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监测共收集到18篇相关信息，时间从2014年10月6日到2014年10月13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体及政府网站等。内容主要有：基层医改，还缺什么，三明市检医联手抓预防 护航医改惠民，医改 究竟把钱改到谁的口袋里了？商业保险撬动医改，杭州医改探路“智慧医疗”，积极探索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世界性难题的湖北路径等。
北京近期卫生动态：北京朝阳区“智慧卫生”实现互联互通，医改打响攻坚战取消以药补医成重头戏，北京首家公立医院试水医管分开等。
一、信息目录
第一部分：全国范围
1. 标题:基层医改，还缺什么
2. 标题：三明市检医联手抓预防 护航医改惠民生
3. 标题：医改 究竟把钱改到谁的口袋里了？
4. 标题：中国将在公立医改试点城市启动分级诊疗试点
5. 标题:港大深圳医院 “医改的鲶鱼”不生猛
6. 标题:商业保险撬动医改
7. 标题:新医改转向：开市场
8. 标题:杭州医改探路“智慧医疗”
9. 标题:医改世界性挑战：英负担重美太昂贵
10. 标题: “医生荒”影响医改
11. 标题:滕建荣：将智慧医疗作为医改突破口
12. 标题：“医改”之路为何越走越窄？
13. 标题:湖北医改试点医院取消行政级别
14. 标题:积极探索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世界性难题的湖北路径
15. 标题:药价机制不通则痛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6. 标题：北京朝阳区“智慧卫生”实现互联互通
17. 标题:医改打响攻坚战取消以药补医成重头戏
18. 标题:北京首家公立医院试水医管分开
二、详细分析
第一部分：全国范围
1. 标题:基层医改，还缺什么
媒体: 无锡日报?2014年10月11日
链接：
http://health.gmw.cn/newspaper/2014-10/11/content_101366690_2.htm
主要内容：
中午12点半，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25病床，87岁的周伟康老人因为痢疾住院已经11天，这会儿好得差不多了，第二天就要出院。老伴王阿姨陪着他。去年老人因为肺结核在无锡市区住了20多天医院，对大医院病房之挤印象深刻。这次住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离家只有几百米，而且两人一间的病房宽敞舒适。病房里不仅各种医疗设施齐备，衣柜、电视、空调也一应俱全，还有卫生间和淋浴室，住着方便。这次住院总共花费2300多元医药费，按规定，出院时他自费负担400多元。看病便当，费用又不贵，这让老两口感觉轻松，护士进来询问时，王阿姨开起了玩笑：“这么好的房间，一年到头住在这里也不碍哇。”
中心全新启用服务4万乡与邻
厚桥居民能有这么好的就医条件，得益于2009年启动的医改，政府主导，坚持公益，目标是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厚桥地区原有的卫生院，是1983年建的，2007年被鉴定为危房。2009年锡山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时，区政府就考虑为当地配套一座新卫生院。去年11月9日，投资3000万元建成的厚桥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建筑面积达8900平方米，当年就通过验收成为“省示范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全新的中心大楼，全科诊室、眼科、口腔科、妇儿保健门诊、日间病房等标识清楚，医护人员服务规范，让人感觉安静有序。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中心主任徐勤忠说，过去的卫生院因陋就简，能省就省，现在不仅就诊环境焕然一新，还新添置了彩色b超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先进的高频拍片机和胃肠机、柯达cr成像系统等大型医疗设备，“这些都是政府投资的结果。”启用一年不到，新中心接待的体检人数达到5400多人次，日门诊量200人次。药价呢，和其它8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样，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较医改前平均便宜了40%以上。
中心的重要职能是当好居民的家庭健康医生，提供“零距离”服务。日前，记者来到中心下属的大诚苑卫生服务站，正好有6位老阿姨在文体中心打完乒乓球后，结伴来量血压。她们在拆迁安置前，是原来年余村、太芙村的村民，两位坐诊医生也是原来村里的村医陈忠德、谢志峰，本乡本土彼此认识快30年了。朱阿姨说，她患有高血压，如果没有这个服务站，去一趟安镇医院至少要跑上半小时，还得先挂号再量血压。
“到这里来，就像到邻居家串个门，随时来随时量，有小病小痛还可以问问医生，方便。”两位医生说，进社区搞健康教育、慢病管理以后，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确实提高了，吃咸鱼咸肉的人少了，饭后散步的人多了。
缺少常用好药，住院手术都少了
医改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苦恼和期盼也真真切切。徐明原是一名内科医生，在基层医院工作了21年，现在是厚桥中心副主任。他感觉，医改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大的限制是“药”。他说，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药的品种是够了，可质量层次不够。医改倡导“大病进医院，小病回社区”，可就拿社区居民最常见的老慢支来说，过去能看能治，现在转诊出去的很多，因为疗效好的药在社区配不到，不让走也不行。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也一样，总有一部分病人想用、也用得起好药，可目录上没有，人家就不来了。常用的消炎止痛药“芬必得”和一些退烧针，社区也没有，儿科药更少。他说，当医生的最不希望听到群众抱怨，说到社区看病这药也没有、那药也没有，“我觉得，国家医保目录里有的药，基本药物制度的目录里都应该有，哪怕是允许医院为社区代为采购，零差价卖给病人，这样才能让大家愿意到社区来看病。”
相比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另一项职能――基本医疗在萎缩。护士朱丽娜2007年进厚桥卫生院工作，她说，头几年平均每月都要参加一两次危重病人的抢救，现在遇到了通常也是转诊，手术室几乎没机会进了。徐明说，过去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年开展几百例一、二级手术，甚至部分三级手术，现在胆囊炎、胆结石、四肢骨折这些手术都不做了，住院病人少了一半多，医生主要看些感冒、拉肚子的常见病。这样下去，今后连急性左心衰、流行性出血热、脑出血、休克这样急危重的病例很少接触得到了，这对年轻医生提高医疗水平是不利的。“身为医生，好多病你看不到，手术也不开展了，渐渐地，群众可能就不相信你了，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认可度和依赖度反而会下降。”
全科医生不足，大学生没人愿来
作为厚桥中心的当家人，徐勤忠更忧心的是“人”。全科医生是基层的“台柱子”。但与大医院相比，基层单位任务繁杂、业务平台小、收入偏低，难以吸引新人。按现有4万人口计算，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当有60名在编的医护人员，实际上只有42人，其中全科医生只有12人，许多入户随访的工作只好下班后进行。徐勤忠说，现在二、三级医院招聘往往要求硕士、博士学历，医学院的本科生就业并不容易，可尽管这样，谁也不愿意到社区来，觉得当社区全科医生尽干些量血压、测血糖的事儿，不看病不做手术，不像是当医生。去年和今年，厚桥中心没有招录到一名大学毕业生。
乡村医生更是后继无人。根据我市打造“15分钟健康圈”的要求，厚桥街道共设立了7个乡村服务站，按规定，每个服务站要配备一名全科医生、一名注册护士和一名药房工作人员。而实际上，现在每个站平均2人都不到，平均年龄早就超过了50岁。原有的村医注册培训制度已经取消，而医学院毕业生呢，连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觉得委屈，更别提下社区卫生服务站了。在大诚苑卫生服务站，记者就发现，陈、谢两位医生上门访视产妇和新生儿时，随行的女医生是厚桥中心临时派下来的。“以前每个村至少有一位女医生，后来这里的女村医退休了，就一直空缺。”徐主任说，“眼看着社区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退一个少一个，新人又招不到，我们很着急，希望上面能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自主权，解决基层激励不足和人手紧张问题。”
2. 标题：三明市检医联手抓预防 护航医改惠民生
媒体: 人民网?2014年10月12日
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41012/42183124_0.shtml
主要内容：
由三明市医疗卫生系统主办的“三明市医疗卫生系统预防警示教育活动”，日前在三明影剧院主会场和各县（市）10个分会场同步进行。来自三明市县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各级医疗卫生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及有处方权的医务人员总计2000余人出席本次活动。
近年来，三明市委、市政府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致力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市检察院主动融入，积极作为，强化检察职能，积极查办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致力为医改保驾护航。办案中，细心的检察官发现：不少涉案的医护人员属于相关医疗领域学科带头人，这些医护人员的查处，导致医院相关科室无法正常开展医疗业务工作，影响群众的就医需求。
面对问题，三明市检察院并没有就案办案，及时向医疗卫生系统提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建议，达成了联合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活动意向。经提请分管医疗卫生和主管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市委宣传部领导同意后，共同决定利用周末医生集中调休的时间，在全市医疗卫生系统开展以“珍惜职业生命，预防职务犯罪”为主题的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抓好警示教育，强化职务犯罪预防，积极服务医改。选派11名检察业务肯干，分赴全市11个会场作预防职务犯罪教育讲座，播放预防职务犯罪动漫宣传短片。
在预防警示教育会上，三明市卫生局局长包著彬就“如何抓好预防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工作”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全市卫生系统主管领导和各级医院负责人要时刻盯紧权力运行的“关节点”、内部管理的“薄弱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强化对重点岗位、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监督，全面落实综合治理措施，统筹推进治理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工作，努力确保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健康有序运行。
3. 标题：医改 究竟把钱改到谁的口袋里了？
媒体: 张家界在线?2014年10月10日
链接：
http://www.zjjzx.cn/news/jdrp/531365.html
主要内容：
医改说了很多年也改了很多年，医改的初中是实惠老百姓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免会有漏洞和监管不给力的时候，十一长假妈妈得了重感冒，决定去我们这的中医院看病，医生说需要住院。于是我们就去办理住院手续，住院时要求妈妈交押金和身份证还有医保卡给医院，不交这些就不给办理住院手续，爸妈无奈之下还是把这些交给了医院，住院7天除了天天打点滴之外，就拿了几盒西药还有几副中药。昨天我问妈妈住院用了多少钱了?妈妈说用了将近6000元了，我一听不仅觉得吃惊还有觉得不正常，我不禁脑海里想一个感冒能用出6000元，中国的老百姓已经这么有钱了吗?看个感冒这么贵，要是得个重大疾病那还让老百姓活不活了?。
于是我问爸爸有没有看看每天的收费清单，爸爸说每天打点滴的时候有个医生来看一眼，什么都不问就走了这就是算检查费，每天检查费还要收好几百，爸爸说：“这些医院都在想方设法弄国家的钱和老百姓的钱，最后肥的是医院，苦的是国家和老百姓。”我听了爸爸的话虽然心里难过但拿医院也没办法更是无奈。在笔者看来近年来我国医院的数量大为增加，豪华的住院部拔地而起，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被引入国内，精英的医学专家和技术骨干享受着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这一切并未提升老百姓对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满意指数，“看病贵、看病难”成了老生常谈，“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成了人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生活感悟。
应该承认，这种现象受制于人口数量的巨大和地域分布不均，但是政策性的了漏洞监管不给力最后的结果使得医改变了味道，从治疗感冒的事不难看出。原本国家报销那部分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但是经过医院的操作看病贵的问题不但没有减轻可能还会雪上加霜，眼下的问题是，仅靠一纸新规能否有效约束公立医院的暗箱操作?这种事情老百姓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怎么监管部门还在打瞌睡呢?你们的执法力度在哪里?医改到底把钱改到谁的口袋里了?相信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购买了医保的病患大多都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作为小老百姓损失的是小头，而作为国家损失的是大头，这种暗箱操作的手段不光存在于公立医院，还有很多私人开设的小医院如：“博爱医院”、“亲和医院”、“协和医院”等等，这些医院请老年人把医保卡和身份证交给院方，每天由医院包吃住然后院方还发10元钱给老人，院方每天会哪些单子让老人签字，这些老年人到了时间就让他们出院，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住进医院。这种行为是赤裸裸的坑国家的钱，私人医院比公立医院更可怕，如果说公立医院是“虎”那么私立医院就是“狼”，再大的国家也经不起这么多的虎狼啃噬，老百姓的口袋已经比脸还干净了，老百姓有再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经不起你们这么伤啊!
