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监测共收集到18篇相关信息，时间从2015年1月12日到2015年1月18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体及政府网站等。内容主要有：基层医改“合肥样本”：带给百姓更多“红利”，给中国医改的三味解，医改风暴眼：医师多点执业医患能否双赢，英国推出医改新政 患者打分直接影响医生收入，独家解读广东医改惠民新政:分级诊疗将出，医改是世界性难题人民日报揭欧洲医疗困境等
北京近期卫生动态：聚焦北京区县两会 各区县医疗现状与发展，北京市朝阳区：建立连续性医疗服务体系，京津冀医疗合作走向成熟北京重点帮扶河北等4地。
一、信息目录
第一部分：全国范围
1. 标题:基层医改“合肥样本”：带给百姓更多“红利”
2. 标题:给中国医改的三味解药
3. 标题：医改风暴眼：医师多点执业 医患能否双赢
4. 标题：让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是医改关键
5. 标题:英国推出医改新政 患者打分直接影响医生收入
6. 标题:医改：政府政策vs 医院体制
7. 标题: “混合所有制”将把医改引向错误方向
8. 标题:奥克斯集团与浙江大学推动中国医改新模式
9. 标题:国家卫计委:医改重点领域取得六方面进展
10. 标题:独家解读广东医改惠民新政:分级诊疗将出台
11. 标题:公立医院，当谋医改“最大公约数”
12. 标题:防止既得利益集团误导医改
13. 标题:医改是世界性难题 人民日报揭欧洲医疗困境
14. 标题：聚焦“中国式医改”中的甘肃中医药
15. 标题: 2015医改：如何告别徘徊不前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6. 标题:聚焦北京区县两会 各区县医疗现状与发展
17. 标题:北京市朝阳区：建立连续性医疗服务体系
18. 标题:京津冀医疗合作走向成熟 北京重点帮扶河北等4地
二、详细分析
第一部分：全国范围
1. 标题:基层医改“合肥样本”：带给百姓更多“红利”
媒体: 合肥日报?2015年1月17日
链接：
http://www.ah.xinhuanet.com/2015-01/17/c_1114028852_2.htm
主要内容：
运行补偿政策全面执行，村医保障全面到位，绩效考核全面落实，基层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全部达标……2014年，合肥基层医改交出了一份优异成绩单，也让基层医改“合肥样本”在全国叫得更响亮。
随着基层医改的深入推进，百姓最大感受是看病就医更加方便、快捷，看病的负担大大减轻，有病不看、因病致贫的现象大为减少。
不出村看上“好医生”
“这下好了，不用大老远跑到镇医院找医生看病了。”巢湖市黄麓镇花塘村村民周秀凤患有关节炎，过去经常到黄麓镇中心卫生院看病。周秀凤说，现在有镇卫生院的医生在卫生室给她看病，她就不用再跑到镇上了。
不久前，巢湖市启动了“乡镇骨干医师下村室”改革试点，黄麓镇中心卫生院的4名骨干医师分别进驻该镇4个村卫生室担任“第一室长”。镇中心卫生院以前给周秀凤看病的医生，这次就进驻了他们村卫生室。
好医生深入基层，来到病人“身边”，这种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模式的做法，给老百姓看病带来了极大方便。
2014年，全市有75.8%的乡镇卫生院开展了巡回医疗服务，100%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全科医生团队、家庭签约医生制度。
我市还创新人事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分配制度、投入保障制度和管理模式，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活力得到激发和释放。
改革减轻患者负担
“上次住院预交了4000元，这次只让交2000元。”肥东县梁园镇农民吴邦成因患病，去年9月第二次住进了医院。虽然患的是同样的病，因为住院时间不同，第二次住院预交费用大为减少。这受益于肥东县人民医院推行的控制“三费”活动。
作为全国第一批7家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院之一，肥东县人民医院秉承敢于改革的传统，开启先行先试新征程。院长吴东介绍，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医院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推行控制“三费”活动，降低患者的药品费用、耗材费用和检查费用。
当前，全市100%的县级公立医院参与了改革，并实现了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全市四县一市的全覆盖。
目前，9家参与改革的县级公立医院均制定了以岗位工作量、服务质量、医疗纠纷和患者满意度等为核心的内部绩效考核方案和实施细则，按季度或按月对职工进行考核，并与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挂钩。
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带来了显著的成效。去年前三季度与2013年同期相比，全市县级公立医院门急诊人次增长17.69%，出院人数增长12.03%。
构筑完善保障体系
“多亏你们的帮忙，我外孙女的病才能得到及时救助”。近日，蜀山经济开发区居民王大爷冒雨来到园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工作人员表达了感激之情。
原来，王大爷的孙女患双侧神经性耳聋，在园区残联帮扶下，小孙女免费装上了人工耳蜗。而为了给小孙女治病，王大爷一家已先后花费医疗费用十余万元，这使原本困难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得知老人一家的难处后，园区民政部门将其列入大病医疗救助范畴并给予了救助。
2014年，我市积极构建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商业保险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深入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购买商业大病保险服务，为广大患者看得起病提供了保障。
我市积极推行新农合与县域内城镇居民医保制度“两保合一”，2014年全市参合人数达到410.7万人，参合率100%。去年前三季度，累计受益278.8万人次，新农合实际补偿平均达到59.04%，同比增长2.49个百分点。
我市还不断加大新农合筹资力度，各级财政补助资金由人均280元提高到340元。目前，合肥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基本实现全覆盖。
2. 标题:给中国医改的三味解药
媒体:华夏经纬网?2015年1月18日
链接：
http://www.guancha.cn/xiaoqinglun/2015_01_18_306631_1.shtml
主要内容：
引言
中国承诺，将在2020年之前为所有公民提供可负担的、公平合理的高质量基本医疗保障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2009年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金，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医疗系统改革。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医疗领域采取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方针。此次改革背离了过去的思路，重新定义了政府在为医疗系统和公共品供给领域提供财政支持角色和地位。仅仅四年，改革就带来了大量积极的成果，使得中国医疗保险覆盖率提升，同时也强化完善了基层医疗系统的基础设施。不过，中国的医疗系统改革任重道远，需要改善的还有很多。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医疗系统转型。现有的以医院为中心的零散式医疗卫生保健系统表现不佳，未来我们要向能够提供高质量和高效率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新型系统转变。迅速老龄化、环境恶化、城市化和其他社会经济领域的转变使得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提升，病人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新型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能够满足这些需要。
除了这些现有的挑战之外，中国政府最近决定向私人投资开放医院领域的项目也是一个问题。这一举动对外界传递了明显的信号：政府占主导地位的医疗保健市场中，政府决策能够影响医疗保健政策，不过今后这一局面会发生重大转变。
中国的医疗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
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主要受利益驱动的公立医院在这一系统中占据控制地位。在这种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会对中国医疗卫生保健系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如果想要实现医疗卫生政策的既定目标，中国有没有其他可以考虑的替代方案可以采用？本文中，我们会在大量信息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采用社会政策学和经济学理论，借鉴中国过往的经验和国际案例，给出推测性的回答。
同时，针对中国2009年医疗制度改革、改革带来的进步和面临的挑战、政府的最新计划等问题，我们也会带来最新的消息和分析。接着，我们会为中国提供一种性价比更高，质量更好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方案。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会探讨中国是否正在朝着这一目标迈进以及是否有其他替代性方案可以考虑采纳。
中国目前的医疗卫生系统及最新的政府政策
昂贵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健康领域预算外开支缺乏财政风险保护、SARS（非典型肺炎）爆发使得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中国公众对上述问题的不满在与日俱增。为了应对，中国在2009年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对医疗卫生保健系统进行改革。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这次改革放弃了之前各系统所采用的市场法则，重新定义了其在医疗系统中的作用。2009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的年度公共事业支出不断增长，从4816亿人民币猛增到8366亿人民币。改革之前，中国国内就一个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讨论：额外的政府资金究竟该以直接预算的形式拨发给医疗服务供应方（在供应方面施加措施），还是注入医疗保险项目然后从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供应方那里购买服务（在需求方面施加措施）。
关键信息
中国2009年改革在医疗保险覆盖率提升方面产生了效果明显的实际作用。不过如果不改革目前浪费严重且效率低下的医疗卫生保健分配系统，中国不可能为全体公民提供价格实惠且公平公正的高质量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是以盈利为目的，但还在推行公立医院私有化改革，而医疗卫生保健供应系统则是以医院为中心的零散式系统。所以，病人要承担的费用越来越高；在双轨制的医疗系统中，医疗服务的质量和获得权限由病人的支付能力决定；这样一来，贫困人口的健康问题会越发突出；
公立医院同私立医院就何者成为医疗系统基准进行竞争。同时，公立医院进行改革，努力满足公众利益并对众多人口的健康承担起责任。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能找到一条替代路径从而回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上，以便实现医疗卫生政策所预期的目标。
客观监管和评估对于基于证据的改革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任何关于进一步扩张营利性私营医院市场的决定都不应该仓促做出，我们需要客观评估其对中国医疗卫生保健政策目标实现的影响之后再行判断。
中国政府决定将大部分额外资金用于补助那些不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项目范围内的农村和城市居民，帮助他们分别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或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项目。同时，中国政府还直接向初级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供应方拨款，要求他们提供政府定义明确的公费医疗服务。这个做法，再加上之前提到的三种医疗保险项目（下文统称为社会医疗保险）所覆盖的医疗服务，一同构成了政府财政支持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为了进一步健全完善初级的医疗卫生保健网络，改革在基础设施和供应者培训方面大量投资，并建立了基本药品计划，从而提高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安全性、质量以及效率。最后，因为在公立医院改革问题上没有确定下可行的方针策略，中国政府开始了多种多样的尝试。
2012年，中国公布了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十二五计划，再次重申政府履行将不间断的推动改革的承诺，并为2015年提出了新的目标。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项目和公费医疗项目的财政支出；持续改善初级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基础设施，培训全科医生；扩充基本药品计划的目录。中国政府正在逐步整合现有的三种医疗保险项目，第一步就是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项目整合提出了方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升风险分担能力，均衡城乡福利待遇。下图展示了2009年改革的进展和挑战，以及政府的短期计划。
目前，96%的中国人拥有上述三种医疗保险中的一种。不过，医疗卫生保健提供领域的改革却进展缓慢。虽然政府对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层面的基础设施和人员培训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病人获得医疗服务更多却是在第二级别和第三级别的医院。初级医疗领域的设施没能发挥“守门员”的作用，而医疗卫生保健的提供始终保持了以医院为中心的零散式架构。同时，公立医院的改革受到了阻挠。17个城市的试点项目因为指导政策的原因进展并不顺利，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李克强总理把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改革形容已经进入“深水区”，特别是指对利益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遇到了诸多困难。
2007年到2012年期间，实际人均总体医疗支出年均增长率为14.9%，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0.2%。虽然医疗保险覆盖率提升增加了人们从保险中获得的报销，但它却没有减轻中国家庭面临的与医疗有关的经济负担，也没有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如果医疗保健支出继续增长而没有减少，那么病人就要最终承担费用。这样一来，中国医疗保险项目的持续性就面临危机。
十二五计划为公立医院改革提出了一个计划，包括取消药品销售收入与医生总体收入挂钩的现象，改变医疗卫生保健供应者的支付方式，尝试其他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药品质量和合理用药领域的监管，使用更有效的管理手段等。这些措施中，大部分都已经在2009年的改革试点项目中进行了尝试。
计划中最为显著的地方是政府决定提升在医院领域的私人投资，以期能在2015年实现私立医院占据20%市场份额的目标。虽然还没有明确，但是私有化背后的目的可以被解读为三个：一是战略举动，即利用私立医院作为刺激性竞争，刺激困难重重的公立医院改革发展；二是政府思想观念领域的大转变，意图采用一个更加以市场作用为主的方式来提升医疗卫生保健领域的生产力；三是希望医疗卫生领域能够成为另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领域。20%市场份额背后的基本原理尚不清楚，而政府是否意图在2015年后进一步扩展私立医院也不明确。将私立医院与公立医院放在平等位置上的配套政策也陆续出台，比如三种医疗保险项目会同私立医院签约，私立医院的医生也可以按照现有医疗系统专业级别系统获得职称提升资格。与此同时，政府不再批准公立医院开展建筑工程或者增加床位的计划。中国政府将如何调节管理私立医院？更重要的是，规定和各种条例能否在中国的环境下被有效的执行施行？这些问题都有待观察。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额外资金支持能否带来一个有效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从而满足人民需求，关键取决于中国能否找到一个切实可行且可持续的战略来对医疗卫生保健提供系统进行改革。
一种性价比更高、质量更好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提供方案
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似，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环境压力、经济压力和流行病领域压力一同作用。人口老龄化的前提下，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受到非传染性疾病和残疾有关疾病的影响。因此，建立以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单位为中心的整合型提供模式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提供方案。这种模式把精力集中于基于人口情况的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和疾病管理，能够发挥协调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与二级、三级医疗卫生保健提供者的作用。而且，它还能同社会关怀相关联。在这种模式下，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提供者在疾病预防、问诊和管理、把关控制、转诊病人和医疗协调等问题上扮演着核心作用。
这种模式能够以很多种结构形式和组织形式出现。从完全整合模式（将初级医疗服务和医院服务整合在一个系统中，涉及到相关人群医疗保健的各个领域）到更为常见的疾病管理方案（服务对象相对狭窄的方式，主要同关注特定人群健康情况的保健服务协调合作），都是这种模式的反应。与完全整合模式不同，疾病管理方案通常不涉及医疗系统的主要结构变化。相反，这种方案通过护理协调员来整合护理决定。（本文中，我们没有区分整合护理和协调护理）。而且，以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单位为中心的整合型提供模式还尝试整合医疗和社会关怀，从而为患有多种疾病的老年人提供服务。
科学文献表明，整合护理包含了多种多样形式的干预措施。这些措施的作用取决于计划特殊的设定和具体实施环境的情况。系统评价中综合证据显示，现有的证据指出“整合医疗护理计划对病人护理情况的质量有积极作用，也提升病人的健康和满意度。不过不同方案计划的相对效率和对成本的影响还不清楚。”不过，“解释现有初级研究的证据仍是一个挑战。在现有研究中，研究人员把护理的干预和组成部分描述成具有不均匀性。”文献的作者还强调，整合后综合型护理评估的重要性像是一个需要创新的复杂战略，而对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提供实施长久性改变意味着要在很多层面上进行改变，而不是仅仅干预一个领域。
目前，对于综合型护理的研究和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在实践中，也没有一个单一的以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单位为中心的整合型提供模式能够适合所有国家的国情。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仍在尝试最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不过，以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单位为中心的整合型提供模式关注基于人口情况的疾病预防和护理协调，为中国不断满足人民变化中的需求提供了一种合理的道路。同其他已经着手于探索的国家相同，中国也需要创新发现一个自己特有的模式，并配有客观持续性监管和评估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一直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适的调整。
中国的现有情况十分复杂，医院私有化进程也在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是否走上了探索正轨呢？
基于现状展望中国未来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
强大的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前景展望
