方式管理，由江西省发改委定价。
药品零售终端研究资深人士代航表示，放开价格管控是药品定价逐步市场化的表现。目前国家医保控费与药店大健康品类延伸的趋势相悖，如果非处方药价格放开，药店会多些产品选择，同时能够获得部分高毛利产品，有助缓解药店经营困境。
17. 标题:刘延东:加快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
链接：
http://www.bj.xinhuanet.com/2014-07/28/c_1111822588.htm
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近日在黑龙江调研时强调，要进一步聚焦改革重点，加强制度创新，全力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使改革红利更多更好惠及全体人民。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为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有力支撑。
刘延东深入到哈尔滨、绥化的公立医院、医科院校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考察，与医生、院长、教师、村医、患者和新农合工作人员等深入交谈，了解情况。她指出，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紧紧围绕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推动医改在重点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公立医院改革要破除以药补医，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药品采购、人事薪酬等综合改革，加强医保支付精细化管理，不断完善运行机制，要通过远程诊疗、对口帮扶等措施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能力。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成果，特别要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多措并举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强化医科教协同，提高教学和医药研发水平，健全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注重为基层培养适宜人才。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的就医秩序，引导各级医疗机构协调发挥作用。大力优化社会办医环境，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刘延东还考察了科技服务业发展情况，现场察看了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农科院、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等。她强调，科技服务业对于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扩大就业创业具有重要作用，对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意义重大。要坚持市场导向，加强资源整合和机制创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服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和未来发展新优势。要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研发推广先进实用农业技术，健全农技综合服务体系，培养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建设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18. 标题:商办大病医保生意经难念
来源：光明网?2014年07月26日
链接：
http://www.chinatimes.cc/hxsb/pages/133526/moreInfo.htm
主要内容：
春节假期一结束，大病医保试点的时间表也立马出炉。2月8日，国务院医改办发布《国务院医改办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2014年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尚未开展试点的省份，要在2014年6月底前启动试点工作。
对这一“快马加鞭”的利好消息，保险公司的反应已远不如当初大病医保“商办”破冰之时那么热烈。实际上，大病医保推行近一年半以来，虽然已有20多个省市地区陆续出台大病医保方案，但在筹资水平偏低、保险公司对不合理医疗缺乏有效管控的情况下，承保险企不得不面临整体亏损的现实。
那么随着今年试点工作的全面提速，这一局面能有所转变吗？在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看来，此次《通知》并不是简单地以推广速度为唯一目标，而更多的是以问题为导向，而其中提到的对合规医疗费用界定、提升统筹层次、完善筹资机制等内容，正是为改变目前的尴尬现状提供了可能性。
“商办”难敌亏损
“公司对这块业务非常看重，去年不少分公司都忙着参加招投标，不过本来健康险就普遍亏损，所以对承办大病保险也已经有初期亏损的心理准备。”2月12日，一位大型寿险公司人士对记者坦言。
2012年8月30日，六部委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通过商业保险机构承保大病保险业务，大病医保报销比例不低于50%。《意见》多被业内解读为给保险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而大病保险具有的较浓政策性色彩也确实吸引了不少全国性保险公司。保监会官方数据披露，截至2013年6月底，已有9家保险公司在全国21个省的84个地区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人数超过2亿人。
“其实目前参与该业务的保险公司主要还是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两家公司就几乎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朱铭来对记者表示，在获得大病保险经营资质的保险公司中，国有大型保险公司凭借着其规模效应优势明显，并且在“保本微利”原则下主要看重其带来的品牌建设、配套业务等正面影响，因此该项业务也并不适合中小公司去大力开展。
但在大病医保推行一年多以来，即使对大公司而言，现实困难依然超出预期。“这项业务对于保险公司到底是肉还是骨头？这个大家都明白。在具体的运行当中，我看了一些公司的相关数据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因为保险公司在商言商，他毕竟是个商人，当然有些理念，是希望通过政府对大病保险的采购，来获取其它的保险资源，但事实上，难度相当之大。”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日前在某财经论坛上直言。
记者注意到，在去年半年报的集中披露中，除了中国人寿，其余上市公司均未单列大病保险业务的财务数据。中国人寿去年上半年报显示，该公司2013年上半年新开展的大病保险业务，保费收入5.2亿元，运营支出5.95亿元，其中赔付支出为1.42亿元，业务及管理费0.44亿元，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4.09亿元，总计亏损7500万元。
在去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人保健康团体保险部总经理邱彬也表示，大病保险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保险公司的费用空间相对比较小，一般是3到5个百分点。“有些地方政府对保险公司进入保险市场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对于保险公司的一些领域和空间、合理费用方面，地方政府还不是特别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历经此前不少的分歧，颇受关注的北京市大病医保方案在今年1月初终于落地。根据《北京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行办法》，初期仍由政府部门主导经办，而对于何时能够正式引入专业机构运营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对此解释称，由于缺乏数据基础，包括如何盈利以及各项风险都不太好控制，因此在实行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后，可能会对各项数据摸清后再向商业保险机构做大病保险招标，那个时候更稳妥。
低筹资和高支出
筹资水平普遍偏低，与保障水平不匹配，被认为是保险公司亏损最主要的原因。
根据国务院医改办的测算，平均每人每年从医保基金拿出40元，即可保障大病保险达到实际报销比例50%以上。然而据各地公开资料，目前仅有青海、吉林等少数省份人均筹资额超过50元，其他多数省份都远低于40元的标准，通常为人均20元至30元。
“本来应该是根据医疗费用、人口等因素来测算筹资，但很多地方政府都拿不出既往数据，也不了解保险公司的各项成本支出，所以出来的预算很容易低于预期。”大型寿险公司人士称。
朱铭来对此也指出，大病保险的定价机制不尽合理，部分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买方市场的强势，不利于大病保险经营成本的科学测算和公平定价，这为制度未来的可持续性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此外，保险公司间的恶性竞争也压制着筹资水平。参与过大病医保招标的不少保险公司人士均透露，地方政府最看重价格和保障水平的高低，这就导致保险公司之间竞相压价，最终导致一些长期经营健康险、资质不错的专业健康险公司反而在竞标中败下阵来，甚至也导致在一些地方大病医保的招标中，由于保险公司担心经营前景不乐观而出现流标现象。
对于筹资机制的完善，朱铭来认为，虽然现在大病保险是个人不缴费，但各地在制定实施方案时应采取创新思路来拓展融资渠道，如适当加大个人缴费，“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不应也不能以全体居民的个人医疗费用自负比例降至最低为终极目标，而是应在全民个人自负比例一定的条件下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除了筹资水平低，保险公司承保大病医保的收不抵支，也在于医疗支出的不断增长。“商业保险公司在经办过程中管理仍然过于粗放，对不合理的医疗行为和医疗费用支出缺乏有效管控机制。”朱铭来指出，让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就是为了发挥其专业优势来加强对医疗机构的制约，提高医疗费用的核算准确度，但目前保险公司仍无法对医疗机构进行干预。
控制费用需要配合医疗改革，这已经成为健康险行业人士一致的看法，但也意味着，因为中国医疗改革的复杂性，费用控制显然在短期内难有实质性进展。
不过，在朱铭来看来，目前全国各地的基本医保大部分都是地市级统筹，甚至是县级统筹，而大病医疗的一次性支付风险很大，因此有必要将大病保险的统筹层次上升到省级，这样也可以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优势，因为商业保险公司采取的是垂直管理，省级统一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