4. 标题：中国将在公立医改试点城市启动分级诊疗试点
媒体: 中国新闻网?2014年10月9日
链接：
http://www.scio.gov.cn/zhzc/8/4/Document/1382672/1382672.htm
主要内容：
国家卫生计生委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分级诊疗工作情况、青海省分级诊疗典型做法及福建省三明市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经验。卫计委新闻宣传司副司长宋树立表示，国家将适时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启动分级诊疗试点，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宋树立表示，开展分级诊疗工作是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国家把建立完善分级诊疗模式，积极推进全科医生与居民契约服务，选择部分城市开展基层首诊试点工作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一项重要抓手，各地积极探索，充分发扬首创精神，试点工作初见成效。
宋树立介绍了目前各地主要做法：一是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江苏、浙江、四川、青海等省分别以省政府名义或多部门联合发文印发了关于分级诊疗工作的专门文件，从资源配置、制度建设、保障措施、考核评价等方面对分级诊疗制度做出了相应规定。北京、上海、宁夏、重庆等地在医疗联合体、医疗集团管理相关政策文件中，对分级诊疗做出了制度安排。
二是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各地以制定完善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为抓手，优化区域内医疗资源配置，为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夯实基础；通过对口支援、建立医疗联合体、推进远程医疗、乡村一体化管理等形式，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促进医疗资源的纵向流动；通过推进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建立社区首诊和“守门人”制度；通过发展康复、护理、临终关怀等延续性医疗服务体系，适应老龄化形势和康复护理服务需求。
三是完善分级诊疗模式。各地通过行政管理、价格调整、医保支付等手段，引导患者有序流动，实现分级诊疗格局，根据当地疾病谱、医疗资源分布、地理特征等完善了分级诊疗标准和程序，并为双向转诊患者提供相应的便利。此外，各地还通过对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实行差异化的收费和医保报销标准，并逐渐拉大差距，对患者就医行为进行引导。
宋树立指出，从各地实施情况看，分级诊疗制度收到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健全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医疗服务模式、减少医疗费用支出等方面的成效。青海省分级诊疗制度运行3个月后，呈现出“两升两降”的初步效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住院人次上升了12%，住院患者医保基金支出平均增长11%；三甲医院住院人次平均下降18%，住院患者医保基金支出平均下降14%。浙江省常山县自2009年起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制度，县域内就诊率从2008年的53%提高到现在的62%。宁夏盐池、海原两县启动分级诊疗试点后，基层门诊量明显增加，农村居民首诊在村和乡的比例达到90%以上。
宋树立指出，目前全国，全面实施分级诊疗制度的地方仍然不多，很多体制机制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均衡，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仍然比较薄弱；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报销比例的经济激励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健康教育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就医习惯的改变还需要一个过程。
宋树立表示，近期，卫计委对全国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进行了梳理，在总结试点工作基础上，正在研究起草相关文件。总体考虑是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实际，优化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发挥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报销的经济杠杆作用，引导患者合理有序流动，从制度建设入手，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国家将适时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启动分级诊疗试点，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5. 标题:港大深圳医院 “医改的鲶鱼”不生猛
来源：东方财富网?2014年10月09日
链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8,20141009431923410.html
主要内容
公立医院改革的要害在于体制改革，而不在于公立医院自身的改革。如果政府不在体制改革下功夫，公立医院自身的新举措动静再大，最终难免被现有体制所困。死水不清，即便鲶鱼放进来，最终也会不死不活。
深圳是国家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而2012年秋开始运营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大深圳医院”)原本被视为“改革的鲶鱼”。无论是当地政府、医疗界、舆论界还是医院的管理层，都冀望或期许这家医院能以全新的运营模式，搅动公立医院改革的死水，推进医改的进程。但是，两年过去了，这家医院亏损逾10亿港元。这头鲶鱼从放进这潭死水之始，就从未生猛过，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不会生猛。
什么情况？
从百姓的角度来看，港大深圳医院的确与众不同。这家医院的招牌医生来自香港，服务水平据说比肩香港的医院，而更加直观的是，其门诊收费标准130元，颇为高大上。当地政府冀望医院从管理体制、人事制度、价格机制等多方面发挥“鲶鱼效应”，为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寻找新的突破口。医院管理层宣称，这家医院引入了香港及发达国家通用的“先全科后专科”诊疗模式，首次在内地公立医院开设全科门诊。
然而，无论是百姓、舆论界、医疗界、政府部门还是该家医院的管理层，都被一个理念误导了。这一理念认为，公立医院改革要靠公立医院的改革。国家新医改方案2009年公布之后，五年过去了，但公立医院改革依旧难度不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固守这一理念所致。
其实，公立医院改革的要害在于体制改革，而不在于公立医院自身的改革。如果政府不在体制改革下功夫，公立医院自身的新举措动静再大，最终难免被现有体制所困。死水不清，即便鲶鱼放进来，最终也会不死不活。
鲶鱼的故事：港大深圳医院的运营模式
诞生之初，港大深圳医院的确是一头鲶鱼。这家医院是由国家港澳办推动，由深圳市政府和香港大学共建而成，属于公立医院。医院建立的投资全部来自深圳市政府，总计高达35亿元人民币。如此高额的投资水平，确保这家医院的硬件设施绝对达到国际的高大上水准。
医院在人事制度上自然采用全世界通行的劳动合同制，医生年薪平均30万元，而最高医生年薪可达60万元。
港大深圳医院管理层中来自香港的成员一开始并不清楚，内地公立医院医生依照国家制定的人事工资制度所领取的工资的确不高，但其实际收入并不低。后来他们发现，60万元这一级别的最高年薪，对深圳市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级别的医生基本上没有吸引力，因此这家医院只能从广东以及周边省份的二三线城市吸引医生加盟。鲶鱼进死水的第一个效果，是把优质的医疗人力资源从中小城市吸到了大城市。
港大深圳医院无论如何高大上，归根结底也要接地气。如果收费不足，还要按劳动合同支付医务人员的年薪，医院自然会入不敷出。
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各种收费标准，都是由政府制定的。
政府行政定价一定会导致两个局面：第一，价格永远定不准，虚高价格和实低价格并存；第二，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政府定价的体制中，大宗医疗服务的价格永远是实低价格。政府要当好心人，也就是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笔下的“撒马利坦人”，必定不会允许大宗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上涨。
这一计划体制的遗产，即政府定价或价格管制，必然导致中国所有公立医院过度医疗，而且倾向使用定价偏高的东西，也就是百姓深恶痛绝的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同时，这样的体制既诱使也迫使医生和医院明里暗里吃药品或耗材的差价(回扣).
港大深圳医院高端、洋气、大气，自然不会全盘接受这一体制，但也不能全然脱离这一体制。
作为一家公立医院，港大深圳医院在价格制度上不可能成为生猛的鲶鱼，因此也就只能小打小闹，在门诊收费标准上做些文章。与此同时，这家医院要引入香港医院的组织文化，必须杜绝过度医疗，否则无法有别于内地本土的公立医院以凸显自己的高大上形象。如此一来，其面向普通医保患者的住院服务必然入不敷出。医院冀望高收费的门诊服务和特需服务能够弥补亏空，但谈何容易。
6. 标题:商业保险撬动医改
媒体: 南方周末?2014年10月9日
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620
主要内容：
商业保险入局基本医保，是医改引入市场机制的关键落子。尽管中央态度已经明朗，但商业医保如何冲破重重阻碍，依然道阻且长。
一度被排斥在基本医保之外的商业保险，终于得到中央层面的正式认可。
2014年8月27日，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鼓励商业保险发展被作为重要议题加以讨论，国务院首次明确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
商业保险由此入局，也是医改引入市场机制的关键落子：如果商业保险发展壮大，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从而刺激更多类型的医疗平台生存下来。
然而，即便获得了最高行政机关的认可，商业保险的开疆辟壤依旧难言坦途。
医改转向
长期以来，无论学界还是政府的主流认知，均将商业保险排斥在基本医保之外。因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商业保险的重视，被解读为医改转向的风向标之一。
理论界的风向也在改变。
北京大学社保研究中心健康险研究者锁凌燕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十年前，社保领域的学者圈子对商业保险是很看不上的，认为基本医保一定是政府来做，不关商业保险什么事。最近几年，风向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一个专家评审会上，一位社保领域的著名专家就说，商业保险的角色还是挺重要的嘛”。
医保商办试点地区之一，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也感受到变化。“全国有70到80个城市都来洛阳学习，说明大家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一些国家部委也在逐渐接受，“现在国务院有文件了，一些曾经反对的部委，至少不能说我们做错了。”
洛阳试点曾在开始之初，遭到国家部委的明确批评。据《财经》杂志报道，2009年8月底，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和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韩志奎被召至北京。相关部委官员联合出面，要求河南必须把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基金的管理权、终审权和支付权拿回来。
事实上，早在2009年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就已经将医疗保险领域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明确为推进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但在过去三年的政府单兵突进式医改中，“伙伴关系”未有实质进展。
是什么促成了此时转向？
锁凌燕认为，地方试点经验对中央决策者的触动，商业机构及其主管部门的积极游说，以及财政压力加大医改难以为继的困境，都恰与本届政府“开放市场”的执政理念契合，使得商业保险的入局成为可能。
国务院的学术智囊们，也曾多次到试点地区调研。“国务院参事室的胡本钢，专门到湛江写报告，高层也做过多次批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社会保险部总经理邱彬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所在的公司是几个著名试点（湛江模式、太仓模式、平谷模式）的参与者，“新华社也曾到湛江，写了内参递上去”。
作为一个国企背景的公司，人保健康也通过各种渠道做了很多政府公关。邱彬称，在湛江试点取得突破后，他们就不断地给中央写报告，通过保监会的渠道递上去，得到了高层多次批示，也在方方面面做了许多努力，“2012年国务院出台大病保险的文件，我们正好有个同事借调到国务院医改办，全程参与了文件的制定”。
从哪里击破
财政压力的增加和医保基金的运行压力甚至亏空，则是更根本的推动力。
早在1998年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因为人手、经费不足，就已有地方政府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合作的先例。
“比如北京，当时就想找商业保险机构来经办，也进行了接触，但当时中国的商业保险机构刚刚恢复，能力非常有限”，锁凌燕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社保机构只能开发了自己的系统，买了设备，组建了人员，自己从头开始做。
锁凌燕用“典型的地方自治”来形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特色，中央有一个指导性方针，地方有自己的模式，而不同的地方，对市场的接纳程度也不一样，“财政能力薄弱的地区，对商业保险接纳程度比较高。”
邱彬称，湛江之所以市政府和社保局都非常支持把基本医保经办交给商业保险公司办，财政压力是最重要的原因。
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在2008年开始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时，考虑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来做，主要还是受人员编制和财政压力的限制。
在基本医疗三个险种（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中，之所以在新农合中商业保险进入较多，其中一个原因即是现有政策规定，新农合的管理费用不能从基金中提取，这样一来，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经费就必须由地方财政掏钱。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从地方试点到中央推进，财政压力是决策者的重要考量。在财政收入下行的压力下，靠政府财政投入推进的改革，是难以为继的。交给市场，即可节约财政资金支出，也可减少人员编制成本。