普遍而言，中国的初级医疗卫生保健非常薄弱，它在疾病预防、问诊和管理、把关控制、转诊病人和医疗协调等方面（尤其是非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控制领域）也没有发挥出应该发挥的核心作用。比如，研究发现表明，只有30.1%患有糖尿病的成年人和41.6%-57.4%患有高血压的成年人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在认识到自己患有疾病的病人中，也很少有人获得治疗。数据显示，只有25.8%的糖尿病患者、34.4%-49%的高血压患者和8%的心理健康疾病患者得到了治疗。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住院患者的确得到了治疗，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控制住了病情。一份国际研究证明，对于高血压这个疾病而言，中国认识到自己患病、获得治疗和控制住病情病人的比例分别为41.6%、34.4%和23.8%。而研究中其他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据则为52.5%、48.3%和32.3%。另外，中国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住院病人的住院率是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平均数据的五倍还多。这些证据都证明，中国的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工作非常薄弱。
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初级医疗卫生保健从以病人和事件为基础的模式转变成以人口为基础的模式。不断增加的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还不足以带来模式转变这样的效果。实际上，中国需要的是医学教育课程改革和其他创新性的方案，因为这些才能为现代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培养新的骨干力量。不过，这个过程要花费多少时间还不清楚。
整合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和以医院为中心的二级/三级医疗工作面临阻碍
在中国，初级医疗卫生保健中心和医院各自独立运行，并且为争夺患者而激烈竞争。我们预测这样的现象还会继续持续下去，原因如下。
第一，所有支付给设备层面供应商的费用都是源自患者的医疗费，这就创造了一个刺激效果。相比提高病人的健康而言，医疗机构更愿意为病人做检查和诊断。同时，设备供应商没有动力同其他医疗专业机构协调护理工作。相比于转诊病人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治疗而言，供应商把病人留下治疗才是更符合经济利益的做法。政府已经宣布要把用医疗费（按照服务项目收费）支付转变成其他形式的支付，比如每个病人每次看病只收一次费用、按人收费或者总额预付。不过，现在已经执行的都是针对不同设备的支付，而不是以人口为基础的支付。因此，这样的转变并不能刺激设备供应商同医疗机构在医疗护理决定方面开展协调合作。
第二，财政上的分散使得整合服务困难重重。虽然大部分初级医疗卫生保健供应商由政府补贴提供经费，但是医院的收入却来自社会保险和患者的现金。相比于医院而言，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没有财政上的优势。
第三，大多数情况中，社会医疗保险报销对于住院病人更加优惠，而对于门诊病人力度就要小一些。而且，通常情况下病人也不信任初级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两个因素相结合，直接导致病人在生病后会首先去医院寻求治疗。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很难发挥自己把关控制作用。这样情况的恶化意味着医院的专家会受到很高的尊敬，而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医生则不被重视。这进一步加大了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发挥护理协调作用的难度。也许整合工作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占据优势的以利益为导向的医院。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他们都不愿意整合医疗卫生保健体系。
中国正在试点一些模式的整合护理（见下面的附录）。因为这些试点工作在不断进行，所以目前还没有评估报告出台。不过，我们将中国试点项目的几个特征同国际科学文献中成功医疗卫生保健整合所具备的促进特征进行了对比。最常见的促进特征包括供应者和病人激励、为供应者提供决策支持、信息通讯技术对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有着明确清晰的定位（参见下图）。虽然这些试点目前收到了良好的评价，实现了向综合性卫生信息系统的发展转变，但它们普遍没有为供应者和病人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也没有配置专门的护理协调人员。实际上，大部分中国试点项目由三级医院领头开展，目的是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在这些试点中，大医院同低级别医院达成协议，要求低级别医院仅向他们转诊病人。
附录：中国整合医疗护理的试点
2005年，上海市浦东区开始试点所谓的2+1模式。这种模式将一个二级医院和几个社区医院整合起来。在外高桥医药集团的倡导下，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和是个社区医疗中心整合在了一起。从社区医疗中心转诊来的病人可以在医院挂号过程中使用快速通道。
另一种常见的模式是3+2+1，即将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医疗中心整合。这种模式一般由三级医院建立。原则上讲，这个网络中，三级医院的主管领导占据领导地位，而三级医院则主要负责确定不同层次医院在这个网络中扮演的作用和责任。这些模式中都没有明确的医疗护理协调功能。3+2+1模式的试点由上海两家医院牵头，于2011年开启。瑞金医院和新欢医院崇明分院是这个三层结构整合体系中的核心，下面整合了两个二级医院和一些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未来，上海市大约10-15个医疗机构会采用3+2+1模式，而北京则会有超过20个这样的试点，覆盖了整个市区。
因为很多试点刚刚启动或者还在计划阶段，因此现在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医院整合的左右。不过，问题却在实践中显现出来。特别是转诊的双向性导致了很多问题：只有向高级层面医院的转诊运作正常，因为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的水平相当差。
公立医院以利益为导向且管理较差
同世界上大部分公立医院不同，中国的公立医院身上既体现了政府管理不当，也表现了市场调节失灵。一方面，它们受到官僚政策的管理，受制于很多主管部门相互冲突的政策。医院的管理层和管理人员大部分是政府任命的官员，他们需要对政府负责。在人事雇佣和解聘领域，他们没有任何自主权，要遵循严格的《公务员法》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以利益为导向，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同其他营利性组织非常类似。这种内在的刺激因素使得公立医院倾向于给病人做过多的检查测试，并开过多的药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盈利，以便用于支付医生工资和支持医院扩张。大部分公立医院90%的收入来自于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剩下的来自于政府的直接补贴。同时，医院的问诊费用和床位费由政府制定，实际低于成本。而政府设定的最新医疗技术诊断检查费用却又高于成本。医生的奖金通常与自己创造的收入挂钩，因此就刺激了他们为病人开更多的药和检查项目，而不是根据临床需要进行问诊。基于上述原因，医院管理者争先恐后地引入高科技服务技术和昂贵的进口药物，以希望能够增加收入。通过这样的方式，很多公立医院运作的像私营机构一般，把自己的经济利益置于患者的健康和福利之上。更麻烦的是，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公司会为医院和医生提供“回扣”，以鼓励他们多销售自己的产品。所有这些都导致中国医疗保健支出中，药品支出占据了很大的份额。2011年，中国医疗保健支出中药品支出占据了43%，而OECD的平均数字为16%。同年，中国医院总收入中，药品收入占到了41.4%的比例。
医生实际上是中国公立医院的“股东”。因此，公立医院既没有动力同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整合，也没有动力基于成本收益合理或者人口健康利润最大化标准来进行诊断。
公立医院同私立医院竞争的力度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私立医院的进入将会怎样影响市场动态？虽然私立医院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它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却一直不大。2011年，私立医院的住院病人仅占到所有医院住院总和的10%。中国的私立医院要么是高端的专科医院（主要服务对象是外籍人士和有钱的中国人），要么是提供选择性服务（比如整容手术）的小型医院。要想实现2015年占据20%市场份额的目标，私立医院就需要快速扩张。此前，中国的政策宣布后，私人投资者对这个领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目前的市场动态显示，大部分医院行业新进入者的动机都是利润，而这其中的主体又是私立医院、制药和医疗设备企业集团以及房地产开发商。虽然不同的省级特大城市、副省级中心城市战略各不相同，但是家庭购买力强和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健全的富裕区域还是更有可能实现医疗服务的全面覆盖。为了最大程度提高销售额，投资人描绘了一种双轨制的战略：一方面瞄准收费昂贵的高端专科医院，另一方面购买公立医院，特别是那些同社会保险计划签订了合同的医院。虽然有些投资者也在建设自己的医院，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还是选择购买现有的医院以便自己能够接管现成的设施和员工。各种各样的合资公司也通过与知名的医学院合作，试图提高自己的声誉。
现有市场竞争对医院效率和服务质量领域的科学文献结论十分多样，这主要是受制于不同制度环境的原因。除了极个别例外情况，大部分已出版的文献都没有针对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医院竞争展开调查。几个研究的调查者指出，营利性私立医院的存在对于提高公立医院效率而言具备积极作用。然而另一方面，私立医院的存在也导致公立医院需要收治更多重症病人。因为私立医院以营利为目的，他们的服务对象限制于那些患病不太严重的病人。对比不同所有权类型医院服务质量和医疗花费成本的研究普遍认为，相比于非营利性医院，营利性医院意味着更高的患者开销和更低（或者）相同的服务质量。不过具体数据差异程度因为研究的数据来源、时间和覆盖区域等因素而不同。管理学文献中的证据表示，营利性私立医院在管理方面效率更高，而这种竞争能带来管理效率提升幅度方面的改善。不过在中国，如果公立医院继续受制于官僚制度的管辖，那么同私立医院的竞争可能就达不到提升管理的效果了。
中国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竞争更类似于营利性医院之间的竞争。我们推测，私立营利性医院进入市场同现存公立医院的竞争之后，他们会提供更高的报酬以吸引最好的公立医院医生前来。同时，他们也会引进最新且价格昂贵的高科技设备，以便能够对外释放自己提供更高质量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信号。实际上，私立医院高昂的花费会转嫁到患者或者社会医疗保险身上。为了应对，公立医院需要提供自己员工的工资并加入医疗设备的“军备竞赛”。这样的做法会进一步影响以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单位为中心的整合型服务提供模式的建设。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预测私立医院进入市场也许会加剧过度使用高科技诊断检查和过度开具昂贵药品的现象（只要检查和药品能产生利润，这个现象就不会停止）。而且，病人经常不能判断临床医疗保健服务的质量也加剧了这一问题。如果私立医院的母公司是制药企业或者医疗设备公司，那么开药过量现象的刺激甚至会更加增强。十二五计划已经将生物医学产业划定为七个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产业之一，因此制药和医疗设备集团都在“磨刀霍霍”，意图进军中国市场。
虽然中国政府在2005年发布了需求证书政策，对昂贵医疗设备的购买进行了管理控制，但这一政策并没有被有效地执行。针对中国四个城市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城市中CT和MRI设备的数量在2006年到2009年期间平均增长了50%之多。
总体而来，我们的评估认为中国建立可负担且公正公平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前景堪忧，而且在向以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单位为中心的整合型服务提供模式转型的过程里也是困难重重。大型公立医院盈利的目的会导致医疗支出的扩大、药品和检查的滥用以及公立医院缺乏同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单位进行整合的动力。私人投资的进入会进一步扩大这些趋势。为了保持支付能力，社会医疗保险可能会限制支付额度、减少对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资源支持并将高额的医疗支出转移给病人，使他们自费承担。双轨制的系统会出现，富人享受营利性私立医院的服务，而其他阶层人民则要去使用其他医疗服务。这就导致医疗领域获得权力和获得治疗两个方面的不平等。长期来看，人口的健康情况会恶化，而持续增长的医疗保健支出压力会不断增加。
一种建立可负担、公平公正且高效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方式
采用一种系统性方案
如果中国的现状导致其难以为人民建立可负担、公平公正且高效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那么是否有其他的替代性途径可以考虑呢？在这一节中，我们会在充分考虑中国已经着手作出的改变、在当前制度环境下具有可行性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方案。我们方案的出发点是认为政府会继续对基础医疗卫生保健事业进行资金支持（主要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实现），同时也会对对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进行一些直接资金补助。我们还认为，政府不会直接从预算中划拨经费对医院进行补贴。另外，营利性私立医院的市场份额也会因为政府政策和收入提高的人民的医疗需求上升而不断扩大。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能够引入一种系统性改变，使其既能够最大程度利用上述条件，又能考虑到保存现有不断出产的改革成果？
下图展示了我们提议中系统性方案的框架结构。我们首先讨论政府为了改进医疗卫生保健提供服务的组织结构会做什么，以及为了进一步强化改进会如何利用财政激励和供应者支付激励方式。图片中，我们标明了多种能够影响医疗卫生保健提供系统变化决定的政策，它们有的可以单独发挥作用，有的可以同其他政策结合一同发挥作用。医疗系统的组织特征（比如所有权、管理市场竞争、整合水平、执业标准等）会影响医疗卫生保健提供服务的实践。另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保健的财政支持方式和对服务供应者的支付方式能够从本质上影响治疗决定，因为这些方式能够为供应者创造不同的激励。政府需要颁布执行法规，但这些法规的效果往往会因为执行不利而打折扣。
我们建议政府应该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之间建立基准竞争（一种标准规范同市场力量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改革公立医院的管理。
首先，政府需要重新树立几个模范性公立医院作为基准。这样做与政府此前宣布的政策相一致，能够澄清公立医院的角色和目标，以便更好的满足公众需求和利益。之前，政府将公立医院的目标定义为：“最有效的利用可利用的公共资源，从而使人民利益最大化——为每个人提供公平、门槛低且高质量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新的问责制度以便公立医院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负起提供高性价比服务的责任。为了促进公立医院同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单位的协作，可以发布一系列强调基于人口的疾病预防和管理、护理质量、为穷人提供服务和病人满意度的指令政策，并根据指令对医院进行评估。同时，效仿英国的医院信托基金和香港地区的公立医院制度，中国也应该建立一个董事会，要求公立医院对其负责。同中国现有的董事会管理层（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不同，新的董事会应由来自本地社区的代表构成。公立医院应该提供附带财务报表的季度质量报告，以供外部审计和审查。表现好的医院可以获得公开表彰和奖金，以表彰他们致力于为病人利益服务的行为。另外，为了提高效率，政府应该改进对公立医院的管理，给予公立医院管理人员根据员工表现行使人事自主权，允许他们在自己医院范围内建立工资激励方案，以便医生的工作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利益和需求。
医院应该根据医生的能力为其支付合理的工资，同时按照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的质量发放奖金，而不是将奖金与其创造的收入挂钩。这样一来，医生滥开药物和检查以便自己获益的现象就可以被杜绝。新方案出台时应该配套一个能够报销医疗健康服务的付费方案，从而避免医生继续把有利可图的药品和高科技检测作为弥补收入减少的来源。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在公立医院中建立标准化的成本会计系统。
要实现这些改变会面临很多挑战。政府应该考虑将位于所有主要城市的知名三级医院作为示范单位，以便更好地推行管理结构优化工作，从而根本上改善医院的表现。这些示范医院会成为其他公立医院效仿的基准。新加坡早已采用了这样的战略。中国政府在政策方面已经比新加坡模式有了进步，如果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并合理实施，我们预测中国会在未来10-15年中在每一个地理区域内建立至少一个旗帜性公立医院作为基准。而其他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则会和旗帜性医院展开竞争。未来，当以满足公众利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私立医院进入市场后，政府同样需要与其开展合作，将其作为模范和旗帜。
利用财政刺激和供应者支付刺激强化改革
中国的医院服务可以被理解为两个概念的市场。第一个是主要由政府通过社会医疗保险进行资金支持的，负责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第二个是主要由患者现金支付和某些商业保险支付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要由各种高端服务组成（非基本服务）。我们期望随着时间的发展，在技术持续进步、消费者对高端服务的期望提高以及未来可能因为GDP增速放缓导致政府对医疗健康事业财政补贴增长率降低的前提下，第二个市场能够发展扩大。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将同时存在，不过私人服务将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而且是由医院提供服务。
对于基本服务而言，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主要资金支持渠道都将是政府的社会医疗保险计划。政府应该继续增加对这类服务的资金支持力度，财政补贴年增长率不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三种类型的社会医疗保险可以根据政府的计划进行整合，最终由一个扮演买方角色的机构统一管理。国际经验表明，医疗保险买方的整合度越高，他们改变医疗服务提供系统的能力就越大。加拿大、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都采用了医疗保险单一买方系统，实践也证明他们拥有控制医疗保健支出增长的能力（见下图）。除了整合之外，社会医疗保险还可以逐步成为更具有战略性的买方。中国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目标是为了平衡支出同对护理质量忧虑之间关系。财政部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出资方应该承担起买方责任，要求医院提高他们为参保人购买的医疗服务的质量。
下图简要说明了几个亚洲国家所使用的财政策略、关键组织特征和供应者支付手段。
社会医疗保险的买方应该以相同的条件同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签约，就如同其他国家采用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一样。同时，买方应该转变对医院的支付方式，放弃之前的按服务收费，而采用基于人口的按人收费。新的收费模式下，每个人每年所有在综合性服务范围之内的支出只计费一次。这种形式的捆绑支付应该可以为控制支持支出、减少不必要服务提供激励，也能鼓励服务的整合与协调合作。同时，社会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将覆盖初级、二级和三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从长远来看，当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扩展了自己的能力之后，它们可以扮演控制预算者的角色，并在医疗护理协调中发挥首要作用。不过，二级层面的医院（相当于地区性医院）最初应该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中国大部分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目前还不具备必要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这样的方法可以配套搭配按效果支付的手段，意味着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将与服务质量或者病人恢复情况挂钩。基于效果支付手段的作用已经被证实，主要取决于顶层设计水平和组织机构情况。
采用基于人口的按人收费之后，医院会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投资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事业，同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合并协作，强化自己在多种医疗服务提供模式下的功能并采用节约成本的战略方针。