以洛阳试点为例，政府拿出审核病例金额的1%（目前为300万左右），购买商业保险机构的初审服务后，保险公司组建了150个人的团队，且均为医学专业毕业生。“这150个人，如果靠财政养，一年要上千万的资金。政府也不可能给这么多编制，人不够用，效率自然会下降。”王亚伟说。
“社保基金浪费很多，使用效率很低，这是了解医保的人都承认的事实”，太仓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钱英琦称，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太仓考虑引入商业保险机构。
社会医保出现赤字，则是这一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福建省财政厅社保处所做的《三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调研报告》显示，2011年，三明市的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已出现8000多万元的亏空。
在医保改革完成了“人人享有医保”的覆盖面扩张后，如何进一步提升保障水平和效益，平衡医保基金的收支成为新的难题。
试点地区已有的数据显示，商业保险公司入局，有助于效率提升和费用控制。
以人保健康在平谷的试点为例，2008年到2010年，平谷新农合医疗费用的年均增长将近70%，人保健康2011年参与后，2011年到2013年医疗费用年均下降了2.2%。
邱彬认为，与政府相比，企业更有控费积极性，根源在于两者的运转逻辑不同：政府是财政拨款，对成本的约束感相对较小，而且政府机构管办一家，还存在监督的难题。有的地方因为人员紧张，甚至将新农合的经办直接交给了乡镇卫生院，“都是一家人，卫生院直接到卫生局报账，也查不了”。
不过，要在现有体系内让商业保险真正实现对医疗机构的制约，邱彬也承认，还不现实。比如，为了限制医疗机构过度医疗，人保健康制定了罚款措施，但实际能执行的还是少数。“公立医院还是事业单位，单纯靠保险公司，医院不会理你，只能拉着政府一起干。”
各地各部委态度不一
“商业保险入局的好处，中央肯定是清楚的，方向也已经明确”，锁凌燕认为，关键是如何推进，“不会一帆风顺”。
其以商业保险参与大病保险的现实处境为例，2012年国务院就出台了文件，要求在2013年底前在全国推开商业保险参与大病医保经办。但今年5月份，卫计委再次发文，要求各地推进，“显然是执行得不好。”
虽然中央有文件，但地方情况不一，两者的目标未必一致，锁凌燕认为，对于地方社保部门（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主管者）、卫生部门（新农合主管者）而言，引入商业保险经办，意味着自己权力的丧失。
王亚伟的说法也证实了此种看法，“我们一个处长最初就担心，你让人家（指商业保险机构）说了算，以后医院都去找商业公司，不会来找你了，权威都受到了挑战。”
资金安全也是一些地方政府担心的重要因素，“这么一大笔钱，交给商业保险公司，会不会挪用？会不会超赔？”
正是出于种种顾虑，目前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保经办，在各地推行进展不一，难称顺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胡晓义称，截至2013年11月份，全国大病医保试点执行率不到50%。
即使一些地方迫于中央压力进行了试点，政策也很苛刻。邱彬以山东为例，规定大病保险的赔付率不能低于98%，留给保险公司的结余只有2%，
“肯定包不住成本”。
数据的分享难以实现，更是让商业保险公司头疼。邱彬说，“以保密为由不给你，我们只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去跑。”
正因如此，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保经办的方式和深入程度，在各地也各不相同。
以河南洛阳为代表的试点，实质是购买了商业保险机构的审方服务，商业保险公司并不参与对医院控费规则的制定，也不接触医保基金，影响相对有限。而在湛江模式、平谷模式中，商业保险公司不仅承担费用超支的风险，也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
不仅各地态度不一，中央各部委间意见也有微妙的不同。
商业保险参与大病医保经办的文件，是国务院医改办在发改委期间推出的（现医改办已调整到卫计委）。在邱彬看来，“没有国家发改委的推动，出台肯定比现在晚。”而负责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医保的人社部就没这么积极，“有的老部长，现在还在公开反对商业保险介入”。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推进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保经办后不久，人社部再次发文，强调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各地积极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加强医疗服务监管。对于南方周末记者就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保的采访请求，其以时机尚不成熟婉拒。
卫计委的态度则比较暧昧。这是因为新农合归卫计委管，他们希望借助商业保险公司的力量。但作为医院主管机构，自然又担心对医院形成太多约束。
这样的状态，使得一些配套改革出台缓慢。例如，商业保险参与大病医保经办，中央文件要求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但披露什么，怎么披露，具体细则至今未见。
更长远的
商业保险入局，更大的落子之意，在于为医改市场化提供更多元的埋单方，为医疗服务供方（医院）改革匹配保障。
主动走出体制，成为自由执业医师的张强，创办了国内首家自由执业医生的平台——医生集团，其深感现有保险制度对自由执业的约束，“我们签约了三十多家商业保险，但在中国规模都不大，目前主要还是靠自费病人，生存很艰难。”
张强认为，如果商业保险获得发展的空间，将可以提供更多元的健康险产品，中产以上的人就可以购买，就能刺激更多的医疗平台生存下来，投资者的信心也会增强，社会上才可能出来更多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供给才能增加。
目前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滞后，整体实力较弱，与其他发达国家及地区差距还很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调研发现，造成此种局面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城镇职工医保和公费医疗所保障的群体作为中产阶级本是商业健康保险的主要购买人群，但这两个保险保障水平过高，且呈现福利化倾向，已经超出基本医保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医保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社保部门和公立医院对医疗数据的垄断，使得商业保险公司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给产品设计、保费计算和风险控制带来很大障碍。
不过，未来的钱景，还是让商业保险公司在目前微利甚至赔本的情况下，依旧对办医保充满热情。
“我现在基本用不到医保，可不可以只买商业健康保险？”张强提出的问题，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才能给出答案。
7. 标题:新医改转向：开市场
媒体: 南方周末?2014年10月9日
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618
主要内容：
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多年来，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在“市场化”和“政府主导”两条道路上反复抉择，探索着一条艰难的大国医改之路。
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也是继1998年之后的第二轮医改，以回归医疗机构公益性为目标，弱化市场路线，铺开了一条靠财政投入拉动的医改之路。仅前三年，参与部门20个，出台文件60余个，三年新增投入12409亿。
但结果并不令人乐观，供需矛盾依然尖锐，医患矛盾有增无减。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如此评价：“靠财政投入能干的事情已经干完了，新的机制却未能建立”。随后，新医改一度陷入停滞。
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层面的医改新政发布频率明显提高，从鼓励社会办医，到商业保险介入，再到解禁处方药网售，政策导向悄然转向“更市场”。2014年8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谈及鼓励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保时，将医改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定位为“两手并用”。
在过去两轮医改方案制定中，都曾引发过“市场派”和“政府派”的激烈争论。这一次，宏观背景的变化、新技术新资本的倒逼之下，能否带来一场不同的医改？用增量倒逼存量，曾经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法宝”，在事关亿万民众福祉却又异常错综复杂的医药领域是否也能再次奏效？
“两手并用”，2014年8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李克强在谈及鼓励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保时，如是定位了医改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013年下半年以来，裹足不前的新医改，似乎迎来转机。
今年2月21日，主管医改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考察福建时，称要优先发展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引导民营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公平发展、互利共赢。9月12日，在辽宁考察时，再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
利好市场的政策已经在连续释放。2013年10月，《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被当作三个重要原则之一写进文件。文件提出形成多元办医格局，成为此后社会资本投资医疗领域的重要政策激励。
除此之外，近一年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价格管制、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等政策次第出台，互联网售卖处方药的管制也即将解禁。引入市场的鼓励与呼声，日渐高涨。
财政兜不了了
回望2009年公布的新医改方案，公益性和政府投入才是更被强调的主题。
这是一份在市场和政府两种取向中相互妥协、各个部委利益协调的折中方案。最初三年的具体实施方案，则更偏向了政府一边，在强调医疗机构公益性和政府责任的指导下，一个由财政全面投入、弱化市场路线的医改渐次铺开。
决策者耗费大量财力，试图提升基本医保的覆盖面，切断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旧体制，基层医疗机构重新走向了公立主导，并且恢复了传统的“收支两条线”体制。
然而，巨额的财政投入，并未换来期待中的景象——三甲医院患者得到分流，公立医院不再卖药为生，患者负担降低，医患矛盾减轻。
财政包揽基层医疗、收支两条线的实际效果是，虽然改善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但医务人员以岗定编、固定薪酬的考核方式，使其服务积极性和能力不升反降。
结果，“财政真掏钱，下面假干活”，大量患者被从基层赶到县级医院，县级和三甲医院患者暴增。三甲医院趁势扩张，虹吸了基层医院和二级医院为数不多的优秀医生，带走了大量的患者和医疗费用。
推行三年后，以财政投入高速增长为支撑的医改已经难以为继。经济下行背景下的财政压力增加，更让政府单兵推进的医改模式无以为继。2012年开始，中央财政收入从连年20%以上的高增速掉到了10%以上。
“依靠加大财政投入能够完成的医改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体制机制不向市场转，医改走不下去。”
增量倒逼存量
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转向市场的新医改，释放出极强的政策红利，社会资本对医疗领域的投入明显增加。
仅以南方周末记者的不完全统计，2013年下半年以来，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立医院改制项目就多达26个。这些跃跃欲试的投资人中，有来自央企的华润、中信，有复星医药、康美药业等上市公司，还有联想控股、华平投资等私募基金。
不仅资本兴趣浓厚，互联网大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也纷纷开始在医疗行业抢滩占位，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方式的介入，尽管尚处萌芽，但对于积弊已久、相对保守的医疗系统来说，其从外部倒逼内部革新的能力值得期待。
通过开放市场，引入外部力量，倒逼公立医院改革，当公立医疗机构改革难有实质性举动时，决策者寄望于“增量”倒逼“存量”的思路日趋明显。
在国家卫计委一位内部人士看来，用增量倒逼存量的社会资本办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理论上来讲，这是医改的核心，通过放开医疗服务供给，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从实践上来讲，公立医院太难改了，必须先从外围突破。”
一些地方医改官员的公开讲话，同样显示出对“倒逼”式改革寄予的厚望。青岛市社保局处长刘军帅在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公立医院改革论坛上称，“公立医院改革是太难了，扶持非公医疗机构发展倒不失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法。”
以放开非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为例，倒逼的逻辑是这样的：非公立医院可以自主定价后，就可以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减少不必要用药和检查，在适度降低患者负担和医保支付压力的条件下，让医生通过技术和服务堂堂正正地获得高收入。非公立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规范，会对公立医疗机构形成明显的竞争压力，从而迫使公立医院作出变革。
医改“双轨制”再启
但这种“增量倒逼存量”的改革方式，总会在垄断市场中受到挑战：如果公立医院继续垄断处方权，即便互联网售药解禁，也难以对以药养医形成真正的威胁；如果公立医院的事业体制不放松，即便允许医生自由执业，也很难实现真正的流动。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认为，在1998年开始的第一轮所谓“市场化”医改后，改革未触及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公立医院的体制，从而造成一种非公非私、半行政半市场的公立医院行政垄断格局。
存量难动、先动增量、用增量倒逼存量的“双轨制”改革，也已在现实中出现问题。自由执业医生张强发现，引入社会资本办医后，不仅未能对公立医院造成改革压力，反而使其旧有利益得到固化，“医生更不愿意出来了”。