对于非基本服务而言，病人需要自掏腰包支付费用。关键性问题是如何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同时维护公平。公立医院会根据政府制定的收费计划（每年随着实际支出的变化而修订，保证能够报销）对患者收费，而私立医院则会在政府法规的规范下制定自己的价格。不过，为了确保低收入的病人也能负担得起这些非基本服务，医院需要提供两种或者三种类型的病房，然后让病人自由的选择。不同类型病房之间的区别仅仅是设施和等待时间，临床服务的质量没有任何区别。所有病房中的病人都应被相同的医生团队治疗。在新加坡的模式中，A类病房更加便利（比如配备单人间），但价格更高。C类病房舒适性稍差，但是医疗保险会报销很大一部分的费用，以充分保证患者得到相同水平的临床治疗。
进一步强化初级医疗卫生保健
毋庸置疑，中国政府应该继续进行中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改革来强化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传统公共利益支持（比如干净的水、卫生设备和传病媒介控制等）。而这些支持是私立医院永远无法获得的。另外，为了更有效率的预防疾病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政府应该发展一种多部门战略，目标是高危人群识别与全民干预措施。这些战略都是为了降低危险因素，比如肥胖、烟草使用和久坐不运动等。
最后，我们建议中国允许民间团体和基于社区的非政府组织进入初级医疗卫生保健领域作为补充力量，弥补公立医院的弱点和不足（比如对老年人开展的社会服务和家庭护理）。在低收入国家，基于社区的组织在农村和贫困社区中提供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效率相当可观。
总结
中国提出了为全民提供可负担的、公平公正的高质量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承诺，这一点值得赞赏。而其现阶段的改革也为这一目标实现打下了重要基础。不过，医疗卫生保健提供系统的改革面临诸多困难，同时中国政府还出台新政策要促进私立医院发展。这两种因素结合，有可能导致中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复杂的，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政策能够发挥神奇的作用。我们建议采用系统性方案结合基准竞争，提升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强化不同层面医疗护理的协作，加强以效果为基础的医疗保险购买模式以便让医疗保健提供系统能够向高性价比、高质量的目标转变，从而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变化的需求。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组成多样。我们提供的建议仅仅是方向性的指导，而不是操作性的指南。每个地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和完善，以便找到适合自己的独特模式。方案的执行条件也会影响改革的成败。中国政府应该实行客观监督和评估，从而实现发现问题后进行微调的效果。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国应该在做出进一步扩张私立医院市场份额的决策之前，首先评估私立医院的进入会对医疗卫生保健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否则，中国可能无法控制现在医疗卫生保健提供途径中存在的不公平和支出增加问题。
3. 标题：医改风暴眼：医师多点执业医患能否双赢
媒体:北京青年报?2015年1月15日
链接：
http://news.fh21.com.cn/qwfb/zcjd/469702.html
主要内容：
1月12日，国家卫计委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国家层面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以促进优质医疗志愿平稳有序流动和科学配置，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从老死一家，到多点执业，这对于医生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不过，多点执业只是中继，自由职业才是终点。改革的路仍旧漫长。另外，配套政策也需跟进，否则医生不敢也不愿多‘点’，文件也就剩看着美了。”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如是评价“多点执业”新政。
1月12日，国家卫计委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国家层面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以促进优质医疗志愿平稳有序流动和科学配置，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意见》出台后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多点执业再次回到医改的风暴眼中。
多点执业是怎么回事
《意见》明确，多点执业是指医师于有效注册期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医疗机构定期从事执业活动的行为，参加慈善或公益性巡回医疗、义诊、突发事件或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参与实施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不算在内，外出会诊则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意见》要求，为推进医师合理流动，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放宽条件、简化程序，优化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环境，且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鼓励医师到基层、边远地区、医疗资源稀缺地区和其他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这是政策的一大转变。事实上，多点执业曾被严厉禁止。在2005年前，医师院外行医即使不吃官司，也不为道德所允许，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人们甚至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小名：走穴。尽管如此，“走穴”之风依然甚嚣尘上。有的医生往往是周末最忙，一放假就飞往全国各地，有的院长迫不得已，去查寻医生们的飞行记录。
2005年，原卫生部为“促进医学交流与发展，提高医疗水平，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方便群众就医，保护患者、医师、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颁布了一个暂行规定，称医师经所在机构批准可“外出会诊”。于是，封闭的大门开了一个缝隙。桌面下的事儿开始翻到桌面上来了。
2009年4月，新医改方案真正为“走穴”正名，称将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为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之后，北京、广东等地相继展开试点。
《意见》出台后，多点执业不仅不再为人诟病，甚至被赋予了重大使命。在国家卫计委对《意见》的解读中，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已经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一项重要部署”。
医生们得到解放了吗
“解放医生!”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意见》的意义就在这4个字上。他指出，现在，医生自由执业已经成为国际主流模式，而我国的医生大部分却还束缚在单位的“笼子”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多点执业有条件地赋予了医生自由。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熊先军。他认为，多点执业是还权于医师。“政府只需要将门槛、资质设定好，并保证医师遵照执行就行了，至于医师怎么执业、在哪儿行医，就让他自己说了算”。
方向上异议不多，执行起来却不易。庄一强提出，医师多点执业，院长、科主任肯定不高兴。有院长就跟我说，“我辛辛苦苦培养他，让他升职，给他发工资，为他买保险，甚至追悼会都是我给他开。嘿，你去别的地方干活儿，还让我心甘情愿，这不难为人吗?”何况，病人是医院的收入来源，医师他处出诊，势必影响本院的财路。这是动根本的大事。
不仅院长不高兴，医师也未必有热情。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认为，在医疗行业，品牌医院才能造就品牌医生，平台的重要性远胜于个人，像协和医院的医生江湖地位高，受人们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协和的牌子，难道他真的放弃自己的忠诚，不顾同事眼光，四处执业?!再者，就当下而言，编制的含金量是巨大的，还没有社会化，那怎么可能要求医生单兵突破呢?
他们的担忧并非无本之木。无论广东的试点，还是北京的探索，结果都表明多点执业叫好不叫座。
不过，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则要乐观些。他在微博中表示，对医生多点执业的认识之所以混乱，主要是没有一个开明、开放与开窍的思维，人们总是用单位人的思维思考社会人的问题。目前有些看似不可行的，需要我们努力推动!
看病难能缓解吗
不管是《意见》本身，还是对《意见》的解读，“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都高悬在上头。决策者明言，希望通过放宽条件、简化程序，优化政策环境，鼓励医师到基层、边远地区、医疗资源稀缺地区和其他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有些网友也甚为期待：多点执业后，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名医了吧?
于明德也认为，多点执业会增加竞争，患者有更多选择，医疗服务质量势必提高。患者将会依据医疗服务质量、价格，作出选择。这和其他商品市场的竞争道理是相通的。
不过，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则没那么肯定。他说，“我们当然希望医生去基层多点执业，基层缺好医生，他在那也有发展余地，可是，放宽后他是往上跑还是往下跑，能不能达到‘有序流动’，现在还不清楚。”
庄一强指出，当前医生的劳动强度已经很大。“他在本医院看80个病人，已经够呛了，甚至到了吃不上饭、上不了厕所的地步。不可能换一个地方执业，他就又能看80个病人，医生的精力是有限的，除非是这边少看，那边多看”。
还有一些细心的网友指出，《意见》说要引导医师去基层，去边远地区，去医疗资源稀缺地区，可是，没有说怎么引导。那么谁会去这些地方多点执业呢?“大专家跟着银子跑，富人方便了，普通患者可能没得到好处。”
4. 标题：让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是医改关键
媒体:健康界?2015年01月16日
链接：
http://news.fh21.com.cn/jksd/470086.html
主要内容：
核心提示：国家卫计委12日发布会指出，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2015年的改革重头戏，下一步将制订和落实《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并把改革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县。
国家卫计委12日发布会指出，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2015年的改革重头戏，下一步将制订和落实《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并把改革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县(市)。
人的健康是民生大事之一，也是推进发展的动力。继续坚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是本届政府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是2014年医改的一个重点方向和重要部署。公立医院改革启动于2013年底，而破题则在2014年，其中公立医院多项改革得以破题，要求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覆盖全国50%以上的县(市)。从本次国家卫计委发布会可悉，公立医院改革已成为医改2015年的落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将在全国推开。
目前我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县级医疗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015年是“十二五”医改的最后一年，让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范围扩大全国所有的县(市)，标志着我国新医改已经向纵深发展。此外，新的医改部署，对于我国医药产业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县级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医药业主市场之一，其改革方向和成效必然要影响到整个行业发展及产业未来的努力方向。还有，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对于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以及民营医院的发展也将产生很大影响，并引发连动效应，比如医生人才流动、薪酬制度改革等。
我们知道，包含县级公立医院在内的公立医院改革，有个重要目标指向，就是力求破除以药补医，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合理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从而来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多年以来，医改各试点基层在改革模式上的探索有成效显著的，也有总体失败的，这方面原因很多。
从失败方面来看，有的改革过于依赖地方主政者的行政强力推动，变得不可持续;有的是对改革认识偏差、主次不明;也有的受到多方利益制缚而延宕甚至耽误改革的有效推进。推进医改要啃硬骨头，既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期盼，也要顺应医疗卫生发展规律和医药行业的市场准则，同时改革还有突破长期以来医疗体制扭曲带来的种种问题。
笔者认为，医改是一项改革的系统性综合工程，改革向纵深发展，离不开“三医”联动，离不开深化各项改革任务和法治中国的建设，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与责任担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何让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无疑是推进新医改的关键性问题，也是个难点。
据报道，国家将在安徽、福建、江苏和青海四省份启动深化医改综合试点，力图破除以药补医;另外，还将推动分级诊疗等机制建设。我们知道，公立医院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际效果有没有成功，关键在于看两头：一头是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二头是财政承受程度问题;而医院就是牵住两头的关系主体，能否得以可持续发展，决定着新医改的成败。
从公立医院来说，要破除以药补医，就必须提高医务性收入占比，还要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水准，堵住不必要的浪费，不断提质增效。而如何提高大多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完善医院内部考核评价体系和机制及薪酬制度(有的试点“年薪制”)，也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公立医院改革和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理顺与医药企业之间关系。制订医改政策的同时，如果把医药企业的需求和更多按市场机制办事排除在外，医改的成效也将打折扣。过去基层试点形成诸如“医生年薪制”、“药品限价采购”与“砍药”、“建立医院周转金制度”、“处方负面清单管理”、以及药价谈判一揽子改革等等的改革内容，在2015年的公立医院改革中是不是能有新动作、新方案，并可复制可推广，值得关注!这也是医改2015年迈出多大步伐的重要观察角度。
5. 标题:英国推出医改新政患者打分直接影响医生收入
来源：东方财富网?2015年01月15日
链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1,20150115468031969.html
主要内容
医患矛盾，以药养医一直是咱们国家医疗改革当中关注的焦点问题。英国也在进行着医疗服务体制改革，从去年的4月开始，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开始全面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今后患者可以通过英国公立医疗的数据库，给公立医院或者是医生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打分，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医生的收入。在英国，医生的收入怎么样？他们的职业前景如何呢？
英国观察员侯颖：虽然不少英国家庭一生都抱怨工作时间过长，占用休息时间，但是最新数据显示，虽然辛苦，他们之中却有不少人收入骄人，甚至比英国首相的薪酬还高。英国卫生与社会护理信息中心根据报税表的数据统计显示，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的家庭医生已经超过了3500人，其中有600多人的年收入超过了20万英镑，约合近2百万元人民币，当然这些都是英国医生行业当中的佼佼者，但是也反映了这个行业贫富差距大的情况。
为管理英国医生的收入，英国卫生部此前也提出了英国医疗改革纲要，以及英国政府即将出台的医疗服务基本法。今后英国政府在为公立医院和医生分配资金时要考虑到患者对其服务的满意程度，也就是患者可以通过英国公立医疗的数据库为其就诊的公立医院或者是医生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打分，该分数将作为医院和医生的综合考评依据，卫生部在分配资金时，分数会直接影响医生的工资和医院所得到的补助。
英国医生有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英国在医学教育当中非常重视医患沟通，医生的沟通技巧也非常棒，非常能够体会患者的心情并对他们进行安慰。比如说，他们也非常重视患者的隐私保护。在全科门诊，通常的就诊过程当中只有全科医生和患者两人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如果有实习或者是进修医师在场时，代教的全科医生会对患者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今天有名进修医生在场，你介意么？如果患者介意，实习医生就会被很客气的请出外门外，而在每次就诊结束，医生也会把患者送到门口，同时迎接下一位患者。英国的医疗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都是全科医生，经过十年左右的学习和临床培训，可以取得全科职医资格。当然要想当专科医生，还要继续通过专科考试，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没有水平的高低，只是分工不同。
选择英国当个医生非常的不容易。首先就是考医学院，几乎要求全优的成绩，好的学校还需要面试，看看你的性格适不适合当医生，然后是5-6年的大学苦读，英国一般大学的其他专业则是三年，不仅如此，医科读到最后一年就是7天一小考，半月一大考的紧张学习。最后毕业考试如果有一门不及格，还不允许补考，则要重读一年，虽然毕业之后找工作非常容易，但是因为学医的艰辛，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因此，对于医生的需要总是有一些供不应求。刚开始实习的也是非常忙碌，大夜班小夜班连轴转，英国对医生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晚上值班的几个病房就有一个医生，所以也是非常忙碌。
学生在毕业之后如果选择到医院工作，实习期是2年，可以申请你喜欢的科室开始工作，如果选择作全科医生，那就要实习5年，之后还要经过严格的考取取得资格。另外虽然在英国做医生的收入相对来说较高，但是也有高额的支出，比如说医师资格考试的报名费就是500英镑到1500英镑不等，而作医生的保险费更是可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费用，像注册医生费，以及很多人在求学时学生贷款等等。其实选择做医生也需要很大的决心，如果没有坚强的精神，强壮的体魄，严谨的逻辑思维，认真负责的性格，以及爱心和耐心，都可能不会是一个好的医生。
6. 标题:医改：政府政策vs医院体制
媒体:南方周末?2015年1月14日
链接：
http://www.cmt.com.cn/detail/696847.html
主要内容：
医改不是要改医院、改医生，而是要改变政府的理念和政府的体制及相关规则。
多年前，我在德国德累斯顿州立(公立)医院进修。一次，我跟着负责带我的顾问医生Dr.Weber准备去做手术，路经病房走廊碰到一中年人，Dr.Weber冲他点了头，并介绍：这是来自中国的林教授，来德国进行学术交流访问。这中年人立刻很热情地欢迎我，并自我介绍他是这里的院长。我一听是院长，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赶紧对他的欢迎表示感谢。然而，分手后Dr.Weber却对我说：“我们不用去理他，他不是医生，他只是个院长，只负责管理医院一些财务收支之类的活。”我一听傻了眼，心想院长不应该是一个医院的权威、医院个个都怕他敬畏他的人吗?但从Weber的口气可以听出：在他眼里，医院医生才是最了不起的，而院长充其量就是一个管理者，负责管理医院的正常运作和财务状况。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西方的医院管理和中国截然不同：公立医院由政府出资建设、购买设备仪器和雇用医生护士，同时聘请一位卫生管理专业的人当院长(相当于CEO)，由院长组阁形成医院管理团队。政府根据医院配置的人员床位数，按比例下达指标给院长，如每年必须治疗多少病人，完成多少手术等。院长根据政府下达的任务来管理运作这个医院。在这种模式下，医生是自由职业者，他和政府签订每月或每周在公立医院完成多少工作量，赚多少钱，其他时间医生可以有自己的诊所，也可去其他私立医院上班。假设他已经完成约定的医疗任务，院长根本管不了他。医生的资历职称认定，那是行业协会的事，和院长也无关系;医生的道德规范，多数是交由市场去评判，还有就是保险公司会盯着，当然医院管理部门也会监管。至于病人费用的支付，政府是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资助病人的医疗费用：政府将钱打入保险公司(多数是私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发生费用关系。至于药价，也是由医院-保险-医药公司共同确定，市场起了很大调节作用。这么多年来，我又访问了多家美国和澳洲的医院。可以说，西方的医疗运作方式基本是遵循以上原则。
回顾中国的医院和医生执业管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体制机制上，距离发达国家还差距甚大。虽说国家对医改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功夫，在提供给患者的社保医保方面有很大的改善，让许多病人得到及时合理的医疗。但是，民众对医疗价格、医疗服务仍然意见很大，医患关系进一步恶化，医院和医生对医改的现状更是颇多怨言，工作积极性受挫。目前医改究竟该何去何从，各方并未达成共识。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就不难看出，医改存在如此多和严重的问题，关键在于源头，即根本的规则没动。就像一个人，中枢系统指挥中心没改变，要让四肢行动，只能强加外力，让它们被动活动，而外力一疲劳，它们又回到原来状态。
针对目前医疗的乱象，起码有三点是根本的原因：第一是有关方面不将医疗事业当成一种必要的社会责任承担起来，而是将这种责任当成包袱推卸给医院本身，让它像营利单位一样去养活自己。第二是医院的行政化。院长是有级别的“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院长没办法按自己的思路和意图对医院进行管理。但凡医院建设、设备购置、药品采购、服务项目价格，无不受制于各部门，他们美其名曰规范和监管，其实远远不能满足服务病人的需求，甚至有的是“卡”住医院的医疗和服务，给医院添乱。第三是医生并非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还持半个“铁饭碗”，所以医生一旦进入公立医院，其收入及事业途径基本未受医疗市场化调节，不存在西方医生那种“没病人就没饭吃”的危机感，所以市场机制对医生基本上没能起到杠杆调节作用。
中国医改要继续往前走，关键是公立医院的深入改革，而这种改革，不是改医院、改医生，而是要改变政府的理念和政府的体制及相关规则。最根本的，就是要从以上三部分根源性规则入手：一是大幅提高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二是去除医院行政化;三是回归医生自由职业化。只要采取“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的做法，逐渐将以上理念渗入到现有医疗体制中，则有望5-8年后，我国医疗状况能有较明显改善。
7. 标题:“混合所有制”将把医改引向错误方向
媒体:健康界?2015年1月14日
链接：
http://6d.dxy.cn/article/97650
主要内容：
2015年1月5日，某省七部门发布了《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的试点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下简称《试点意见》，媒体也称之为医院公私合营）。既然是征求意见稿，就表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未统一。笔者认为，当前经济增速下降，该省出台这一文件刺激投资，出发点有一定道理。
但是，其主要精神和措施照搬了经济改革的做法，违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违背医改目标方向、违背人民利益，其中一些内容已经超出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常识和伦理底线，总的来说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建议慎重负责地重新进行研究论证。
一、“混合所有制医院”偏离了医改目标，一些内容已经突破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常识和伦理底线。
医疗卫生事业有自身规律。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公立医院也不可能是营利性的，而且政府也不鼓励私营医院营利，一些国家甚至立法禁止社会资本举办营利性医院。而这个省的《试点意见》，公开以政府政策的形式，允许公立医院参股营利性医院，鼓励社会资本营利，这已经突破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底线。
《试点意见》还提出设立国有医疗资产投融资机构，投融资机构必然以追求经济回报为目标。这些做法，从根本上把公立医院追逐利润的错误做法开口子、合法化了。
错误地把“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作为优先目标。对于社会办医，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优先鼓励非营利性医院，限制营利性医院。日本、荷兰和我国台湾等，甚至通过法律禁止社会资本举办营利性医院。这就是为了筛选出那些真正有心做慈善、回报社会的资本。而这个省反其道而行之，明确提出把“社会资本投资合理回报”作为第一位的原则目标。
这就是混淆了非营利性和营利医院的界限，违背了“非营利性医院为主体”的原则。同时，这个文件对于什么是“合理回报”、如何界定合理回报、特别是如何对非营利医院进行财务监管并未做出规定。这就有意无意地为医疗机构浑水摸鱼开了方便之门，造成医院带着非营利的帽子，干着营利性的事情。
片面照顾投资者利益，忽视患者利益。医疗卫生改革涉及各方利益，但其中最大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医疗机构的盈利动机和患者利益是有直接冲突的，这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坚守医疗机构非营利性底线的原因。这个文件在规划、人才、药械采购、医疗保险方面，为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大开方便之门，混合所有制医院可以享受公立医院和社会医疗机构所享受的一切优惠政策。
尽管也原则性地表述了努力实现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患者“三者的共赢”，但是从实际条文来看，处处是为投资者利益开绿灯，而看不到要求社会办医机构坚持非营利性、承担社会责任的条文。
“由出资各方协商确定出资形式、股权安排、经营性质”的做法逃避了人民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和社会的监督，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按照这个规定，只要公立医院和社会资本两家一商量，就能够确定混合所有制医院的性质。这是不符合公立医院的法律定位的。
公立医院属于国有资产，公立医院自身并没有处置自身资产的权力，而是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根据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确定国有资产处置和经营性质。《试点意见》提出的这种做法，客观上逃避了人民代表大会和全社会对国有资产处置的监督，很容易造成公立医院的领导层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进行违背社会公众利益的安排（即所谓的“内部人控制”）。这在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是屡屡出现的问题。
突破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伦理底线。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在政府文件中鼓励私立医院营利，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开在政府文件中允许公立医院营利，即使是在我国医疗市场化最盛行的20世纪90年代，政府也没有公开发文件鼓励公立医院营利。现在该省《试点意见》不仅公开允许公立医院参股营利性机构，而且从实践上看，该省的一些市县的公立医院已经在公开探讨“利润分成”的问题。这已经突破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伦理底线，突破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只是试点，不会影响全局。这种认识是似是而非的。按照这个文件执行，结果只可能是“非营利性为主体”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造成整个医疗体系的盈利动机越来越强。以“非营利”之名，行营利性之实。国际经验证明，一旦给营利性医疗机构开了口子，营利性的成分就会不断扩张，不断侵蚀基本医疗服务的资源，到时候再要重新改回来，难度就越来越大。
还有人说，只要加强监管，上述问题都能避免。这是一种错误认识。确实，《试点意见》也部署了一些监管措施，但监管不是万能的。如果初始的激励机制设置不对，仅仅通过监管是无法纠正的。美国医疗机构以私立医院为主，这是其医改积重难返的重要原因。美国都无法对私立医院做到有效监管，我们的精细化监管能力，同美国相比恐怕还有差距，没有理由那么乐观。
二、在基本医疗仍十分薄弱的情况下，鼓励医疗市场化、私有化，将进一步恶化当前的医疗卫生体制，带来多重风险
所谓“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两种资源优势强强联合，为群众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只是一种美丽的幻想，在理论上并不成立，在实践中也没有成功的例子。
从实践来看，这个省“保基本、强基层”的医改任务还远没有完成，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8个省8000户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这个位于长三角的发达省份，其基本医疗保险的平均实际报销比例只有48%，还远远达不到能有效分担居民负担的水平。按照《试点意见》所部署的措施干下去，将使“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更加恶化，雪上加霜，并有可能带来以下风险。
首先，医疗服务贫富分化加剧，公立医院更加拥挤，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办医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挖公立医院的存量，一种是社会资本自己培养人才、技术、品牌。尽人皆知，社会资本更加青睐第一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利用公立医院多年积累的现成优质资源。而该省《试点意见》正是给了社会资本“挖公立医院资源”提供了优越条件。
请看：《试点意见》规定，“优先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以人才、品牌、技术和管理等无形资产出资举办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报主管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可委派人员到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服务及管理工作”，“在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实现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国有出资人可逐步降低股权比例直至完全退出，以促进社会办医。”这三句分散在文件不同地方，但连在一起看，一条路线图就十分清晰了：公立医院先把品牌、技术、人才、区位等优质资源转移到混合所有制医院，然后再把国有出资人一脚踢出去。
就这样，“先吃公立医院的饭，再砸公立医院的锅”。通过这一“曲线救国”的过程，就完全实现了公立医院优质资源的私有化。这样做有什么后果呢？一方面，这对增加医疗资源并没起作用，因为社会资本挖的是存量，资源总量并未增加。另一方面，医疗资源的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公立医院的一部分优质资源进入私立医院，而剩余的劣质资源留在公立医院。而根据我们的调研，同样规模的私立医院，服务量只有公立医院的十分之一左右。这就造成了，一部分私立的贵族医院以很高的价格，为极少数富裕人群提供优质服务。
而公立医院优质资源被挖走之后，用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资源将更加紧张。对此，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萧庆伦教授专门警告中国：“医疗私有化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若私立医院的诊疗人数所占比例从当前的10%升至20%，将加剧医疗服务质量的贫富差距，这与先前向全民提供更平等医疗服务的政策宗旨相违背”。
其次，医疗资源进一步向高端集中的风险。这次医改以来，随着投入增加，大型医院扩张的动力很强，这导致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型医院、“倒金字塔”的状况更加严重。当前医疗资源并不短缺，短缺的是基层、基础、基本和适宜技术等盈利空间小的领域。而《试点意见》所部署的措施，恰恰把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大医院、高端、专科，将进一步恶化医疗资资源分布不合理的状况。
第三，医疗费用迅速上升、医保基金亏空的风险。由于医疗费用增长过快，我国不少省份已经陆续出现医保基金亏空的问题。《试点意见》从社会资本的利益出发，在医保方面给予了十分宽松的政策，一方面声称社会办医的目标是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又要把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纳入医保，这就相当于把高端服务纳入基本医保，既违背医保的初衷，相当于“劫贫济富”，同时又导致医疗费用迅速上升，造成医保基金亏空。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这一增一减，必然导致财务风险和危机。到头来，还得政府来负责。
第四，医疗费用上涨阻碍经济转型的风险。靠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来拉动经济，是不现实的。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医疗费用的上升，只会进一步导致群众负担加重、遏制内需，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遏制投资。靠社会资本投资来保增长，是因小失大。美国金融危机中，1/3的中小企业破产，就是因为医疗负担承受不起。
第五，干部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当然，公立医院改制并不必然造成腐败。但是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国企改革改制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要管好混合所有制医院，难度是很大的，我国当前并没有足够的监管能力和法律框架，来对混合所有制医院进行有效监管——财务制度究竟按照企业还是按照事业单位？无形资产到底如何评估？如何切实保障非营利性医院名副其实？在这些规定不完善的情况下，为干部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提供了广阔的灰色地带。
三、国际经验证明，医疗公私合营(PPP)是失败的模式
这个省推行混合所有制医院，是借鉴了国际上所谓“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PPP）”的做法。但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PPP对一些进入门槛低、产品标准化、具有竞争性的领域是适用的，但是在医疗领域，PPP是一种失败的模式。特别是举办混合所有制医院这种方式，在理论上和实践是都是不成立的。
在理论上，混合所有制企业容易理解，因为国有股和私人股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医院和企业不一样。混合所有制医院是营利还是非营利，是分红还是不分红？如果不分红，如何让社会资本满意，又如何真正做到不变相分红？如果分红，就相当于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医院，还要再去挣患者的利润，世间罕有！
如果国有的部分不分红，私有的部分分红，那就相当于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挣患者的钱，钱生钱之后，这些利润全部让社会资本拿走。为什么政府要做这样的冤大头？所以，对非营利机构来说，搞“混合所有制”、股份制，就是一个怪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说不通的。
在实践上，世界各国有公立医院，有私立医院，但是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各办各的，很少有这种一家医院既有公、又有私的医院。因为这种医院的责任和权力都很难界定，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性质、定位、功能都截然不同。实行公私合营，要达到理论上想象中的那些效果，需要很高的管理能力。比管理单纯的私立医院和单纯的公立医院难度都要更高。
从国际上来看，实行形形色色的医疗领域“引入私营资本”的做法，主要是以失败告终的。
典型的是我国台湾。台湾本来以公立医院为主，但从1980年代开始，10多所公立医院转由私人资本或财团经营，政府补助急剧降低。
台湾当局采取了倾向私人资本的政策，通过租税优惠、医疗发展基金补助、医疗保险资源共享等手段，刺激及鼓励私人财团资本投入公立医院，其结果是医疗费用快速攀升，2011年已经达到GDP的14.6%，医保连续亏空多年，医疗人员严重异化、出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削弱。出台《试点办法》的这个省，虽然经济发达，但是仍赶不上台湾的水平，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支出压力吗？最近，台湾当局做出规定，禁止社会资本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是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公私合作发展医疗卫生的经验是英国首创，是当年撒切尔夫人医改的重要内容。然而，撒切尔政府的医改并没有成功，反而由于医院获得了过度的自主权和营利动机，导致医院费用上升、转诊机制被破坏，患者怨声载道。布莱尔政府上台之后立即进行纠正。
20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拉美国家经济危机的机会，对拉美国家推行医药卫生改革，主要内容是削减公共卫生支出、医疗机构私有化。十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政策使医药卫生体制更加恶化，资本的介入，加剧了医院的逐利行为，破坏了转诊制度，增加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公正，初级卫生保健更加薄弱，防疫覆盖面减少，登革热、疟疾和结核病的预防工作削弱，医疗体制濒临崩溃的边缘。21世纪初以来，这些国家普遍纠正了医疗卫生私有化的做法。
四、贯彻习总书记讲话，坚持正确医改方向
《试点意见》违反医疗卫生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更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医疗卫生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的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国有经济是党和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要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
2014年12月，习总书记在镇江考察医改时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总书记的镇江讲话，校正了医改的方向。这一讲话明确指出：医改的重点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不是市场化、多元化，医疗卫生工作的目标是“全民健康”，而不是刺激GDP的增长。在这种时候，一切改革措施，都应该按照这个方向来谋划，否则将来就不免被动了。
8. 标题:奥克斯集团与浙江大学推动中国医改新模式
媒体:中国网?2015年01月13日
链接：
http://sn.ifeng.com/gongyi/newswire/detail_2015_01/13/3422249_0.shtml
主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我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战略遇到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奥克斯集团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开展校企产学研联姻，奋力开创校企多领域深层次合作新局面，在新一轮转型发展中赢得了主动。
奥克斯与浙大产学研联姻开创校企携手发展新局面
1月9日，浙江大学与奥克斯集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与宁波明州医院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宁波明州医院举行。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林俊，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陈奕君，宁波市副市长陈仲朝，宁波市卫生局副局长高巍，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奥克斯集团副董事长、集团总裁、医疗集团总裁郑江，奥克斯医疗集团副总裁、宁波明州医院总经理陈济芬等参加了会议。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与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签署了“奥克斯集团与浙江大学战略合作协议”，并为“浙江大学明州医院”揭牌。