因为公立医院垄断着九成的医生资源，民营医院虽然大楼造起来了，但医生出不来。为获得短期利益，民营医院只能和公立医院合作，由公立医院的医生带着病人到民营医院就诊，实际上成为公立医院的分院。旧体制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因此更加得利。
真正意义上的存量改革势在必行。“公立医院不走向市场化，不取消行政等级制、不取消国有事业编制制度，就无法形成充分竞争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朱恒鹏认为，倒逼压力效果将大打折扣。
解放医生
公立医院怎么改？在朱恒鹏看来并不复杂，就一条，“按照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整体部署，逐步废除医疗行业的事业单位体制和事业单位编制制度，让医生成为真正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人。”
唯此，才能让其他“开市场”的改革不至于半途而废，才能让医疗市场最稀缺的“医生”资源得到流动，形成真正竞争。
这当然会遭到一部分医生或院长的反对。医改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曾和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院长交流公立医院如何改革，这位院长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多投入，给医务人员发足工资，其他一切保持现状就可以了。
但也有一些医生愿意走进市场，靠技能和服务吃饭，由市场定价。
一位不愿具名的四川地市级医院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抱怨：我们天天加班，还天天被病人骂。我不明白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办的事更糟糕。“我的想法很简单，应有政策让医生合理合法赚钱。”
这个简单的愿望之所以难以实现，是因为政府在财政不堪重负之下“甩包袱”给市场更容易，而真正放权让利、革自己命的“开市场”则并不容易。
除了行政主管部门放权之外，开市场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政府监管能力是否足够，也让决策者顾虑重重。
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服务价格管理为例，若医保的监管能力和支付手段不能得到改善，为了方便省事，社保机构依旧会要求民营医院“还是参照公立医院的收费价格执行，否则不让你进社保，那这个政策就名存实亡了”，朝阳医院院长陈勇表达了他的担忧。
在反思1998年那一轮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存在的不足时，黄洁夫认为，对市场缺乏政府的指导和监管，许多好的原则并没有具体的配套措施落实，是重要原因。
自由执业医生张强则认为，政策还应更加鼓励个体诊所的开办。“真正开放市场，取消管制后，社会上不应再有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的概念，只有好医院、一般的医院和差医院的概念。”
“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朱恒鹏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相比，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市场环境宽松多了，医疗需求高速增长，700万医务工作者供不应求，正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通过开放市场，引入外部力量，倒逼公立医院改革，当公立医疗机构改革难有实质性举动时，决策者寄望于“增量”倒逼“存量”的思路日趋明显。
8. 标题:杭州医改探路“智慧医疗”
媒体: 新世纪?2014年10月9日
链接：
http://www.cmt.com.cn/detail/605477.html
主要内容：
在杭州，基于互联的网络，吸引病人到社区首诊成为可能。主城区4家市属三甲医院和4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影像、心电会诊中心。此外，预约挂号、预约检查、向上转诊申请、电子病历上载和下传、转诊满意度评价等功能，为双向转诊提供了信息化的平台……
“看病比过去方便了”，家住杭州的屠奶奶收起市民卡，正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楼大厅的自助挂号机前离开。尽管退休多年的她操作起机器来还不熟练，但用一张市民卡自助挂号成了她今年的新习惯。
这张市民卡还与医保打通，充值后，医生开完药可即时结账，免去了收费排队之苦。这项服务被称为“诊间结算”。
此外，分时段预约就诊、一体化预约各项检查、自助取化验单、在病床边结算住院费用、住院清单每天发送短信 这一系列服务正是由杭州市卫生局推动的“智慧医疗”的产物，目前已在全部九家市属医院陆续推开，至今已有两年。
“366万人次看病，平均每人节约了1小时”，杭州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滕建荣不无骄傲地如是称。
“智慧医疗”这张大网
新医改进入第五年，改革深入推进的同时，一些由制度造成的问题迟迟难以突破。杭州另辟蹊径，着力推动区域信息化建设，欲借此突破“看病难、看病繁”的顽疾。
“全自助、全人群、全覆盖”，在滕建荣的设想中，“智慧医疗”是一张大网，改善医院的就诊流程还仅仅是开始。现在，这张网已将全市4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下属的276家卫生站悉数连接。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拥有884.4万常住人口的大城市，记录着既往病史、诊疗信息等个人医疗健康信息的近800多万份电子健康档案已全部建成，并全面联网，实现了市、社区两级的区域内互通。
体制之外也有一股力量在暗暗发力。信息化浪潮中，不少企业已紧盯逐渐放开的医疗健康领域。杭州作为阿里巴巴的主场，自然地成为其布局互联网医疗的重地。
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一项名为“未来医院”的计划已在杭州市的邵逸夫医院登陆。该计划的推广人员已与杭城的每一家医院都进行过沟通，包括杭州市红会医院在内的五家医院都已经洽谈完毕，技术正在开发中，一两个月内也将陆续上线。
“未来医院”计划短期内仅仅关注于医院支付模式的改变和对就诊流程的优化。但内部人员透露称，支付宝未来感兴趣的还是健康大数据的建设和利用。以技术进步倒推体制改革，破解“看病贵”“看病难”。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李俊伟表示，“互联网能够带来的全新医疗体验已不是旧有模式能够办到的了”。
互联互通：难在管理协调
作为“智慧医疗”工程的一部分，目前，杭州市的卫生专网已经建成，数据都汇集到市数据中心。“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所有基层一个版本，实现了市、区县（市）两级电子病历、健康档案互通”，滕建荣表示。
患者的体检、检验报告在网络中流通，方便医生查看，也避免了重复检查。患者则能通过网上检索健康档案实现自我健康管理。
“全国来看，城市层面顶层设计的很少，杭州的强项就是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滕建荣说。
而“卫生信息化建设”是新医改“八大支柱”之一，全国范围的布局其实早已开始。但在大多数地区，早期的卫生信息化建设缺乏科学规划，加之卫生行业条块分割的体制现状，各卫生机构根据自身需要开发了一系列相互封闭、自成体系的信息应用系统，形成大量“信息孤岛”。
此前的杭州也不例外，杭州早在2005年前后便开始建设健康档案，但那时“各个区各自开发软件、各自建档，并且因为不能互通，只建不删，造成档案大量重复”。
新一轮健康档案建设始于2009年，电子病历则是在2010年。2012年，滕建荣升任局长，推进并实现了市、社区区域的互联。
杭州在约300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拥有十几家省级医院。在中心城区，以市一医院为中心，直线距离1公里之内就有包括浙一医院、浙二医院、省中医药在内的六家省级医院。
滕建荣表示，实在地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繁”是他推动“智慧医疗”的初衷。两年里，市级医院的院长们频繁地出入市卫生局的办公楼，商讨改革方案、协调各方资源、进行财务管理培训
“ ‘智慧医疗’是花了很大力气强硬推进的”，滕建荣说。
杭州推开区域网络一体化，“技术是不困难的，困难的是管理协调、资源整合”，红会医院院长何革也如此表示。
借市民卡这个政企合作的平台，杭州把财政的有限投入和惠民的需求、医院改善自身的需求、市民卡公司发展壮大的需求整合到了一起。据了解，推动“智慧医疗”的两年内，市级财政投入1500万-2500万元，市民卡公司则投入了3000万元资金，加上医院自筹，三方合力推动了项目的进展。
信息化助力分级转诊
在杭州的设想中，区域互联的网络只是一个基础。在这张网络上，更多的事情将成为可能，比如落实在全国大多数试点城市推行不畅的分级转诊。
每周三上午是顾菁的糖尿病预约门诊时间。由于提前预约，患者仅需在约定时间段内赶到。整个早上，诊室外候诊的患者一般不超过三个。
“如果不是预约，往往十几二十个病人会堆在门口，催促、叫嚷都会有”，顾菁说。
这一天，一名中年男患者几次就诊，血糖值均偏高，病情未得到缓解，顾菁建议他向上级医院转诊。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儿，顾菁便成功给他挂到了几天之后在红会医院的某专家门诊。
目前杭州九家市属医院和江干区内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开展双向转诊试点，市属医院的专家号会定时定量下放到各社区，通过双向转诊平台可由社区医生直接帮忙预约挂号。除此之外，为了将病人更多地留在社区，杭州市也借信息化手段实现了部分大医院优质资源的下沉，其中包括影像和心电诊断中心的建设，通过影像中心传输图像，可由上级医院医生作出诊断。“拍好的片子上传后，他们出报告，我们跟着核对、学习。一般半小时内就会给答复”。
此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钱芳介绍，借助信息化手段，目前还有联合门诊、远程会诊等机会可以培养医务人员。“资源下沉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医生跟着学，都是实用性很强的内容”。
滕建荣表示，影像中心和全市范围的转诊平台的建设，经试点后，年底要在全市所有市属医院和社区全面推开。
分级转诊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专家和学者所重视，他们呼吁以此破解大医院人满为患导致的“看病难”，让基层医疗机构充当卫生服务系统的守门人。
“医养护一体化”
在新医改的方案设计中，基层医疗机构的社区服务功能如预防、康复等也被强调，虽然硬件投入不断增加，效果却不尽人意。
下一步，杭州市卫计委则构想了一块更大的蛋糕——“医养护一体化”，即以签约全科医生为纽带，利用信息技术，进入家庭，提供个性化的医疗、养老、护理一体化的健康服务新模式。
“将来每户人家也许都会少一台电视机，多一台健康监测机器”，滕建荣称，将来发展在家养老，让可穿戴式的血压血糖设备进家庭，设一个后方的第三方数据监测中心，让一些工作人员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作出预警和建议。
在杭州“医养护一体化”的整体方案中，将整合各部门的健康数据，构建服务数据库，建设居民健康服务信息网，并带动以移动医疗、大数据挖掘为特征的健康产业发展。
李俊伟十分赞同这样的趋势，他认为，医院信息化建设是互联网医疗的基础，数据的利用需要社会资本介入，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9. 标题:医改世界性挑战：英负担重美太昂贵
媒体: 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链接：
http://news.fh21.com.cn/jksd/451729.html
主要内容：
面对人口老龄化、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引发的疾病谱变迁、医疗费用上升等重重压力，如何充分运用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优化健康保险体系，实现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道世界性难题。面对人口老龄化、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引发的疾病谱变迁、医疗费用上升等重重压力，如何充分运用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优化健康保险体系，实现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创立发展
社会医疗保险发源于欧洲，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有专为贫民和军人治病的国家公职人员。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医疗保险走上社会化的道路，工人自发成立行会等互助组织，由行会与医生订立合同，其保障职能的发挥为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末，这种带有互助性质的医疗保险已覆盖了欧洲超过一半的人口。
1883年，德国颁布《医疗保险法》，规定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工人必须参加疾病基金会，基金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而强制筹集，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强制性医疗保险正式创立。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推动了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1944年出台的《医疗服务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医疗保险的基本原则。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起医疗保险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制度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得以确立和发展。
四大模式
按照医疗保险的承担主体、政府主导性的强弱和资金筹集方式，国际较为普遍的医疗保险模式可分为四类。
第一是国家医疗保险模式，指国家为全民以低收费甚至免费的形式提供医疗保险的模式。该模式的资金筹集主要来源于高税收，国家以财政预算拨款的形式承担医疗费用，典型代表是英国、加拿大以及北欧大部分高福利国家。第二是社会医疗保险模式，指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以第三方医疗保险机构为主要医疗保障，政府不直接参与实施管理。典型国家有德国、日本、法国、韩国、埃及等。第三是商业医疗保险主导模式，指按市场法则自由买卖的医疗保险，其资金来源于个人或雇主缴纳的保费，典型国家为美国。第四是储蓄型医疗保险模式，指由政府出面强制要求雇主和雇员向公积金管理机构进行缴费建立储蓄账户，用以支付整个家庭的医疗费用，典型国家是新加坡。
医改世界性挑战：英负担重美太昂贵
2011年6月，英国数千抗议者在伦敦示威，抗议政府推出的医疗保险改革将减少对卫生条件较差地区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剧医疗分配不平等状况。人民视觉
英国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作为一种福利制度，存在致命短板，导致财政负担重、医疗质量不高，丑闻频发，运行效率低下、病人看病难等问题