浙江大学为国内一流的研究型、综合型学府。奥克斯集团是民营企业的杰出代表，连续多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奥克斯集团与浙江大学的珠联璧合预示着奥克斯高起点布局医疗产业，未来双方将充分发挥企校联姻上的优势转换，从技术研究、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国际合作及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多领域深层次的深度合作，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充分整合内外部资源，共同探索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的新型合作途径和模式，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才培养为基础、以科技合作为支撑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合作新机制，共创企校携手发展新局面。
明州医院战略升级“医校合作”推动浙江医疗事业发展
当天，蔡秀军院长、林俊院长分别与陈济芬总经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一同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宁波分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宁波分院”揭牌。这是继浙江大学医学院与宁波明州医院建立教学基地关系后，双方的进一步战略合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是国内首家通过JCI(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认证的现代化公立三甲医院，在微创治疗等多个学科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多项医疗诊治水平达到国内一流、国际领先水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是浙江省妇产科医疗、教学、科研及计划生育、妇女保健工作的指导中心，是在华东区乃至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三级甲等妇产科专科医院。
宁波明州医院是奥克斯集团投资十余亿元，按三级甲等标准建设，集医疗、科研、教学、康复、保健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民营医院。
“浙江大学明州医院”的揭牌，是贯彻浙江省委、省政府医疗工作“双下沉、两提升”的实际行动，标志着奥克斯集团与浙江大学的企校战略合作正在不断落实、拓展和深化，双方将在人才、技术、设备、管理、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全面开展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医校、院院合作共赢、协调创新的长效机制，为推进中国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健康浙江”战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以及浙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随着“院院”紧密合作，邵逸夫医院将委派8-12名高级职称以上医护人员分别担任宁波分院院长、医务科主任、护理部主任、对口科室主任，全面参与宁波分院的日常工作，并以国际医院管理标准(JCI)对宁波分院管理人员、医技人员等进行指导培训，全面提升明州医院的临床医疗、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管理水平。“院院”加强合作，促进技术交流，受益最大的还是老百姓，尤其是宁波老百姓，将在家门口享受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都市的优质医疗服务。
民营医院迎来发展机遇奥克斯集团布局医疗产业
我国医疗资源只占GDP的5%，全球平均水平在10%。长期以来，医疗服务供应能力跟不上老百姓的需求，导致看病难、看病贵。
近年来，我国对民营医院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政策不断出台。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有利于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有利于增强服务竞争，降低医药费用，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民营资本参与公立医院体制改革。随着新医改的推进，政府重点推进民营医院向规模化、高端、特色化发展，引导民营医疗机构差异化发展，与公立医院形成功能互补，有望带来公立医院的兼并浪潮，民营医院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以“浙江大学明州医院”揭牌为契机，奥克斯集团公布了医疗产业战略蓝图：围绕2020年规划实现“1000亿营收、1000亿市值”的企业阶段性发展目标，奥克斯集团已将医疗产业确立为未来业务重心。奥克斯集团将以实体医院为核心，逐步垂直整合产业链，快速形成产业集群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以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专科医院为主，以及产业链相关机构如互联网医院、医药连锁、医疗器械、高等院校等为合作对象，通过托管、合作、并购、合资、新建等多种发展模式，实施综合、专科并轨发展策略，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有效整合国内外高端医疗资源，力争用5年时间投资150亿，拥有150家医院，致力成为中国领先的智慧型健康医疗服务集团。
目前，宁波明州医院已是浙江省标杆性的综合性民营医院，医院占地140亩，开放床位1200张，其中二期规划新增床位500张，预计将于2015年正式投入使用。奥克斯集团已规划将宁波明州医院最终打造成为单体营收25亿元以上的旗舰医院。
宁波市副市长陈仲朝高度评价本次企校、院院战略合作，他指出，希望双方加强交流、促进创新，搭建企业与高校交流经验、分享智慧、启发思维的平台,推动企校、院院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创新与发展，真正实现奥克斯集团和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9. 标题:国家卫计委:医改重点领域取得六方面进展
媒体:健康报?2015年01月13日
链接：
http://www.sd.xinhuanet.com/jkpd/2015-01/13/c_1113975765.htm
主要内容：
1月1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举行2015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会议披露，2014年，重大公共卫生妇幼服务项目已为600多万名农村妇女进行了“两癌”检查，为1100多万农村夫妇提供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为860万名农村住院分娩孕产妇提供了补助，为贫困地区试点县的82万名婴幼儿免费提供了营养包。
会议介绍了2014年医改重点领域取得的六方面进展：
——公立医院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国家级和省级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扩大到1363个，2400多家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各级政府加大投入，初步构建运行新机制。试点地区县域内就诊率达到85%以上。
——全民医保体系不断健全。财政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320元。所有省份都开展了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其中10个省已全面推开，全年筹资155亿元，243万人受益，大病患者实际报销比例提高10个～15个百分点。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全年已有33万人获得救助。
——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做好常用低价药品和儿童用药供应保障工作，已完成7个品种的定点生产工作。5个试点省份实现了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与国家监测平台的互联互通。在17个省份的34个县开展基层卫生综合改革重点联系点工作，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人均35元。
——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出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组织遴选了559个培训基地，中央财政投入15亿元支持招收5万名住院医师参加培训，招收5600多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为基层储备全科人才。
——健康服务业加快发展。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民营医院达到1.2万家，诊疗服务量同比增长13.4%。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意见，累计近17万名城市医院医生到县乡医疗机构执业。
——医疗秩序呈现可喜变化。截至2014年11月底，涉医违法犯罪案件同比下降10.6%，医疗纠纷数量同比下降18%，人民调解成功率达85%以上，全国共有5万多家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6000余家医疗机构参加医疗风险互助金，医疗秩序总体向好。
发布会透露，2014年，我国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进一步提升，全国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下降2.4个百分点。全国1640家三级医院与3758家县级医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2.6万名县级医院骨干医师接受了上级医院培训，培训农村卫生人员56万人次，支援乡镇卫生院3644家。信息化步伐继续加快，已有2000多家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应用电子病历的医院超过8000家。
10. 标题:独家解读广东医改惠民新政:分级诊疗将出台
来源：南方日报?2015年1月13日
链接：
http://news.southcn.com/g/2015-01/13/content_116166881.htm
主要内容
13日，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将在广州召开。记者提前采访省卫生计生委负责人，独家了解到一批改革惠民新举措：
提升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能力
看病难，其实是看大医院、大专家难。关键在于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珠三角特别是广州的医疗水平高，粤东西北低。
为改变这种情况，省卫生计生委提出，要实施“巩固广州医疗高地、优化珠三角、提升东西北”的发展战略，以加强县域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体制机制，显著提高粤东西北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尽快形成群众就近看病就医的良好态势。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陈元胜表示，今年将研究制订广东省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意见，新增2—3个试点城市。当前广东严格控制公立医院规模，但鼓励部分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弱的地区加大投入，提升服务能力。尤其是粤东西北地区，仍要坚持改革和发展并举，既要按照国家要求推进县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又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鼓励建设乡镇卫生院周转房，增强城乡居民对县域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度，努力实现“90%病人不出县”的目标。
“看个感冒也挤大医院，社区医院门可罗雀。”这是一个老难题。今年，广东将制定出台构建分级诊疗体系的政策，通过组建医联体、对口支援、多点执业等形式，提升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综合运用医疗、医保、医药、价格等手段，促进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秩序。
打破审批“天花板”，发展民营医院
目前公立医院独大，而民营医院整体发展滞后、社会口碑不佳，导致竞争不足。截至2014年底，我省民营医疗机构449家，比上年增加42家，总诊疗人次同比增长6.5%。
今年，广东将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社会办医。除县级医院外，原则上不再审批新建、扩建公立医院。省卫生计生委提出，各地要切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打破社会办医审批的“天花板”“玻璃门”，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下决心做到机构放开，不得以规划限制为理由拒绝社会资本申办医疗机构；执业放开，尽快放开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各地探索推行区域注册，并全面实行医师多点执业备案制；医保放开，符合条件的民营医疗机构均应纳入医保范围，激发社会资本投资办医的活力。鼓励各地发挥公立医院的品牌、管理、技术和人才优势，解决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瓶颈问题。
“三无”病人可申请疾病应急救助基金
现在医院经常会收治一些身份不明或者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三无”患者，垫付了很多经费，造成医院运营压力，个别甚至可能出现“见死不救”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广东省政府去年底已出台政策，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通过财政投入和社会捐助等渠道筹集的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对于紧急救治发生的费用进行补偿。从今年起，省财政每年增加安排省级医疗救助资金2000万元，专项用于对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补助。各地市要尽快制订当地的实施方案，安排专项基金，做好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核报核销工作。
9.62万对夫妇申请“单独两孩”已获准
2014年广东的一件民生大事就是“单独两孩”政策顺利落地，实行“四证一表”一站式审核，简化了流程。据统计，目前全省累计已有9.62万对夫妇申请获准。另外，去年广东进一步加大对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力度，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分别由每人每月120元、150元提高到不低于500元、800元。今年省卫生计生委将密切跟踪“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适时开展政策实施情况评估，及时修订《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推进生育服务证和再生育审批制度改革。
今年一个重大民生利好，就是全面开展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出生缺陷防控，决定启动综合防控项目。省财政计划投入11亿元，从今年起连续三年加强85个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出生缺陷综合干预中心建设，强化出生缺陷三级防线，实施地中海贫血、唐氏综合征等出生缺陷干预项目。
每周一次大扫除，严防登革热
去年广州等地的登革热疫情，暴露了“爱国卫生运动”这个老体制在新形势下的漏洞。为此，省政府不久前出台《关于全面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强化爱国卫生经常性工作。今年要坚持落实好每年一次爱国卫生月、每月组织一次清除卫生死角和四害孳生地为主的统一行动、每周进行一次环境卫生大扫除的“三个一”环境卫生整治制度，切实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省将在春节前通过发布海报、倡议书和组织媒体集中宣传等方式，拉开今年全面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的序幕。
有医疗纠纷，找“医调委”第三方调解
医患纠纷近年持续激化，引起社会关注。今年广东将继续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强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预防和处置医疗纠纷中的主体责任，一旦发生纠纷，医疗机构要积极主动应对处理，避免矛盾激发。继续发挥好医调委等第三方组织作用，推广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建立完善“三调解一保险”制度体系，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保持严厉打击、依法惩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11. 标题:公立医院，当谋医改“最大公约数”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5年1月13日
链接：
http://jjckb.xinhuanet.com/2015-01/13/content_534316.htm
主要内容
编者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的医改也要进入新常态。公立医院是否把以病人为中心，建立安全有效、快捷方便的运行机制，扎实改善医疗服务作为一种新常态，革故鼎新，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创造性思维，真枪真刀去改善，要看细节，更看改革措施的力度和行动。正像古语所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今天，进入深水区的医改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更显艰巨复杂。公立医院如何着眼于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围绕改善医疗服务目标实践，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下决心突破思想观念的桎梏和利益固化的藩篱，让改善医疗服务跳出纸上谈兵，坚决唾弃形式主义，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改善医疗服务的清晰思路、一招一式的踏实改善步伐，探索改善医疗服务“最大公约数”的成功实践，为改善医疗报务提供了经验。
从今天起，本报将以［医改大版图上的“郑州中心坐标”］——《崛起篇》、《创新篇》、《服务篇》、《谋略篇》系列报道，讲述他们改善医疗服务的创新性探索和实践，对整个行业的改革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值得各地借鉴。
善谋医改全局者，必先谋一域。在郑州市委、市政府和郑州市卫生计生委领导的重视下，由郑州60多家县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参加，率先在我国构建的郑州区域医疗联合体，落子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新的棋局，从谋篇起笔到提速升级，形成郑州医联体“雁阵”巨大“郑州医联磁场”，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和河南省、郑州市相关领导的重视。
草长莺飞时节，中原大地生机盎然，满眼一派新绿。2014年4月，国家有关部门领导来到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现场调研听取医院郝义彬院长分级医疗、双向转诊、区域医疗联合体改革工作汇报。
有关领导说，作为中心医院，要肩负起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担子，鼓励医院要在三级医疗联动方面大胆探索，争当“医改”排头兵。
面对鼓舞，建院60年的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信心满满！一个个医改的“春天故事”，正在激情书写。
郑州“龙头”大院，筑梦“升级”，春意葱茏。
在医改的大舞台上，顺势作为，创造郑州医疗卫生史册上多个第一，谱写郑州“龙头大院”的美好新篇章
2014年12月30日，在《光荣与梦想》的雄壮院歌声中，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走过了风雨60年。
60年，一个甲子年。在漫长的时光里，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像家一样，给成千上万的城乡病人带来温暖，送去希望，留下一个个温馨的瞬间。医生们以医本仁术，诠释着对人类生命的尊重。
回到60年前，新中国“一五”期间，国家决定在郑州建设规模宏大的棉纺基地，为当年2万多名纺织工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河南省纺织管理局医院，奠定了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的雏形。