英国于1948年通过并颁布了《国家卫生服务法》，建立起由政府提供卫生服务经费、由国家统一管理卫生保健事业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HS)，为全体国民提供医疗服务。用于支持NHS资金的76%来自政府税收收入，NHS雇员达170万人。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医疗卫生改革，引入了商业资本，政府既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卫生服务的购买者。
在公共医疗体系里就医，全科医生是普通患者遇到的第一个医疗服务提供者，担当“守门人”角色。通过全科医生的转诊，患者才可以进入二级医疗服务，得到专科医生的诊治。患者在NHS体系接受医疗服务时，只需要支付每项7.1英镑(1英镑约合10.35元人民币)的费用。对于牙科服务，患者自付的费用每年不超过200英镑。另外，NHS免除儿童、老年人、低收入者、孕妇等人群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对于需要大量用药的患者，NHS通过费用预付机制降低自付比例。
英国模式的初衷是建立一种覆盖全民的福利制度，然而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这一制度也呈现出致命短板。
羊毛出在羊身上。以税收为基础的英国卫生保健系统决定了NHS本质上并非完全免费，国民享受的免费医疗其实是由自己或其他公民缴纳的税款所支付的。近年来，英国用于卫生医疗服务的开支日益增多，加之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依靠高税收运行的医疗体系成为沉重负担。
卫生资源配置的高度计划性制约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欠缺活力，医疗服务供给效率较低，无法满足人们的医疗保健需求。患者通过全科医生转诊后，通常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专科医生的治疗，英国政府甚至为此专门制定了候诊时间不超过18周的最低要求。
医护质量难以保证，接二连三发生医疗丑闻。2013年，英国斯特福德医院被爆出在2005年到2009年间，过分强调成本控制、消极诊治患者，导致1200名患者丧生。一些病人床上甚至堆满粪便、无人打扫。
这一丑闻并非个案。尽管公平性是全民医疗追求的主要目标，但现行的NHS体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平。在这一体制下，高收入人群可退出，转而选择商业健康险，中低收入人群则不得不接受质量较低的医疗服务，全民医保对弱势群体的资助作用实际上极为有限。
医改世界性挑战：英负担重美太昂贵
德国医生在会诊。
德国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强制保险与自由竞争相结合，面临筹资水平不足、费用上升过快、高收入者可能逃避社会责任等问题
德国法定健康保险制度通过《社会法典》立法形式强制实施，以法定疾病基金为提供主要医疗保障的第三方医疗保险机构。经过多次调整和改革，法定健康保险覆盖面逐渐扩大，充分体现团结互助、社会共济原则。持有健康保险是所有居民的义务，法律规定当公民年薪超出法定义务界限(2014年为53550欧元)时，雇员可以选择不加入法定健康保险而选择购买商业健康保险。2007年，德国颁布《法定健康保险强化竞争法》，走上全体强制保险与强化自由竞争相结合的道路。目前，大约89%的德国人属于法定健康保险。
法定健康保险的提供者并不是唯一的，每个公民都有权选择任意一个法定疾病基金为其提供服务。截至2012年底，非营利性疾病基金已有144家，包括全国性的基金、公司设立的基金、根据职业群体设立的基金和农业基金等。
从卫生服务的筹资角度讲，德国模式有四个关键特征。一是保费与收入成比例，税前收入越高所付出的保费越多;二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的缴费;三是医疗保险基金由依法设立的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组织，统一筹集和管理，按规定向合同医疗机构支付医疗费用;四是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现收现付”原则，并实行专款专用。
在实践中，德国模式的弊端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现收现付的医疗保险基金造成纵向积累不充分，随着老龄化的加深，有可能面临支付危机;二是家庭成员随符合条件的雇员一起享受医疗保险的待遇，易造成医疗费用快速增长;三是法定健康保险不断提高的费率，增加了雇主的人力成本，使雇主竞争中处于劣势;四是法定健康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分离增加了高收入者逃避社会责任的可能性。
医改世界性挑战：英负担重美太昂贵
2010年，随着家庭收入因经济低迷大幅降低，以及不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新增100多万，美国贫困人口数量创52年以来的新高。人民视觉
美国
商业医疗保险主导模式，被批评为昂贵且有欠公平，巨额医疗费用支出与数千万无保险人口成鲜明反差
美国医疗保障体系由私营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保险、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险项目及非保险性质的公共医疗救助项目等组成，是以商业健康保险为主、公共医疗保障为辅覆盖特定人群的模式。其大部分就业人口通过商业保险获得医疗保障，而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和享有医疗救助待遇资格的家庭。2012年，美国商业和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分别为64%和32.6%。
美国模式强调医疗保险以资源为基础，将医疗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供求关系由市场进行调节。长久以来，这种模式被批评为昂贵且有欠公平，占国内生产总值17.7%的巨额医疗费用支出与数千万人口尚无保险覆盖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自由市场式的医疗服务和保险体系下，商业医疗保险机构受利润驱动，为了增加收益而扩大医疗需求，导致国家医疗卫生费用增长过速，医疗保险费用日益攀升，为政府、雇主和个人带来沉重负担，部分雇主、个人因此选择降低保障水平来节制成本。
此外，低收入人群面临参保困难的尴尬局面。对本身无保险覆盖的人群来说，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程度、水平和时间都会受到很大限制;而对于既有保险的人群，其享用医疗服务的质量水平及个人费用负担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实现公平。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公平度排行榜上，美国排在五十名开外，甚至落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台《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试图通过设立健康保险交易所和风险平衡机制完善私营保险竞争机制。然而，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使得奥巴马医改阻力重重。
医改世界性挑战：英负担重美太昂贵
一位美国居民手持医保卡。人民视觉
新加坡
储蓄型医疗保险模式，政府补偿费用，强调个人责任，确保未来医疗需要。在管理上，政府对资金的运用面临民众质询
新加坡模式是储蓄型的代表，通过建立医疗储蓄账户完成纵向积累，以解决家庭成员患病所需的医疗费用，整个制度强调以个人责任为基础，对所有国民实行统一的医疗保健。在政府以补贴形式负担费用的前提下，新加坡采取了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保健基金计划三项有力措施。
建立于1984年的保健储蓄计划是新加坡医保体系的基础和主体。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总供款率为个人工资总额的40%，其中6%—8%计入个人的保健储蓄账户，用于支付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医疗费用，门诊费用则用现金自付。作为全国性的强制储蓄计划，其基本点是为了保障个人未来，特别是在年老时的医疗需要。健保双全和保健基金是保健储蓄的补充。非强制性的健保双全计划弥补了保险储蓄计划在保障患重病或慢性病人群时的不足之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统筹的大病保险计划;保健基金带有救济性质，是政府为那些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穷人设立的资助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储蓄医疗保险只能用于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医疗消费，不能在社会成员之间互济使用，因此不具备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共济特征。这种模式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健康责任感，激励人们审慎地利用医疗服务，尽可能减少浪费，同时帮助了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重病人群和贫困人口。
另外，这种制度有效地解决了老龄人口医疗保健的筹资问题，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发展。通过公立和私营相结合的卫生服务体系，得以整体控制卫生服务总费用的增长。
然而，新加坡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过度储蓄可能导致医疗保障需求减弱。另一方面，部分民众对政府是否能妥善管理和使用公积金存在质疑，认为政府的管理缺少透明，对资金使用限制过严，支付利息过低。对政府来说，如何应对民众的这些质询成为难题。
10. 标题: “医生荒”影响医改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10月8日
链接：
http://www.sanqin.com/2014/1008/47017.shtml
主要内容
核心提示： 就在中国尽力对其不堪重负的公立医疗体系实行私有化时，私立医院却面临“医生荒”。这个瓶颈或将影响中国进行医疗改革的努力，尽管投资者正纷纷拥入该国医疗服务市场。
就在中国尽力对其不堪重负的公立医疗体系实行私有化时，私立医院却面临“医生荒”。这个瓶颈或将影响中国进行医疗改革的努力，尽管投资者正纷纷拥入该国医疗服务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源自中国大部分医生需要所在公立医院批准才能到私营医院行医。而许多公立医院限制好医生外出行医。CHC医疗集团总裁查尔斯·埃尔肯说，“这是个仍在持续的挑战。”
随着迅速壮大的中产阶层、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和环境污染正助推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需求，中国想要开放医疗领域。私营化是中国革新其广受诟病的国家医疗体系的关键。政府希望，明年私立医院的床位数量将升至全国总量的1/5。相关改革已吸引中外投资者前来分一杯羹。预计到2020年，中国包括药品和医疗设备在内的医疗支出将高达1万亿美元。
但对私立医疗机构而言——尽管宣称拥有世界级设备，挑战还在于一些中国患者仍对其医疗质量和收费心存疑虑。上海某居民说，“私立医院收费昂贵，通常还不能医保报销。我也更信任公立医院的水平。”据德意志银行报告，约84%的入院患者选择公立医院。因此，即便中国的2.47万家医疗机构中近半数为私立，但大部分医疗服务仍由公立医院提供。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医生缺乏。世卫组织数据显示，中国每1000人有1.4名医生，美英则分别为2.4和2.8。而2008年至2012年，中国公立和私立医院中，每千名患者的医生数量分别减少26%和16%。
还有诸多因素令私立医院吸引医生难：中国医生青睐公立医院的安全和声望;主动(从公立医院)离职的往往是经验不足的年轻医生;公立医院的接诊能力已达上限，不愿再面临失去任何医生的风险……
由于公立医院不愿“分享”好医生，私立竞争对手不得不高价聘请名医，从海外吸引医生或选择年轻大夫。业内人士表示，投资者看到了商机，却未能理解要在华经营好是何其困难。
11. 标题:滕建荣：将智慧医疗作为医改突破口
来源：财新网?2014年10月08日
链接：
http://special.caixin.com/2014-10-08/100735645_all.html#page2
主要内容：
杭州市卫计委主任称，利用信息化手段，为患者就医、医生问诊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在优化就诊环境的同时，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利用最大化
精英访谈嘉宾：滕建荣
作为医改标兵的杭州，正率先推动“智慧医疗”工程。这场体制内的革新迅速在市、区两级医疗卫生系统中铺开，做到了全国其他城市难望项背的区域网络互联。有了互通的网络和整体推进的可能，借信息化手段优化就诊流程、搭建分级转诊的平台也就有了实现的途径。
然而这场被推崇为将新医改“建立分级转诊体系”落地的创新改革实践，同样遭遇难以突破的体制壁垒。在新医改的诸多困境中，杭州市卫计委另辟蹊径，探索以智慧医疗去推动新医改落地。
广义的“智慧医疗”的核心在于，利用信息化的手段，结合现下热门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患者就医、医生问诊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在优化就诊环境的同时，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利用最大化。
如今，为了“智慧医疗”的可持续发展，杭州开始以签约全科医生为纽带建立守门人制度，并将引入社会资本，开拓健康、养老产业。
这场体制内的革新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以信息化促进医改落地是否可能，社会资本的引入意味着怎样的可能性？近日，财新记者专访了杭州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滕建荣。
有所为有所不为
财新记者：我们知道，信息化建设并不是新医改的核心内容。杭州市为什么会选择信息化作为医改的突破口？
滕建荣：新医改这五年有很多成绩，但是老百姓感受不深，主要是看病贵、看病难、看病繁的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由此，当我们去分析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时发现，针对看病贵，主要原因是体制设计问题，当然医院也是这个需要改革的体制中的受益方。而看病难、繁，主要原因是卫生系统缺乏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智慧。因此，后者是我们要着力改变的内容。信息化则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
财新记者：怎么理解“看病贵是体制为主，看病难、繁是卫生为主”？
滕建荣：据我的分析，看病贵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以药养医的政策诱使医院创收。这是上世纪50年代国家给的政策，作为对医院的补偿，总体说是制度设计的问题。二、保险体制不健全。保障不全面、水平低，城乡也有差别。三、看病按项目收费，会诱导重复检查。互联网时代，我们已经有大量数据显示，治疗某种疾病，可以走哪几条路。所以现在也在探索单病种管理，但这个需要多方政策协调才能让医院很好执行。四、公立医院垄断的环境下，医院缺乏竞争，仅仅靠内部改革效果不好。现在放开社会资本办医，但总体占比仍极低。
看病难、繁的原因则有三。一、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城乡差距大。比如在杭州主城区，出租车一个起步价就能到的范围内就有省市级4家大医院。二、没有形成以预防为主、分级诊疗的行医模式。大医院心态很复杂，虽不希望门诊量太大，但病人又意味着收入，没有动力让病人向下转诊。三、病人就医模式需要改变。现在都喜欢到大医院看名医，主要是因为基础建设不够、从众心理、医保没有限制。报销比例有一定区别，但是差距不大，作用有限。
针对看病贵的问题，我们认为，体制是主要原因，而医院、几十年来在这样的体制下活得也很好。所以仅仅靠卫生系统，对这些问题能做的很有限，比如以药养医、按项目收费、缺乏竞争等等，希望国家加快顶层设计，形成共识合力，我们目前也已经在破除以药养医综合改革方面作了积极探索。
针对看病难、繁，我承认我们是主要原因，我们自我加压。我个人曾主管过几个医院，从一个卫生人的角度出发，首先要敢于担当和有所作为，如果要靠制度完全解决以后，我们再出来作为，那就是不作为。
同时，以我对医学的理解，医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高度融合的学科，医学本身是有局限的，不能脱离病人的感受。
所以我们提出，医学有局限勇于攀登，服务无止境追求卓越。
财新记者：“有所为” 指的就是在你任期内开始的“智慧医疗”工程？
滕建荣：是的。我们多少年来就想有机会担当一下，如果我们不做，群众虽有抱怨但又无奈。
财新记者：最初是怎么提出“智慧医疗”概念的？
滕建荣：据我们统计分析，多年来，老百姓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就是“三长一短”（挂号、收费、候诊时间长，就诊时间短）。所以，我们希望从老百姓最急切的问题上推进医改。在这样的思路下，提出了“智慧医疗”。
“智慧医疗”最初的概念，就是用信息化的手段改善医院的就诊流程，现在“智慧医疗”几乎涵盖了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财新记者：“智慧医疗”建设到现在，有了哪些成果？
滕建荣：一是“全覆盖”智慧结算。市民卡智慧医疗结算服务将覆盖医院内所有需要支付和结算的环节（门诊、出入院、检查、后勤服务等），据统计，诊间结算受益人群已超过 360多万人次，平均每人在医院节省1小时左右时间。二是“全人群”受益。除了持有市民卡的市级医保人群外，外地病人使用浙江杭州健康卡、省级医保病人持省医保卡在所有市级医院均可享受等同于市民卡的智慧结算服务。三是全自助服务。实现门诊、住院全流程一条龙自助服务（办卡、充值、预约、挂号、查询、缴费、化验单打印等），目前又开发了掌上杭州智慧医疗APP。四是全城通应用。目前公立医院、社会办医已全面应用，下一步县（市）所有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均要实现此功能。
这些工作的价值都是可以计算的，它缓解了医院和城市的拥挤，节约了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了就医舒适度。
总的来说，这几年，我们比较欣慰的是，以问题为导向，围绕百姓的方方面面，建立了以“智慧医疗”为顶层设计，理念先行，手段跟进，部门政策配合的“杭州模式”，在缓解看病难繁上，广大医务人员的付出，得到了百姓认可。
杭州信息化亮点：区域网络互联
财新记者：医疗卫生的信息化建设目前在全国普遍开展，相比于其他地方，杭州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滕建荣：杭州并不是最早做信息化的。但是就全国来说，省会城市城乡层面的顶层设计很少。杭州的强项就是顶层设计、整体推进，逐渐做到全自助全人群全覆盖。我们把“信息孤岛”联成了“群岛”，实现了基层医疗机构与大医院的“群岛”的互连互通。我市建有全市城乡一体化的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所有市属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相关数据都汇集到市卫生数据中心。
财新记者：目前这张网络联通了杭州市范围内的所有医院？
滕建荣：大杭州（包括杭州主城区和所属两区五县市）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都进行了联通，部分民营、厂矿医院也加入网络。
财新记者：能够在这张网络中流通的主要是哪些信息？
滕建荣：这张网络信息主要来自于市级医院标准化的电子病历和基层标准化的健康档案。
电子病历和健康档案都是实时可更新的。健康档案上记录有每个人的基本信息、既往病史、过敏史、体检结果等。另外，在市级医院看病的记录、住院的记录、检查检验体检等记录等也会存储到健康档案。居民通过必要手续可以登陆杭州市居民健康互动平台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财新记者：这些信息怎么利用呢？
滕建荣：对于百姓，健康档案可以增加他对自身健康的知晓，相当于一种健康宣传，使他们能够实现健康自我管理，以预防为主。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既可以方便掌握病人情况提高治疗效果，又可避免重复检查等，规范和约束诊疗行为。对于卫生管理者，便于加强监管，节省人力财力。
财新记者：在国外一些地区，医生在诊断前会仔细查看病人的健康档案。现在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滕建荣：同国外相比，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对于病人的健康档案的利用，对于医生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们市级医院、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医生工作站能实现这个功能，但医生的习惯还有待于训练和改变，需要加大宣传和管理的力度。
为什么是杭州
财新记者：杭州能够在全国率先进行这样的创新尝试，优势是什么？
滕建荣：2009年新医改以来，浙江在各项改革上进展都比较快，比如公立医院取消以药养医的综合改革，今年4月做到了全省覆盖，比全国计划早了一年完成。
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医改路径和全国新医改也比较吻合。早在2003年，杭州便率先提出了公共卫生、医保、公立医院、药品“四改联动”。这些年来在改制上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把药店都放开、促进民营医院的发展、新建了八家公立医院等等。
另一方面，杭州的智慧经济、智慧城市的发展比较快。开展“智慧医疗”杭州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居民手中具有金融功能的800多万张市民卡。市民卡同时是医保卡，基本覆盖了杭州市所有的户籍人口。在“智慧医疗”的建设中杭州市卫计委与市民卡公司进行了政企合作，市民卡公司在“智慧医疗”的建设中也投入了大量资金。
财新记者：除此之外，财政对此的投入有多少？
滕建荣：信息化建设方面，市财政每年投入1500万-2500万左右。财政还是比较支持。
财新记者：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可观的。对于别的城市来说，杭州的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滕建荣：关键是理念，就是医改的目的是为了让群众得到改革的红利。地方的财政都拿得出这些钱，到底怎么用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关键是干在实处，让群众享受医改的实惠。
“智慧医疗”是花了很大力气强势推进的。信息化建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从医生到院长层层动员，一把手抓一把手，签订目标制。做了大量医生观念转变工作。两年多来，我们还坚持每周的督查和进展通报。
现在可以说，杭州市的医护人员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比如现在电子病历是市级互认的，避免了重复检查，虽牺牲了不少利益，但群众是方便实惠了，这些问题并不是用大道理能解决的。
总结来看，就是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做一些事。像李克强总理说的，要尽快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医改之路。杭州可以作为一个实践的基地，也确实做了一些事。很大的投入不是必要条件，观念的转变倒是必需的，要少一些埋怨，多一些作为。
所以我们倡导全国的卫生系统，落实习总书记“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作为。
以信息化突破分级转诊
财新记者：我了解到，今年的全国卫生计生主任研讨班上，“智慧医疗”被作为推进分级诊疗体系的典型经验， “智慧医疗”是如何推进分级诊疗的？
滕建荣：主要是通过互联的网络实现优质资源下沉和双向转诊。
一个是搭建了双向转诊平台。目前杭州4家三甲市属医院和江干区内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市属医院的专家号会定时定量下放到各社区，通过双向转诊平台可由社区医生直接帮忙预约挂号。
到今年9月底，全市所有9家医院要和江干区全部对接，11月底，所有医院要和46个社区全部对接。
另一个是影像、心电中心的建设。基层医生水平、人才相对欠缺，在影像、心电图的诊断上不够专业，通过影像中心传输图像，碰到疑难病例可以让大医院的医生免费作出诊断。通过这项服务，如杭州市第二医院帮忙抢救了6个病人。
这方面，4家市属大医院和46家社区服务中心建立了一对一的关系。农村方面，两区五县市，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与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设了心电、放射、检验中心。
现在我们又建立了市一医院和五县（市）县级医院影像和心电两个诊断中心，接下来还要建设危重病产妇抢救中心，市一医院还和美国先进的医院建立了网上会诊中心。
财新记者：我了解到，为了吸引患者首诊在社区，杭州在医保报销比例上作了一定的区分，但是由于差别不够大，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滕建荣：我认为医保比例差别不大等等，都不是问题，关键还在制度设计。
分级诊疗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很强硬的东西，实现它还是要靠立法，我认为我们需要一部“基本医疗保障法”。目前各地可积累探索的经验，立法后才可持续。
财新记者：我在走访一些社区医院的时候了解到，制度造成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限制了医院的发展，比如基药制度实施后社区医院普遍缺药等。“智慧医疗”能否带动这些方面的变化？
滕建荣：省里基药品种要扩大。基药制度本身是好制度，但执行起来不叫好，关键是我们连基本医疗是什么都没有定义，我认为没有边界的事情很难做。还是一个框架设计的问题。已经探索了五年，要抓紧顶层设计。走到十字路口，五项改革都有进步，新的矛盾又出来了。
仅仅就卫生系统对这些问题能做的很有限，我们现在就是打通通道，夯实基础，之后要呼吁制度设计。
“将智慧医疗进行到底”
财新记者：“智慧医疗”下一步有怎样的打算？
滕建荣：一是要扩大覆盖面。市民卡仅仅覆盖了杭州市户籍人口，为了覆盖面更大，现在推出了浙江?杭州健康卡，覆盖了包括外地人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市里先做好，社区、农村再继续推进。希望将来省级医院也能一起用。目前来看，要做全，权力、能力都不允许。
另外也有其他的创新，推出了掌上杭州智慧医疗APP，目前已在市一、市中应用，适应移动互联网潮流，再提供一种手段，使患者能实时了解到检验报告等，不久会在全市推开。
总的来说，在前面的基础上，把基础进一步夯实，然后把三中全会对医改的要求的做好，比如优质资源纵向流动，分级诊疗，守门人制度，医护人员年薪制，进一步做一些探索。
“智慧医疗”是无底洞，因为百姓会不断有新的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持续地做下去。
财新记者：关于建立守门人制度，是否有进一步的计划？
滕建荣：下一步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医养护一体化”，第一步就是要构建分级诊疗的基础。具体要以社区签约服务为纽带，建立责任医师制，参保人自愿与责任医师签约，通过政府引导、医保参与，逐步建立首诊在社区。
签约服务今年10月在主城区全面展开，为签约对象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而社区首诊可优先就诊和优先转诊，提供家庭病床和健康评估服务。签约费用财政拿90%，个人10%（12元）。我们的设计是一个责任医师签1000-1500个居民。真正做好的话就能逐步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转诊回社区的守门人制度。
财新记者：“医养护一体化”具体是一个什么构想？
滕建荣：“医养护一体化”是指利用信息技术，进入家庭，提供个性化的医疗、养老、护理一体化的健康服务新模式。主要希望推动居家健康管理。
将来每户人家也许都会少一台电视机，多一台健康监测机器。
比如将来发展在家养老，让可穿戴式的血压血糖设备进家庭，设一个后台的第三方数据监测中心，让医务人员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作出预警和建议等等。
除了老年人，比如一个人骨折受伤，医院处理好之后可以在家休养，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护理，可以收取一定费用，让人上门服务。
所以总的来说，有的可以是政府购买服务，这个需要机制建设，配套政策、医保跟进，是一项综合改革。要渐渐从老年人到成年人到外来务工人员，逐渐铺开。
我们主要做的还是搭建平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通过实时监测，也可以与健康档案联系起来。
财新记者：社会资本会进入到这一轮的信息化建设中来吗？
滕建荣：杭州下一轮经济发展，要以信息经济、智慧经济为重心，搭建一个部门统一的信息平台，信息共享。然后要切出一块，让社会资本进入，市场放开。
最近我们在研究，明年要重点发展。市里很重视，说明这一块有很大的潜能。国务院也提出健康服务业产业化，我们也在探索。
财新记者：这是否会牵涉到医疗卫生信息放开的问题？目前，医院和政府拥有大量的医疗卫生数据并不对外开放。
滕建荣：至于放开医疗信息，目前我们也还在探索研究中，法律的边界还需厘清，但是态度是积极的。法律上，主要是依法行医的问题。另外还有用药安全，如开处方如果出问题最后是要追究责任的。病人安全第一。
财新记者：最近卫计委出了一个规范远程医疗的文件，你怎么看？
滕建荣：远程医疗是值得肯定的，但目前远程医疗是有局限的，主要是一个咨询建议的方式。但从患者安全角度出发，还是建议在能进行医疗诊断的前提下进行，最好去实体医院进一步检查。
另一方面医生的执照要确认，要符合依法行医。这是新生的东西，法律边界有待厘清。
12. 标题：“医改”之路为何越走越窄？
媒体: 医学界杂志?2014年10月8日
链接：
http://www.bioon.com/trends/news/604024.shtml
主要内容：
“医改”在中国现阶段可是个热词，政府官员、卫生行政领导、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员工、媒体和互联网从业人员甚至普通大众，如果不能就“医改”这个高大上的话题发表一点意见，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开口说话。自从中国的“医改”起步，“公益性”、“零差率”、“集中采购”、“分级医疗”等花样繁多的名词和概念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医改”措施真的像制度设计者想象的那样美妙吗？“医改”这么久了到底效果如何呢？政府满意、社会满意、医务人员满意做到了吗？“看病难”、“看病贵”缓解了吗？
医院“公益性”定义是无稽之谈
“公益性”是不以赚钱为目的的社会活动，那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挖空心思赚钱，却还有钱去从事社会活动。那活动经费何来？只能是政府拨款、慈善捐赠......现在的“公益性”或者说“非营利性”医院每年获得的政府拨款与医院总收入相比连10%都不到，也没有听说国内哪个医院是由慈善捐款支撑的。那医院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不萎缩？如何不关门？其实医院被戴上“公益性”的帽子，唯一的获益者是政府。当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当出现天灾人祸时，当政府认为有需要时，医院和医务人员当是召之即来、责无旁贷、无怨无悔、不计代价，这才是“公益性”的真正核心含义。