60年后中原腹地，黄河岸边，崛起一座崭新的现代化的三级甲等综合大型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郑州卫生计生委主任顾建钦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60华诞颁奖典礼时说，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拥有郑州市多个第一：
郑州市中心医院床位规模，目前是郑州市市属医疗卫生机构第一。现在他们有2600多张床位分布在五个院区。中心医院有郑州市最多的五家分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拥有郑州市属综合医院比较健全完善的学科。他们有70多个临床和医技学科，特别是在临床检验、神经内外科、心脏内外科、内分泌科等学科，在郑州市有六个省市重点学科，而且这些学科在市属学科中名列前茅。
郑州市中心医院也是郑州市第一个建立区域医疗联合体的医院。这所医院从2012年年底到现在，建立了拥有60多家合作单位的区域联合，他们的服务半径主要是郑州市西部的地区，他们的服务人口已经达到230多万人，拥有的床位已经达到6000余张。
郑州市中心医院也是郑州市2014年度业务收入、业务总量全市第一的医院，年门诊量160多万人次。
郑州市中心医院还在建立药物基因检测实验室、建立临床转化医学中心、建立与郑州大学附属医院科研、教育、培训、信息网络平台方面，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
“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建院60周年之际，医院干部职工忘不了支持中心医院建设发展的河南省市区各级领导、各级部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郝义彬说。
一代代中心医院人历经创建、跋涉之艰辛，更有几改归属、几易院名之坎坷。风雨中，中心医院人“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始终未变，中心医院人“病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服务理念始终未改，中心医院人对现代医学科学精神的不懈追求和对大医精诚的传承弘扬始终未易，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中心医院在河南省市属医院中第一批被评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两次荣获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并被评为“人民满意医院”；“2013中国省会城市市属医院·综合竞争力100强医院”榜单中，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名列第六位。
树立“归零”的心态，奋起发展核心驱动力，全方位激活医院核心竞争力的多重元素
针对一种居功自傲的“乐观”氛围在医院里蔓延，新一届医院领导班子清醒地意识到：光环背后，其实是危机暗伏。
树立“归零”的心态，昂头奋起直追。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愈加感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医疗技术和科研水平，技术和科研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元素。发展目标是解决疑、难、急、重的医疗诊治。
近年来，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着力提升技术水平，构建科研平台，以介入、心脏康复、转化医学、皮肤病等为龙头，为提升医院的整体医疗服务水平搭建了坚实平台。
病人有需要，技术就要有发展。在已拥有心脏介入、周围血管介入、神经血管介入、综合介入等多项资质的情况下，中心医院领导站位高远，总揽医学科学发展趋势，围绕区域医疗中心的战略目标，着力解决疑难重症患者诊治问题。
他们分别邀请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彦豪教授和北京安贞医院、国内知名心脏外科专家周其文教授及其团队正式加盟，使患者能享受到国内知名专家高水平的介入治疗。
一个优秀的人才，能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郝义彬表示，“今年，医院至少要引进五个国内知名的专家团队，在两到三年的时间内，培养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搭建医疗服务平台，树立全省乃至全国重点专科建设的标杆。”
思路决定出路。坚持把学科管理作为医院发展的基础，通过特聘专家团队的引领、示范作用，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团队、品牌学科，在中心医院集群绽放。
成立心脏康复中心和国际欧亚科学院胡大一院士工作站，这是医院致力于构建心脏疾病诊治开启的医学新模式。借助院士工作站平台，积极探寻“讲健康、做预防、推康复”心脏康复之路，形成覆盖“防、救、治、康”的完整的服务链，推动医疗资源的布局合理。
成立转化医学中心，这是该院致力于构建从实验室到病床通道的有益尝试。中心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宏灏教授等一批专家团队，以推动医学科研顺利向临床诊疗应用转化，同时运用肿瘤生物免疫细胞疗法、个体化用药的基因学检测等先进的医疗手段为患者服务。
成立郑州市皮肤病医院，促进了郑州市皮肤病医疗水平的提升，该院多项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
在党和人民的怀抱中茁壮成长，要用真诚义无反顾地体现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公立医院要时时刻刻不忘医院姓“公”
“公立医院改革第一位的就是公立医院的公立性。在医疗改革的过程中，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公立医院，为百姓服务，保障人的健康，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职责。”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的员工没有忘记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叮咛嘱托，义无反顾体现着公立医院的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
传递正能量，开启善时代当先锋。
2014年12月29日下午，2015年郑州市慈善项目发布会在嵩山饭店举行。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郝义彬作为慈善项目合作单位唯一代表在大会的发言，引来雷鸣般的掌声。2015年医院承担的慈善项目增加至6项。医院在2014年共救助贫困病人224人，救助基金近200万。
2014年9月起，由国内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胡大一教授发起成立的大医博爱志愿者服务总队、医药卫生报、河南省医学科学普及学会主办，中心医院承办的“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大型公益活动在汝南、兰考、温县如期开展。
医院党委书记丁凡表示，在未来3年内，“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大型系列公益活动将在河南18个省辖市和10个省直管县（市）陆续举办，最终达到传播健康理念，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护佑基层群众健康的目的。
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这样的公益活动数不胜数。
多年来，中心医院积极履行公立医院职责，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已经为2383名在郑务工人员、8263名全市出租车司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开设孤残儿童救治病房、无主病人救治病房，救治无主流浪人员3744人，医院为此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最大限度的便民利民惠民。
12. 标题:防止既得利益集团误导医改
来源：东方早报?2015年1月13日
链接：
http://opinion.hexun.com/2015-01-13/172322699.html
主要内容：
医改始终伴随着争论，这是好事。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既得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制造舆论、误导政府、误导媒体、误导公众。随着医改触动的利益格局越来越大，利益集团对医改的干扰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先来看看国际上的教训。美国医改中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商业保险公司、医药商业集团等。商业保险公司担心“全民医保”会挤压他们的利润空间，医疗器材和药品行业是利润率最高的行业之一，医改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控制成本，医药企业当然对此心怀不满。利益集团误导医改的手段主要有哪些呢？
手段一：政治游行和运动。据统计，美国历史上游行所涉及的议题频率，老年和穷人医疗保险分别达到22.3%和10.6%，位居第一和第四位，2009年9月，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地区爆发的反医改万人大游行，其背后支持者就是美国保守势力，反对奥巴马全民医保和控制医疗费用的措施。
手段二：游说国会议员。根据美国媒体报道，2004年医药企业在游说上花费了12.3亿美元。自1998年以来，超过1600件法案因为游说而通过或者修改。2000年，韩国医改启动之时，医药企业联手通过政治游说的方式，改变了政府对药价定价策略，致使2000年韩国药品花费同比增长52.1%，形成了“越改越贵”的尴尬局面。
手段三：政治捐助和献金。自1998年以来，世界前20位医药企业政治献金花费超过14.3亿美元。单单安泰一家医疗保险公司，就在2009年向参议员乔利伯曼提供了超过111000美元的政治捐款，直接影响政策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手段四：直接安插人员进入政府。卡特总统负责医疗健康事务的副秘书长就来自于医药企业利益集团。
手段五：操纵媒体和舆论宣传。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医学会就每年花费上千万美元在广播、杂志以及报纸上攻击美国全民医疗计划。1993年，由美国健康保险协会（HIAA）资助的经典“哈里与路易斯”在电视上以间歇广告的形式放映，用来反对总统克林顿倡导的医疗改革计划。在法国，“9大工业集团”在2002年总统大选前期，利用媒体直接攻击若斯潘政府医改计划。
手段六：操弄意识形态。1993年克林顿推行医改，美国医生协会雇佣了包括前总统里根在内的一批演员，在全国巡回表演，他们拿着苏联的镰刀锤子旗，告诉美国老百姓:如果让政府掌握医疗，美国就会从“自由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在英国，自1998年工党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医疗改革，也被保守派利益集团贴上“叛徒”“苏联社会主义”的标签。
这些现象的出现，虽然被各种各样的外表所包装着，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无利不起早”，通过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拿得上台面的、拿不上台面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西方国家，由于利益集团掌握着大量的媒体、记者和学者，所以他们所制造舆论的煽动性很强，而且，这些舆论宣传很巧妙，并不是直接站出来替自己的利益说话，而是打着为普通老百姓着想的旗号，把自己的利益诉求掩盖在其中，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很能蒙蔽人，以至于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比如，在2009年美国一次反医改的游行中，游行群众打出了“keepthegovernmentoutofmyMedicare”（政府不要干预我的Medicare）的标语。但殊不知，Medicare本来就是美国政府举办的最大的医保项目。这个项目的费用不断上升，背后正是医药利益集团追逐利润所推动。美国老百姓在媒体的轮番轰炸下，误以为政府干预才是他们看不起病的根源，看来利益集团的宣传确实很巧妙。
中国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当前，医改要继续深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形成的药品流通环节的利益链。根据各地摸底的情况，在药品出产价到销售价之间数倍、甚至十数倍的差价中，医院和医务人员拿到了三分之一左右，而大部分被药品流通环节拿去了。一旦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政府得民心，患者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舞，但受损失最大的就是药品流通环节黑色和灰色的利益。
因此，从2011年基层医改实行新的药品招标制度以来，医药利益集团制造舆论、反对和误导医改的声音就不绝于耳。2011年下半年，一些媒体密集地发表了大量否定基层医改的报道，其主要口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取消药品加成之后，政府投入不足了，效率下降了，医生不干活了，患者外流了，药品配送不上了，等等。结论是一个：基层医改搞不下去。
从表面上看，这些报道是在“为民请命”，理直气壮。但是，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这些报道所点名的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之后，发现这些报道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是故意夸大，要么是选择性报道。例如，一篇报道说某地实行基本药物制度之后“药品配送不上”，但是经过了解，这种现象仅仅出现在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头两个月，是新的配送企业磨合不到位造成的，从第三个月开始就能够及时配送了。一些患者反映的“药品少了”，是因为过去滥用的那些不合格的、不符合标准的药品消失了。
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学者，长期以来从来不关心基层，而是一直主张医疗市场化，现在为什么一下子突然变得关心基层、关心村医了呢？这样前后贯穿起来就能看明白，他们关心村医是假，借村医的嘴来否定基层医改是真。在基层医改之后，乃至到现在，确实有一些地方对村医的投入和保障仍不到位。但是这绝不构成反对基层医改的理由。要真正做到保基本强基层，首先要把大医院虚高的药费降下来，这样才有可能调整投入结构，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基层。而这些专家，一边表面上替村医喊冤叫屈，一边又不让大医院控制药费，甚至号称医改已经让医药产业“腥风血雨”了，声称“不能让砍药成为医改法宝”。这到底是在替村医说话还是在替药品流通行业说话，难道不是路人皆知了吗？
最近关于福建三明市医改的争论是这场争论的延续。最近对三明医改的争论，批评的观点主要来自和药品招标有关的网站。联想到在改革过程中，一些药厂联合起来要对三明切断供应。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了，实际上就是要拉着整个医药行业垫背，来反对旨在规范药品流通、减少过度用药的改革。这些现象值得重视。
13. 标题:医改是世界性难题人民日报揭欧洲医疗困境
媒体:人民网-健康卫生频道?2015年1月13日
链接：
http://cm.health.gmw.cn/2015-01/13/content_14483177.htm
主要内容：
日前，人民日报连发两篇文章，指出欧盟及英国均存在医疗困境。可以看出，医改并非中国独有的难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6日，人民日报国际版刊发两篇文章，《头号“杀手”暴露欧盟医保制度弊端》《英国医改，路在何方？》，分别指出欧盟及英国的医疗困境。
欧洲死亡人数的77%源于慢性病
暴露对慢性病的关注十分不够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欧洲15岁以上人口中有超过1/3受到慢性病的折磨，死于慢性病的比例占到总体死亡人数的七成以上。为此，专家建议，欧盟需要改革现行医保体系，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积极为每一个人的健康构筑防护网。
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欧盟每年用于治疗慢性病的支出约为7000亿欧元（1欧元约合7.5元人民币），占到欧盟医疗支出的70%—80%。
世卫组织的报告称，欧盟现行医疗保障支出在分配上不利于防治慢性病，需要进行相应政策调整。欧盟目前将97%的医疗预算都用在了急性和慢性疾病患者的救治上，而疾病预防方面的支出只占到医疗预算的3%，加大预防性医疗支出是欧盟需要考虑的政策选项。
新任欧盟委员会卫生专员威特尼斯?安德鲁凯吉斯表示，未来5年将致力于改革现有医保制度，加大对慢性病预防的投入，“我想把工作重心放在疾病预防上，因为我相信在预防方面投入越多，在治疗方面的支出就会越少，人们的健康状态就会越好”。但有分析指出，欧洲的医保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欧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被赋予的权力有限，要想在短时间改变现状恐怕不容易。
英国从全民医保典范到全民诟病
医疗开支令政府不堪重负、民众日益不满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以其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为荣。英国1946年《国民健康服务法》规定，无论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无论个人支付能力大小，都应得到免费的全方位医疗服务。NHS在此基础上建立，宗旨是实现全民覆盖：即国家税收是主要资金来源，个人无需购买医疗保险。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慢性病负担增大，医疗费用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每年都在飞速增长。缺乏竞争导致医疗机构渐失活力，医护人员积极性不高，再加上机构臃肿导致官僚之风盛行，患者的不满情绪加剧，一些患者为得到满意服务，不得不自费去私立医院。
尽管英国政府不断探索医改之路，但至今改革收效甚微。
迫于医院基础设施亟待扩建和资金短缺的压力，英国政府从1992年就开始探索利用公私合营的模式建设和运营公立医院。2012年3月，《医疗与社会保健法案》在议会通过。新法规定，任何达到价格要求的医疗服务提供商都能参与NHS竞争，即允许私营医疗机构参与到医疗服务市场竞争中。
从2003年至今，政府通过独立医疗中心向私营医疗机构输送了至少50亿英镑资金，使本来就紧张的医疗预算更加捉襟见肘。但这些医疗中心拿了钱，并没有完全兑现医疗服务承诺，病人获得的服务实际上在减少。
现在人们担心，越来越多的NHS机构将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需要购买高额医疗保险的私营医疗机构。
14. 标题：聚焦“中国式医改”中的甘肃中医药
媒体:甘肃日报?2015年1月12日
链接：
http://gs.cnr.cn/gsxw/jzgc/20150112/t20150112_517392910.shtml
主要内容：
医药对于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更是关乎社会稳定与发展。2009年，我国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自此走上了医改这条并不平坦的长路。2014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要坚定推进医改，用中国式办法解决世界难题。”到底什么是中国式办法？近年来，我省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医改政策，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诸多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在中医药事业方面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这必将会在某些方面为医改的“中国式办法”打开一条新的思路。新年伊始，我们走进了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邀请甘培尚局长为我们详细解读了近年来我省在中医药改革方面的探索与成就。
六位一体整体推进
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