药品“零差率”是个伪命题
所谓药品“零差率”是指医院按进价向病人销售药品，但是下面几个问题怎么处理却没有人给出答案：药品的运输、仓储、保管等环节的成本如何计算？药品的正常损耗、特殊储备药品的定期更换如何解决？药事服务人员的劳务支出从何而来？医院不加价了，中间环节的药品经销商仍然可以加价销售，经过的中间环节越多，加成率越高，最后是药厂不赚钱，医院不赚钱，唯有中间流通环节的药品经销商赚的盆满钵满，偷着乐啊！
设备、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弊多利少
集中采购遏制了分散式腐败，催生了垄断式腐败，不买对的，只买贵的，还剥夺了医院的二次议价权。集中采购导致部分质优价廉的药品、耗材彻底从市场上消失。由于不能兼顾不同医院的个性化需求，设备招标有时只招“裸机”，供应商和医院再谈判进行配件和软件增购，实际成交价远远高于招标价，公开的中标价只是看上去很美。
分级医疗几成空想
分级医疗的美好期待是社区首诊，逐级转诊，双向转诊；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但是资源配置不均衡，病人对基层医院信任度低，加上不同级别医院收费级差不大，大医院门庭若市，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仍在上演甚至愈演愈烈。正如喊了N年的教育均衡也没有阻挡择校风一样，分级医疗目前仍是镜花水月。
医疗帮扶效果不彰
“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对口帮扶作为卫生系列晋升职称的必备条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帮扶医生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全日制驻点？通过帮扶，基层医院开展了多少新项目？培养了多少技术骨干？部分基层医院对医疗帮扶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转变：求贤若渴—热烈欢迎—摇头叹息—不闻不问—反感抵触。
政府为医疗服务定价违背价值规律
医院招聘人员要去市场，医院采购物品要去市场，医院盖楼买设备要去市场，但是医院的服务价格却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制定。为了体现“公益性”，定价是不能计算成本的，而是重点考虑社会承受力；为了体现“公益性”，定价是不能参照供求关系的，而是重点考虑社会稳定性。在饭店里一次性餐具和小毛巾是可以名正言顺收费的，但是医院里的很多一次性耗材却是不准收费的，甚至做CT检查都是不能收胶片费的。政府定的10元挂号费在黄牛手上就可能值100、200元，难道说黄牛倒一张挂号条与医生看10-20个病人的价值是相同的？
于是，政府这么忙，老百姓领情吗？
13. 标题:湖北医改试点医院取消行政级别
媒体: 荆楚网-湖北日报?2014年10月8日
链接：
http://www.bioon.com/trends/news/604032.shtml
主要内容：
昨日，我省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按照部署，10月30日零时起，全省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启动，远安、宜都、枣阳、老河口、蕲春、云梦、汉川、松滋、石首、崇阳、来凤、鹤峰、沙洋、房县、郧西等15个试点县(市)的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以取消药品加成和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为标志，全面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价格机制、药品采购、人事编制、收入分配、医保制度、监管机制等一揽子综合改革。
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
按照省政府下发的《改革实施意见》，试点医院要求建立新型管理体制，包括建立由理事会、院长、监事会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今年年底前地方卫生计生部门负责人一律不再兼任公立医院领导职务，逐步取消医院行政级别。明年力争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取得实质突破。
在试点县(市)探索实施县级公立医院院长年薪制，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发放。院长年薪由理事会核定，严禁将院长收入与医院经济收入直接挂钩。
建立便捷有序分级诊疗制度
省医改办、省卫生计生委负责人介绍，新一轮试点将在各县推动组建医疗联合体，使县域内优质资源逐步下沉，提高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制度。力争2015年底实现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纳入医保
省物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湖北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指导意见》已制定，即将印发。参加第二批试点的15个县市的人民医院、中医院，参加第一批试点的20个县市中已开展试点的医院及未开展试点的中医院，还有鄂州市的4所改革试点医院同步纳入价格调整范围。
将合理提高诊疗、护理、手术、中医等体现医护人员技术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一共涉及4大类，2809项。同时要降低部分检验、部分大型医疗设备检查价格，共涉及2大类，769项。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按规定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不增加患者实际医药费用负担。
改善就医体验
省政府《改革实施意见》明确表示，支持县级医院重点专科建设，扶持儿科、康复、急救、产科、老年病科和精神卫生科等薄弱专科建设。推广优质护理服务，探索“先诊疗、后付费”的就诊模式。
14. 标题:积极探索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世界性难题的湖北路径
媒体: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武汉) ?2014年10月8日
链接：
http://news.163.com/14/1008/07/A812UGJJ00014Q4P.html
主要内容：
9月26日，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省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物价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
本次改革试点范围是新增的远安县、宜都市、枣阳市、老河口市、蕲春县、云梦县、汉川市、松滋市、石首市、崇阳县、来凤县、鹤峰县、沙洋县、房县、郧西县等15个县（市）的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和第一批的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神农架林区、大冶市、丹江口市、竹山县、宜城市、谷城县、枝江市、当阳市、监利县、钟祥市、应城市、孝昌县、红安县、麻城市、通城县、广水市、建始县等20个试点县（市）中已开展试点的县级医院及未开展试点的县中医院，鼓励有条件的试点县（市）扩大试点范围。2014年10月30日起，试点县级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执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政策，全面启动综合改革，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办分开的有效形式，建立和完善由理事会、院长、监事会构成的职责明确、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一是理顺政府与医院的责权关系，全面落实好政府对县级公立医院基本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培训等6项投入责任，落实政府办医职责。二是明确县级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保障好老百姓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维护公益性。三是落实县级公立医院经营管理权，核心是将用人权、分配权真正下放给医院。四是加强目标责任考核，制定科学的目标责任体系和严格的考核评价办法，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五是加强内涵建设，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
改革补偿机制，破除“以药补医”。
试点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由此减少的合理收入，原则上通过医疗技术服务价格调整补偿80%，政府补助20%。一是科学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提高诊疗、手术、护理和中医服务等项目价格，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降低部分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和检验类价格。二是加大政府投入，省将统筹中央和省补助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对试点县(市)予以补助；试点县(市)也要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三是充分发挥医疗保险补偿作用，医保基金通过购买服务对医院提供的基本医疗公共服务予以及时补偿，缩小医保基金政策内报销比例与实际报销比例的差距，改革医保支付制度，积极推行总额预付与按病种、按人头付费等改革；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及药品供应商的谈判协商机制，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过快增长，保证医保基金安全和使用效率。四是加强医院节约挖潜增效，医院要强化成本核算；加强对医院的经济运行和财务活动的分析与监测，提高经营管理效益。五是完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试点医院要按规定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实行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并网采购机制，推进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阳光采购；建立药品采购供应信息系统，逐步完善低价、短缺药品的供应保障机制；建立严格的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创新医院考评体系。
一是建立竞争性用人机制，合理确定县级公立医院人员编制，实行定编定岗不固定人，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在试点医院推进编制备案制管理，实行总量控制；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坚持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依合同考核，以考核结果续聘晋聘，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灵活用人机制。二是建立适合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探索实施县级公立医院院长年薪制和医务人员职业年金制度，根据年度医院考评结果结合个人绩效予以发放；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额内，重点向临床一线、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三是提高人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支出的比例，力争2015年底达到35%以上。四是建立刚性的约束机制，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医院的药品、检查、治疗等收入挂钩。五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将医保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监管逐步延伸到对医务人员用药、检查等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
15. 标题:药价机制不通则痛
来源：今晚报?2014年10月12日
链接：
http://www.tianjinwe.com/rollnews/201410/t20141012_427003.html
主要内容：
新医改以来，药价始终是各方争论的焦点之一，药品定价机制中的不合理因素被认为是多种行业积弊的根源。2014年截至目前，重大价格改革举措出台之密集为近年少见，药价改革是亮点之中的亮点。
不可否认，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药价形成机制仍处于建立健全过程之中，并且常感不通之痛。
多部门密集出手
中国药价形成机制梗阻在哪里？如何突破更为可取？
9月下旬，相关部门分别就药品注册、招标采购、医保制度等召开高级别座谈会或征求意见，这三方面问题都与药价息息相关。
国家食药监总局就加强药品注册管理，进一步明确受理工作要求也正在内部征求意见。该政策将对新药、仿制药、进口药品的注册申请，以及补充申请、原料药与制剂关联申报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确定。行业人士也对药品注册申报流程、时限、权限下放等方面的内容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财经委已于9月中旬，就社保制度和药品产业政策相关工作着手调研制药企业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后期还将就政府相关工作展开专题询问。此外，财政系统也在出手，9月18日，财政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上海专员办对医药行业存在的典型问题、药品成本利润构成等作了专项调研。
种种信息表明，围绕药品价格的改革政策越来越突出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按照国务院关于医改2014年重点工作的要求，国家发改委需在12月底前制订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文件。
多环节致药价积弊
目前，中国的药品价格一部分由政府管理，一部分由市场调节。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药品约占22%。这部分药品虽然数目少，但用量大。中国需要一套既符合经济规律，又能确保民生的严密的药价形成机制。但目前药品实际价格不能反映出合理成本和质量情况。这种价格机制的不合理主要在于，药品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缺乏，各环节都被扭曲。归根结底是因为，一些既往决策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医改中始终存在讨论：药价究竟是听政府的，还是听市场的。这些年，片面强调政府或市场作用的观点都很突出。政府价格管制在与市场主体博弈过程中往往力不从心。实际上，药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监管部门传递的信息已显示，未来药价形成机制的几个重点包括：市场决定价格、政府间接引导、支付约束费用。以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为突破口，定价、招标、报销等环节改革联动。
控制医药价格并不意味着能控制医药支出上涨，比如过度医疗就存在对政府管制效果一定程度的抵消。在欧美国家，往往存在一套较为严密的机制约束药价扭曲，比如医保机制。目前国际有影响的药品价格管理模式都有优劣，还没有一种完美的药价管理机制。但事实是，中国无论是相关主管部门还是市场主体都有短板，它们都为药价扭曲“贡献”了负能量。
低价药新政收效尚需观察
近年来经典老药频频消失，印证了这种扭曲的存在。经典老药往往是低价药，其频频消失是药价形成机制存在问题的突出反映。
2014年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利用价格管理办法加速解决这个老问题。3月初，在全国两会期间的医药界行业会议上，国家发改委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要出台低价药新政。4月，国家卫计委等八部委发布相关意见，提出了保障常用低价药生产供应的政策。5月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低价药目录》。该意见和目录的出台被业界赞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典型实践。
低价药新政放松了对低价药品的价格控制，从采购、储备、医保支付、监管等方面对低价药生产供应予以制度保障，有望解决老百姓“没有低价药吃”的问题。同时，一定程度放开低价药价格管制对医保而言意义突出，朝着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谈判机制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这些年，深化医保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医保机构与药品提供方的价格谈判机制，但进展有限。低价药新政出台的初衷绝不只是希望获得象征意义，而是为了让经典老药回归，惠及百姓。目前，官方和民间都没有进一步的监测结果发布。
因此实施效果尚有待观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低价经典老药已消失多年，要恢复生产，企业面临繁复的申请、投产程序，以及并不太确定的未来市场。此外，低价药产业链上下游已被毁坏，产业链修复需要时间。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6. 标题：北京朝阳区“智慧卫生”实现互联互通
媒体: 参考消息网?2014年10月9日
链接：
http://news.163.com/14/1009/16/A84M1L0E00014SEH.html
主要内容：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是百姓关注的焦点。如何利用先进的卫生信息化手段统筹协调好医疗资源，解决百姓难题，则成为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重点。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信息标准，我国卫生信息工作中信息孤岛和信息烟囱问题突出。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今年在调研北京市医改工作时指出：朝阳区建立的全模式区域卫生信息管理体系，实现了健康档案同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无缝衔接，消除了各系统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
那么，什么是全模式区域卫生信息管理体系，该体系是如何实现各信息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又将发挥哪些作用呢?
据朝阳区卫生局局长师伟介绍，“全模式区域卫生信息管理体系” 是按照朝阳区政府建设“智慧卫生”的工作理念，以“健康朝阳”为目标，根据北京市及朝阳区《“十二五”时期卫生发展改革规划》实施的要求，以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和卫生综合管理建设为切入点，初步建立起来的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卫生信息网络平台。
该平台2013年正式投入使用，覆盖了全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区属二级医院、公共卫生单位，涵盖26个基本医疗模块儿、23个公共卫生模块儿以及5个卫生管理模块儿，实现了基本医疗业务支持、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管理、绩效考核管理、新农合医疗保险结算、慢病规范管理、传染病社区防控等178个业务功能，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宏伟目标提供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撑。
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互联互通
朝阳区卫生局副局长杨桦表示，利用“全模式区域卫生信息管理体系”在完善业务平台建设以及提升政府行政效能上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业务方面，一是规范服务流程。朝阳区建立了以居民健康档案为核心的生命全过程管理信息平台，利用七级网格地址，关联个人与家庭档案，健康档案同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等模块儿无缝衔接，消除了各系统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互联互通。
杨桦表示，从前，社区全科医生看病时只负责门诊，而通过传统的门诊就诊系统和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系统两个平台高度融合后，使全科医生在日常门诊中为居民提供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病管理工作，充分体现以健康为核心的连续性健康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
二是提高数据交互效率。为实现信息化的精准、智能、高效，在医院管理信息系统与电子健康档案平台实现同步互相调用的基础上，又植入了数字心电信息管理、影像归档和通信、公卫、结防等系统，实现各个信息系统的数据互联互通。
据杨桦介绍，以前社区医院的病人经常会为了做一个心电图专门到大医院去。而如今通过数字心电信息管理系统、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将心电图或X光片通过网络直接传输到医生工作站，同时依托医联体的优势将数据传到三级医院接受专家远程阅片会诊和指导。通过信息化平台达到了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信息互联互通的目的。比如，现在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电图就能通过全模式区域卫生信息管理平台传到朝阳医院，三分钟之内报告就能传回来。目前，除了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三级医院也已经承担了朝阳区内心电图和影像的远程会诊工作。
三是优化绩效考核。朝阳区卫生局自主研发了绩效考核系统，将人员日常工作进行量化，并自动记入信息系统，考核数据直接通过系统抽取，保证了考核的客观性、准确性、实时性。既充分调动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又节约了资金和国家公共卫生资源。考核系统将“考核引导工作”的管理理念转化为实际工作，“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得以充分体现，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激励效应。
而在提升政府行政效能方面，杨桦表示，信息化手段的有效应用，使卫生监管关口有效前移，政府对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发展、行政管理的监督更加及时、高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绩效考核更为科学，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幅提升。
目前，朝阳区建成以“静态信息”、“动态信息”、“综合信息”为特色的覆盖全区卫生行业的人力资源信息管理体系。为下一步建成高层次人才培养档案，完善高层次卫生人才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管理者能够实时掌握卫生人力资源态势，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依据。实现覆盖所有区内医疗机构的信访服务网络，提高了朝阳区卫生信访服务处理能力和工作质量。
大数据时代 创造智慧卫生新价值
“‘全模式区域卫生信息管理体系’建设的思路就好比是建设一个蓄水池。”在杨桦看来，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信息有很多，该体系建立后，就是要将医疗资源的信息进行互联互通。大家需要什么数据，都可以到这个平台上去取。目前，这个平台的应用范围主要是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我们也正在研究哪些信息相对可以公开，下一步推送到各级管理者，比如医院的院长，社区中心主任等，让他们能在综合数据分析上，了解各自管辖领域所处的水平和地位，这样对其管理是非常有好处的。”
为了实现医疗管理决策领域的全面数据统计分析，朝阳区将建立具有高度完整性、综合性、连续性、及时性的区域卫生信息管理平台。
未来朝阳区将以医院电子病历建设为抓手，继续完善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全模式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构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医疗协作业务。将分散在不同机构的健康数据整合为一个逻辑完整的信息整体，通过建立专业化的卫生业务应用体系、科学化的卫生监管体系、便捷化的医疗服务体系等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推动卫生事业在大数据时代，创造“智慧卫生”的新价值，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17. 标题:医改打响攻坚战取消以药补医成重头戏
媒体: 百姓健康频道?2014年10月7日
链接：
http://www.bozhou.cn/health/3207.html
主要内容：
5月18日，随着《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公布，北京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正式起航，医改打响“攻坚战”。此次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探索管办分开、医药分开，建立财政价格补偿调控机制、医疗保险调节机制、医院法人治理运行机制。最引人关注的是北京友谊医院将进行医药分开试点，取消15%药品加成、挂号费、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这是公立医院改革推行3年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力度最大的举措。
“我们较好完成了三年医改任务，但对照中央的要求，一些工作才刚刚起步，如公立医院改革尚在探索之中。”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说，北京医改对全国医改而言，具有示范效应，这要求我们解决好躲不开、绕不过的难题，发挥引领作用。
解决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
探索“两个分开”建立“三个机制”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今年是着力抓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之年。“要巩固医改成果，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的体制机制问题。”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说，公立大医院改革试点的总体思路，概括起来说，就是探索“两个分开”，建立“三个机制”。两个分开：即管办分开、医药分开;三个机制：即财政价格补偿调控机制、医疗保险调节机制、医院法人治理运行机制。
这次北京公立医院改革，选择了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同仁医院、积水潭医院和儿童医院5家市属三甲医院进行试点。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儿童医院进行法人治理运行机制试点;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和积水潭医院进行医保总额预付试点;友谊医院进行医药分开试点，5家医院都进行财政价格补偿调控机制试点。
18. 标题:北京首家公立医院试水医管分开
媒体: 北京商报?2014年10月08日
链接：
http://news.hexun.com/2014-10-08/169098832.html
主要内容：
来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消息显示，该院最快10月下旬试水“医管分开”模式。这是北京市首家尝试“医管分开”的公立医院。
此次“医管分开”，该医院将改变公立医院“院长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建立理事会制度，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分管制，探索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新模式。“医管分离”后，院长和医生将把主要精力用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医学教育研究中，医院的行政管理、运营保障等事务将交予理事会安排，由专业化管理团队完成。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房志武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国家要对医院改革，应该设立“442”格局：40%是目前公立医院通行的医生出身的业务人才当院长，落实现行的医疗服务，包括国家大的科研项目在这些医院进行；40%是职业化医院，这部分医院是由公立医院改革发展而来，可以是集团化发展，由董事会、职业经理人对医院进行管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司运作法则给医生绩效；20%以民营的专科医院为主，职业经理人按照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管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管办模式应该是按照第二种格局来发展。
对于公立医院“医管分开”的推行，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几家北京公立医院院长，大多持观望态度。一位不愿具名的某三甲医院院长表示，医院届时会归属到哪种属性的公立医院中还未可知，如果引入集团化操作，在医院权力划分上根据投资结构和主权结构分布或许能逐步明确，但对于如何界定工资绩效问题表示疑虑，而且随着商业化操作的增多，医药费用是否会增加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