自2009年医改全面开启之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批准北京东城、上海浦东新区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2011年7月，甘肃省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签署协议，协定共建我国唯一的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据甘培尚介绍，近几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省委、省政府从资金、项目、政策、人才方面给予了中医药事业极大的支持。省卫生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等多次联合发文，针对中医药事业的政策就达到30多项。不仅如此，我省还坚持“医疗、教育、科研、保健、文化、产业六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发展理念，在中医人才培养、中医药企业发展、中医药文化宣传基地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有效推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我省地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人口比重大，这对于建立惠及大众的医疗卫生体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我省又是全国中药材资源大省，当归、黄芪等道地中药材种植在全国占有重要比例，中医药应用在群众中亦有深厚基础。面对这种情况，发展中医药必将成为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途径之一。甘培尚介绍，我省在省级、市级、县级各大医院层层推进中医药，尤其是县乡村基层医院的中医药发展已初见成效。2011年，我省出台了包括城乡居民中医药诊疗服务费用全额报销制度在内的几十项发展中医药的政策措施，使中医药服务基本覆盖城乡基层医疗机构。也是从2011年开始，甘肃城乡居民住院、门诊开目录内中药，或使用扎针、拔火罐等中医适宜技术，医保和新农合将100%报销。此外，我省还在农村地区利用“中医讲堂”“健康上墙”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中医基础知识，同时加大对村医的培训力度，让中医药成为解决基层群众“看小病”的主要手段。在市级、省级医院，加大对中医药学科建设、科研建设的力度，推行中西医错位发展。同时，还在全省综合医院建立中医科，在全省疾控机构设中医药防病科，并将中医“治未病”纳入到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近日，我省卫计委印发《甘肃省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专项推进行动实施方案》，规定从2015年1月起，综合医院设置中医管理科，配备专人负责医院的中医药工作，并将中医科纳入一级临床科室管理；医院住院部中医病床数不低于医院标准床位数的5%，至少60%的西医临床科室设置中医综合治疗室，提供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甘培尚告诉我们：“我省公立医院平均门诊费和住院费连续几年来均低于全国水平，并且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评比中名列第一。”这足以说明，我省中医药发展确实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为人民群众带来了便利。
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
搭建中医药教育主阵地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医更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华。甘培尚说：“中华文化精髓的一部分就是中医药文化。”近几十年来，受到西医的冲击，中医的发展逐渐没落，中医药人才更是严重匮乏。因此，中医药改革的重点在于人才的培养，用甘培尚的话说，“没有人，中医事业就没有载体”。在近几年的医改中，我省开创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医人才培养方式，为探索医改的“中国式办法”提供了可推广的经验。
首先，我省开展了“中医学经典、西医学在中医”教育，学员有各级医师以及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的医师、护士、药师、技师和乡村医生，将中医药适宜技术、中医护理技术、中医“治未病”服务、中成药及中药注射针剂合理使用、省内调剂使用的院内中药制剂等，纳入“西医学中医”内容。并且依托省级、县级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基地，筛选25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对各级医护人员进行培训，要求省、市、县、乡、村和社区每名医护人员至少掌握15项中医药适宜技术和6项食疗保健技术。
其次，我省还开展了“五级师承教育”，省、市、县、乡、村五级遴选出有经验的老中医，采取跟师临床或操作、集中授课等方式，让学员全面、系统地继承指导老师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或技术专长，提高临床诊疗或技术水平。师承教育工作教学时间为连续3年，第一期在全省遴选出指导老师1295名、学术继承人3353名，最终3097名继承人结业考核合格。2014年，第二期五级师承教育班已正式启动。甘培尚指出经验在中医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有将现代的学历教育与传统的经验教育相结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中医药人才。
此外，奖励中医世家、评选基层名中医也是我省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重要方式。我省对三代及以上学医的“中医世家”进行褒奖，并且每三年评选一次基层名中医，以促进全省基层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充分调动中医工作者的积极性。
发展中医药产业
打造名牌精品效应
不久前，我省皇甫谧文化园、岐伯文化园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复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这对于我省开展各种中医药文化活动，弘扬和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搭建全省中医药与全国、全世界交流沟通的平台与窗口，促进我省中医药事业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甘培尚介绍，皇甫谧文化园、岐伯文化园已多次成功举办各类国内和国际性的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交流活动，其文化、宣传、旅游的品牌效益正在扩大。
就在我省陇东南（庆阳、平凉、天水、定西、陇南五市）被国家旅游局批复为国家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创新区之后，我省马上出台了《甘肃省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借助甘肃旅游、中医药文化与健康养生资源丰富、品质高端的优势，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批功能齐全、地域特色明显的集中医康复医疗、养生保健、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中医养生旅游产品。
我省是名副其实的医药大省，不仅是医学鼻祖的故里，而且是中医药材生产大省，种植面积逾360万亩，产量位居全国前列。但是，与高产量相对应的却是极低的附加值，不利于中医药的长期发展。甘培尚介绍，下一步，我省的目标是促进中医药转型发展，实现以事业带动产业。2013年，国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我省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面对这一机遇，省卫计委以提高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为重点，积极拓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医药卫生领域，特别是中医药领域的合作，先后与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匈牙利、摩尔多瓦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建立中医药及卫生人才合作关系，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并陆续启动了实质性合作。此外，还与相关国家联合成立岐黄中医学院，在当地医院成立中医科、建中医门诊，开展中医药进修培训和中医医疗服务探索，促进当地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对中医药的认识、认可和接受。2014年，我省被确立为对外中医药贸易重点省，著名药企佛慈药业被确立为骨干企业。借助“一带一路”的地域优势，我省中医药必将实现走出去的目标，实现中医药产业的全面发展。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如何利用中医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如何发展中医药文化，是探索中国式医改的重要途径之一，更是关乎文化传承、民族发展的大事。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我省将继续探索，推动中医药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5. 标题:2015医改：如何告别徘徊不前
媒体: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1月12日
链接：
http://www.cmt.com.cn/detail/693983.html
主要内容：
医改迟滞不前的原因，首先在于利益关系固化，一些国内外医药企业通过商业贿赂，把高价药塞进医保目录，甚至出现了专门帮助药企将药品列入医保目录的公关公司。一些医务人员出国旅游、培训、子女上学，都由医药代表一手安排。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利益链不打破，一切改革措施都会被抵消。
2014年，是医改徘徊的一年。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难以避免的现象。好比登山已经度过了开始阶段的兴奋，感受到了疲劳，进入到了爬坡上坎的艰难阶段。
医改方向分歧
如果说，2014年是“医改徘徊年”，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理论上，主要是对已确定的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的医改方向，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另起炉灶”的声音。自本世纪初酝酿本次医改以来，一直就存在着政府主导、公益性方向和市场主导、多元化方向的争论。2009年中共中央6号文件确定了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的方向，但是争论并未停止，而是以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
2013年底以来，一些主张医改应重回市场化道路的声音逐渐增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包括：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放权让利，医疗当然也是如此。第二，现在经济增速下降，财政力不从心，不可能再拿出大量资金。第三，2013年以来，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鼓励健康服务业发展、鼓励商业保险(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为名义)发展、放宽社会资本办医限制、放开非公立医院服务价格、严格限制公立医院发展的政策。特别是2013年11月25日，国家发改委下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取消药品政府定价，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这些做法，无一例外地向市场传递出“医改方向要变了，要另起炉灶了”的信号。以至于2014年的一段时间，投资医疗服务业、圈地盖楼买医院、举办高端医疗，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热点。
但与此同时，另一些观点则针锋相对。他们指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也不能只讲市场的作用，而不讲政府的作用，就更不用说医疗等民生领域了。在医改所有的措施中，发展社会办医、搞健康服务业，只是锦上添花，而公益性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雪中送炭，健康服务业只是医改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主体，更不能替代医改的地位。还有观点认为，发改委因为反腐败就取消药品价格管制，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不负责任的懒政行为。
2013年，在健康服务业新政的刺激下，医疗领域的投资十分活跃。这对于增加医疗资源、提供多元化服务、满足老龄化和高端人群的需要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科学、不理性的乱象。市场一度过于乐观地估计医疗服务业规模，依据是：美国的卫生总费用达到GDP的18.5%，欧洲也达到10%以上，2020年中国GDP达到90万亿元，按10%计算卫生总费用就是9万亿，对比现在的3万亿元，还有6万亿元的增长空间，许多资本就是看着这一空间而跃跃欲试的。但实际上，美国高昂的医疗费用，正是导致经济竞争力下降、社会矛盾凸显、企业成本提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并没有条件承担这样高额的费用。一些投资者把买医院、炒地皮作为挣快钱的手段，还可能带来新的经济风险。
针对改革方向的偏差，医疗卫生领域的知名学者、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萧庆伦教授专门在《柳叶刀》杂志上撰文，直接警告“中国医改可能触礁”，他指出，“医疗私有化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若私立医院的诊疗人数所占比例从当前的10%升至20%，将加剧医疗服务质量的贫富差距，这与先前向全民提供更平等医疗服务的政策宗旨相违背。”他批评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幼稚地把医疗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
医改推进迟滞
除了指导思想和方向上产生分歧之外，医改的实际工作进展不快，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缓慢，迟迟难以取得突破。
2012年之前，医改的重点是基层医改，实现了基本医保全覆盖，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了基本药物制度，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大大提高了就医的可及性和便利性，这是历史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公立医院的改革始终未能全面启动，公立医院长期存在的以药养医、药品价格虚高、药品回扣、大处方大检查的现象，并没有减少，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医院的人员工资和运行经费仍主要依靠服务收费解决，医患之间仍存在利益冲突。公立医院费用快速上升，完全抵消了基层医改的成效，而且给老百姓带来了更重的负担。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同2007年相比，全国卫生总费用从1.12万亿元上升到3.2万亿元，六年上升到原来的三倍，速度远高于居民收入上涨速度。我国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三种医疗保险的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3.8%、44.9%、38.0%，远低于能有效分担风险的水平(70%～80%)。
当然，公立医院改革并非没有成功案例。福建省三明市就是公立医院改革中一个突出的亮点，在2014年引起了国务院分管领导、相关部委以及全国业界的关注。三明市本来不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但他们“自带干粮搞改革”，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带来的医保基金亏空的问题。改革的几大措施均刺中要害：一是取消以药养医，通过招标和严格监管，挤出药品流通环节的水分和腐败;二是医务人员实行阳光工资，年薪最高一档达到25万元，并且逐年增加，以消除灰色收入的动机;三是建立医院和院长绩效考核制度，并和院长收入挂钩。三明市的改革成效十分显着：2011年到2013年，次均住院费用从4082元下降到3876元，其中个人自付费用从2193元下降到1560元，全市药品费用从9亿元下降到5.67亿元。2014年前10个月，药占比下降到27.5%，远低于全国和福建省40%以上的水平。由于药费大幅下降，医保报销比例上升，患者负担减轻，医务人员收入增加，滥用抗生素、大处方等现象得到遏制。这都是长期以来医改孜孜以求的成就，在全国是很少见、很难得的成功案例。因此，自2014年年初开始，随着刘延东副总理来三明考察并给予肯定，国家卫生计生委在三明召开公立医院改革现场会，全国各地也掀起了学习三明的热潮。
然而，触动利益的改革总是会遇到反对声音。三明医改中，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得鼓舞，政府得民心，唯一利益受损的是原来依靠高定价、高回扣牟利的医药流通企业。2012、2013年，在医疗服务继续增长的情况下，三明市公立医院药品总费用出现绝对下降，分别比上一年下降3.6%、14.0%，而同期全国的增长率分别为23.8%、13.9%。因此，2014年，随着三明医改在全国的影响增大，三明的改革受到过去依靠药品流通环节利益链“潜规则”受益者们的反对，他们在微信等新媒体上掀起了反对三明医改的舆论。当然，由于改革的成效是显着的，直接否定三明医改并不容易，主要是间接地否定，认为三明医改太特殊、分管领导太强，其他地方不可复制，是一个“孤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既得利益在作怪。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指出：三明医改针对的问题具有普遍性，采取的办法具有普遍性，改革的条件具有普遍性，将其推至全国，其实只需领导人的政治决心。
三明医改的成功，也揭示了全国医改迟滞不前的原因。医改难，首先难在利益关系固化，一些国内外医药企业，通过商业贿赂，把高价药塞进医保目录，甚至出现了专门帮助药企将药品列入医保目录的公关公司。一些医务人员出国旅游、培训、子女上学，都由医药代表一手安排。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利益链不打破，一切改革措施都会被抵消。
强力重启医改
回顾2012年之前，之所以基层医改推进顺利，成效显著，与把医改办设在综合性改革部门有直接关系。医改涉及多个部门，卫生部门主管医疗卫生机构和行业管理;人社部门管理医保经费;发改部门管投资、价格和药品;财政部门管财政投入。在综合改革部门设置医改办，地位比较超脱，执行力强。
2013年机构改革之后，把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医改办从发改委调整到卫生部门，虽然实现了业务对口，但是客观上也削弱了改革的推动力量。这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改革深化的体制上的原因，这一问题在未来亟待尽早取得突破。一些学者建议，可以直接将医改办划归到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强力推动改革。
面对医改徘徊不前的局面，一些有责任感的人士纷纷提出呼吁。2014年年初和年底，卫生部原部长、上一轮医改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高强在《人民日报》和一次论坛上两次批评公立医院改革进展缓慢，破除“以药补医”的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药品生产和购销秩序仍比较混乱，药价虚高、商业贿赂和药品回扣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由于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不力，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更加严重，引起了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2014年年初，全国多地连续发生恶性伤医事件，给全国医务人员的心理和实际工作都带来很大冲击。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保护医护人员安全，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肃处理。”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医改明星城市”江苏镇江考察。他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习近平的镇江讲话，在关键时刻为医改把关定向，校正了医改的方向。这一讲话明确指出：医改的重点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不是市场化、多元化，医疗卫生工作的目标是“全民健康”，而不是刺激GDP的增长。这对两年多来处在迷茫、徘徊状态的医改来说，是一个十分及时的指针。
展望新的一年，随着反腐败的深入、政府职能的到位，以及三明等公立医院改革已经取得突破的地方示范效应，再加上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医保基金将面临更大的支出压力，医改将有可能受到各种推力的综合作用，尽快走出迷茫徘徊的局面。
显然，在经历了漫长的徘徊之后，2015年医改将重新调整方向，也将成为医改的关键年。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把握医改的基本宗旨，破除强势利益集团的干扰，大力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才能早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中国”的目标。
第二部分：北京范围
16. 标题:聚焦北京区县两会各区县医疗现状与发展
媒体:千龙网?2015年1月16日
链接：
http://gov.163.com/15/0116/17/AG3MBFI700234IJD.html
主要内容：
核心提示：自去年北京市执行“单独二孩”新政以来，东城截至目前已完成两千余例审批；海淀区将实现医联体6+4格局；丰台区天坛医院项目总建筑面积35.23万平米，将大幅度缓解该院医疗床位紧张问题；朝阳区将实现全区43个街乡实体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东城：同仁与普仁医院建特色医联体
为缓解三甲医院就诊难题，东城区将推动同仁医院与普仁医院在眼科、耳鼻喉等重点特色科室方面建立专科合作。
东城区将在医师多点执业、广泛建立医联体等方面加大对城南地区医疗产业的扶持力度，并在社会资本办医的选址、办理流程、行政服务方面给予支持。
此外，自去年北京市执行“单独二孩”新政以来，东城区通过简化流程、限时办理等措施，截至目前已完成两千余例“单独二孩”审批。
海淀：今年将新建4个专科医联体
今年海淀区将建成口腔、肿瘤、中医和精神病防治4个专科医联体，分别由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国科学院西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担任核心医院，届时海淀区将建成10个医联体，实现全区19家医院和5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这是记者从今天(13日)的海淀区两会上获悉的。
海淀区卫计委副主任刘希利介绍，目前海淀区已建成东南部世纪坛医院、东北部人民医院、中西部海淀医院、中东部北医三院、西南部航天中心医院、西北部309医院6个综合医联体，到2015年4个专科医联体建成后，海淀区将实现医联体6+4格局。
“作为医联体核心医院的三甲医院等将为全区50家社区卫生服务站预留挂号”，刘希利表示，综合医院医联体以区域划分，而专科医联体则将按照专科领域划分，在区域上不设界限。今后居民有病可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里的医生会根据病人情况进行分诊和治疗，遇到需要到三级医院或专科医院治疗的情况，社区医生将通过绿色通道以网络和电话预约的方式为居民挂号。
刘希利介绍，核心医院和三级医院将安排相对固定的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定期到一、二级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查房、出诊、带教和会诊，并按照各医疗成员单位的业务特点，选择重点科室形成一对一对口帮扶关系，提升成员单位的医疗水平。同时，今后还将建立医联体影像诊断中心，通过远程医学教育平台，开展放射检查远程会诊工作，建立检查绿色通道，在医联体内扩大检查检验互认范围，减少重复检查检验。
丰台：天坛医院新址年内完工2017年可投用
昨天(14日)，丰台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丰台区区长冀岩介绍，今年迁建丰台花乡地区的天坛医院主体工程将在今年完工，预计2017年可投用。同时，丰台将推动十二中等区内优质校举办分校。
丰台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缓解区域医疗资源紧张问题，近年来，丰台加大了对优质医疗资源和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比如2014年，丰台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成立了首家跨区医联体，加快推进口腔医院迁建工作等。
“于2013年年底开工建设的北京天坛医院，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的70%。”上述负责人说，该项目总建筑面积35.23万平米，其中地上23.26万平米，地下11.97万平米，为现在天坛医院建筑面积的3.8倍,主体工程将在今年完工。
据介绍，医院整体布局将按功能区划分为主医疗区、医疗保健和科研教学区以及教学宿舍区。新院设计床位1650张，比现有床位净增500张。建成后将大幅度缓解该院医疗床位紧张问题，同时有效提高城南地区医疗服务水平。
朝阳：东坝、常营地区将引入知名医院
记者从朝阳区获悉，今年，朝阳一些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将引入知名医院，安贞医院、朝阳医院将分别在东坝、常营地区开分院。另外，垂杨柳医院改扩建工程将开工，今后可提供750张床位，周边近百万居民均可享受到优质服务。
据了解，安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朝阳医院、北大口腔医院4所医院将分别入驻东坝、望京、常营、来广营地区，在这些地区开分院。朝阳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四所医院的建设将采用引进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目前，东坝、常营地区引进大医院建设已获市卫计委批复同意，正在开展前期立项工作。
北京中医医院还将通过疏解的方式入驻垡头地区，在总部正常接诊的情况下，垡头地区新增130亩院址。
另外，北京市东南部唯一一所综合性医院垂杨柳医院将于今年实施改扩建工程，预计将提供750余张床位。改扩建工程完工后，垂杨柳医院将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有效缓解朝阳区东南部地区百姓就医需求，为周边近百万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将进一步完善。2015年，朝阳区将加快建设小关、朝外、机场、东坝、建外等五个街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全区43个街乡实体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目前，朝阳区共运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5家，200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实现了“中心-服务站”相配合的局面，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完备的医疗服务。
17. 标题:北京市朝阳区：建立连续性医疗服务体系
媒体:联盟中国?2015年1月14日
链接：
http://union.china.com.cn/zhuanti/txt/2015-01/14/content_7600935.htm
主要内容：
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总体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实现诊疗的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引导患者有序就医，为患者提供高水平、整体性、连续性医疗服务。朝阳区人均卫生资源相对缺少并且优质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三级医院主要集中在三环以内），区域群众“看病难、住院难”问题与北京市中心城区相比更为突出。自2012年起，朝阳区启动医联体建设工作，积极探索区域医疗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
一、朝阳区医疗联合体主要做法
（一）加强政府规划引导，出台指导性文件
按照“政府整体规划，医疗联合探索；顶层设计领先，制度建设伴行；打破隶属关系，统筹辖区资源；实行分级诊疗，引导有序就医”的建设思路，有序推进4个片区及专科医联体建设，构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医疗资源纵向流动体系和不同类别医疗机构功能横向互补体系。先后发布了《关于建立朝阳区医疗机构区域化医疗服务分工协作机制的工作意见》《朝阳区区域医疗联合体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区域医疗联合体片区划分》等文件，明确了医联体的功能定位、组建原则、管理体系等。
（二）加强资源统筹，建立四个片区医联体和专科医联体
1.中部医联体
2012年11月，率先在全市启动运行了中部医联体（朝阳医院医疗联合体）。以朝阳医院为核心，由武警北京总队医院1所三级医院；朝阳区第二医院、朝阳区中医院2所二级医院；以及六里屯等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片区有3100张床位。建立了重点专科对口扶持、绿色通道、远程会诊、业务指导、责任主任、双考核和双评价等七项工作机制。其特点是先行先试，并探索从责任主任、双考核和双评价等体制机制上，由松散型逐渐向紧密型过渡。
2.东部医联体
2013年12月，启动运行了东部医联体（中日友好医院医疗联合体）。以中日友好医院为核心医院，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3所三级医院，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北京市老年病医院2所二级医院，及奥运村等1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片区有3860张床位。其特点是以中医、老年病、康复双向转诊为特色，并且在运行之初就以远程会诊为切入点，建立双向转诊技术支撑。
3.北部医联体
2014年1月，北部医疗联合体（安贞医院医联体）正式启动运行。以安贞医院为核心，包含北京地坛医院、北京华信医院、煤炭总医院3家三级医院，北京藏医院1家二级医院，大屯等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北京北亚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3家社会办医疗机构，服务范围覆盖朝阳区北部，总床位数约近3600张。北部医联体一方面开展以心血管疾病治疗为特色、以脑血管疾病康复和健康管理为主的区域合作；另一方面，努力探讨区域内国际化医疗合作，及社会资本办医参与医联体的运作模式。
4.南部医联体
2014年6月，南部医疗联合体（垂杨柳医院医联体）正式启动运行。以垂杨柳医院为牵头医院，包含双桥医院1所二级医院，及王四营等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朝阳区南部地区。其特点是医联体中所有单位均为区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未来将探索发展成以资产为纽带，实行人财物统一调配、利益统筹分配的纵向一体化的紧密型医疗集团。
5.专科医联体
探索建立以医疗技术实力雄厚的专科医院为龙头,以全区范围内的社区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为成员的儿童、肿瘤防治、中医等专科医联体，形成专科对综合的横向补充。儿童医联体于5月9日正式成立，以儿研所为龙头，含中日友好医院等6家二三级医院，及高碑店等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研所派儿科专家到社区医院出诊带教，建立导师制培训体系，指导社区医院儿科医疗业务开展。成立区域儿童危重症救治中心和新生儿（胎儿）出生缺陷医疗中心，健全网络救治体系，提高区域儿科诊疗水平。肿瘤防治、中医专科医联体正在顶层设计中。
二、朝阳区医联体工作机制和成效
（一）工作机制
1.建立了重点专科对口扶持机制
根据医联体成员单位的优势技术和重点学科，核心医院与成员单位选择部分科室形成一对一对口帮扶关系。如朝阳医院内专科与成员单位的专科结成27个“对子”，中日友好医院与成员单位结成了37个“对子”。结对后，通过建立对口扶持机制，重点扶持，在开展业务上实现互补，提升成员单位业务水平。
2.建立了绿色通道机制
一是建立患者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疑难、危重症转至核心医院，慢病和康复期患者转至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延续治疗和康复。医联体牵头医院均与医联体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预约挂号的合作机制。2014年，核心医院已下转患者1046名，其中门急诊478人，住院568人；成员单位上转患者2103名，其中门急诊1893人，住院210人。二是开设化验检查直通车。某些成员单位不能进行的检查、化验，如：核磁共振（MR）、CT、病理和一些特殊化验等，均可转至核心医院检查。2014年，核心医院已协助完成56例CT、MRI检查，其他实验室检查166例。
3.建立了远程会诊机制
建立医学影像信息系统（PACS）和心电图信息系统平台，实现医联体内资源的统一配置、信息共享。1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与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PACS远程会诊，3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与核心医院心电图的远程会诊，提升了社区影像医师诊断水平，使居民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得大医院专家的优质服务。2014年，医联体内PACS会诊1161例，心电图会诊916例。
4.建立了业务指导机制
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安贞医院、垂杨柳医院等核心医院共派出77名专家到社区出诊，2014年全年共诊治患者3.2万人次；医联体内医院接受朝阳、中日医院22名专家来院查房525次，共2192名患者得到专家提供的诊疗方案；核心医院的高年资医师为社区医务人员开设业务培训326次，培训6908人次；68名社区医务人员到朝阳、中日、安贞医院短期进修，学习新技术21项。六里屯和八里庄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康复特色，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向神经内科康复特色方向发展。
5.建立了责任主任工作机制
朝阳医院选派7名、中日友好医院选派9名、垂杨柳医院选派11名、安贞医院选派9名副高职称以上骨干作为责任主任，由朝阳区卫生计生委任命，到医联体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担任副主任，除技术方面帮扶外，还负责提升社区的管理水平，负责核心医院与社区的沟通协调等。
6.建立了双考核和双评价工作机制
为加强医联体运行管理，研究建立双考核和双评价工作机制。朝阳区卫生计生委负责对医联体核心医院和所有成员单位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核心医院负责对所有成员单位医联体相关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成员单位对朝阳医院履行核心医院职责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同时，研究探索由核心医院负责医联体内社区的基本医疗考核，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
（二）工作成效
1.形成“三个一体化”，推进优质医疗资源配置均衡化
医联体模式形成了“大小一体化、上下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从医院规模角度，促进了大医院与基层医院之间的定位互补，管理、运行、培训等层面协同发展；从人员培训角度，促进了大医院专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指导，基层人员到大医院进修培训的开展；从城乡医疗资源布局角度，城市和农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得到相同的优质医疗资源的指导，促进了城乡优质医疗资源配置的均衡化。
2.提高优质资源利用效率和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水平
通过双向转诊绿色通道，使大医院将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病症、危重病症的诊治上，同时使医联体内成员单位的床位得到有效利用。通过专家带教、查房、培训、进修等多种形式，发挥大医院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把规范的诊疗技术及时普及到基层，提高了基层医务人员对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能力及疑难病症的辨别能力。
3.促进“两个回归”，缓解群众“看病难、住院难”
一是促进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康复期患者回归一、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二是促进三级医院回归疑难重症患者的抢救治疗、专业队伍的教学培训和学术科研的引领攀登。使得大小医疗机构各司其所、各尽其能，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更合理化，使群众享受到更为便捷、优质、连续的服务。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加强组织保障。加强统筹协调，定期召开例会，完善科学便捷的转诊平台，对医联体运行的现状、困难及对策建议进行研讨，收集好的经验做法，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二）加强体制保障。不断推进医联体建设，继续建立肿瘤防治、中医专科医联体，构建不同类别医疗机构功能横向互补体系。探索医联体由松散型逐步向紧密型过渡，在体系建设成熟的前提下，组建不同形式的紧密型联合。
（三）加强信息化保障。进一步加强医联体内成员单位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加快推进区域医疗协同信息共享平台，将医院的电子病历与社区的电子健康档案互联互通，实现医联体信息化协作，为居民打造便捷的就医环境。
18. 标题:京津冀医疗合作走向成熟北京重点帮扶河北等4地
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1月12日
链接：
http://news.jwb.com.cn/art/2015/1/12/art_247_5264141.html
主要内容：
从医院之间自发性的牵手合作，到京津冀共同选定试点医院进行机制创新，再到三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圈定重点合作区域和领域，京津冀医疗合作正在从起步走向成熟，从普遍开花走向有规划有体系。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获悉，目前北京有约50家医疗机构与河北省的60余家三级医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未来北京将在河北省唐山、承德、保定、张家口这4个重点地区开展医疗合作。
大医院医生河北出诊
样板：北京儿童医院
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报告指出，北京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达70万人，其中外来病人约占1/3。河北最多，约占23%。张家口一地，去年在北京各级医院住院的患者就达2.3万。在北京儿童医院摩肩接踵的门诊大厅里，每天近万名的患儿中，有近四分之一来自河北省。
在京津冀医疗合作中，儿童医疗的合作开始较早。2013年，北京儿童医院就与河北省儿童医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两院共同打造河北省儿童疑难杂症的诊疗中心——北京儿童医院河北儿童医疗国际部。北京儿童医院知名专家定期来石家庄坐诊，并建立双向转诊和疑难重症远程会诊制度，实行“病人不动、专家移动”的就诊模式。同时危重患儿可通过“绿色通道”直接入住北京儿童医院重症病房。
“丁主任，我们到过北京儿童医院，可惜没找见您。”北京儿童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丁昌红在河北省儿童医院出门诊时，就遇到慕名而来的石家庄患儿。
去年，河北儿童医院建立小儿脊柱外科、肿瘤外科等新科室，还建立“北京儿童医院河北儿研所”，开展4个重大科研项目。
“河北儿童医院加入北京儿童医院集团，与集团各医疗机构开展医教研全方位合作，提供京津冀医院合作新模式的成功范例。”河北省卫计委副主任朱会宾说。
京冀两地其它医疗机构的合作也正在逐步深入开展。河北省已有60余家三级医院与北京市有关医疗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合作范围涵盖了北京辖区央属、市属和部队的约50家医疗机构。
打造京冀合作试点
样板：河北省燕达医院
河北燕达医院位于燕郊地区，距离北京中心城区约30公里。虽然是当地最大的三级医院，但病床空置率曾一度达到70%。与此同时，北京大医院却一床难求。
京冀两地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主要领导牵头建立医疗协同发展工作小组，双方协定，以京冀重点合作项目河北燕达医院为切入点，努力通过试点破解难题，形成可复制模式加快推广。
成为京津冀医疗一体化试点单位后，去年5月，北京朝阳医院派出5名管理人员和13个科室的专家入驻燕达医院。在京冀两地政府的引导下，燕达医院随后又与北京天坛医院达成共建“燕达天坛脑科中心”的合作方案。
合作启动以来，燕达医院诊疗工作量明显上升。2014年11月，医院门诊诊疗人次达10447人次，较上月增长17.27%，较上年同期增长142.47%；出院人次514人次，较上月增长20.94%，较上年同期增长200.58%。
打造两地合作样板绝不是简单的医院间的合作。去年11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发布通知，正式将河北燕达医院纳入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名单，这也是新农合开通的首条“京冀绿色通道”。将惠及燕达医院服务半径范围内，包括北京市通州、顺义、平谷三个区的参合农民以及居住在燕郊的京籍参合人员。
燕达医院还将率先突破全民医保在实际使用中的区域限制，有望成为首个与北京医保互通的异地医院，并实现医保异地实时结算。患者按原地规定报销。由于京冀两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政策差异较大，实行河北患者按河北标准收费，出具河北票据；北京及他省患者按北京标准收费，出具北京票据。
有选择有规划重点帮扶
样板：筹建崇礼县创伤急救中心
随着燕达医院试点逐步完善，如何推广复制这一模式成为医疗合作的新课题。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研究形成医疗合作整体工作方案，未来将会是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医疗合作，首先圈定的是四个重点区域，包括河北唐山、承德、保定、张家口。
北京市将支持在四个重点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合作，将河北省转诊率高的前10个病种作为重点，在每个地区选择2至3家医院，帮助其成为该地区的医疗中心或特色专科医院。将北京的医疗资源以多种形式的合作支持帮助重点地区的医疗水平的提高。
例如，目前京冀两地已确定在张家口崇礼县筹建“崇礼县创伤急救中心”，该项目正在进行初步设计和前期规划。
河北省承德市妇幼保健院则加入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疗联合体。
北京佑安医院与河北保定市传染病医院签署协议，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确定在医院管理、临床医疗、科学研究、临床教学等4个方面开展合作，致力实现传染病联防联控等。
日前，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医院39名医务人员集中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培训。投资1.2亿元的下花园区医院迁建项目为二级甲等医院标准，今年7月投入运营。
京津冀医疗合作的终极目标是推进北京市功能疏解和提高河北省医疗水平，逐步实现各地患者的层级有序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