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在祖国蓬勃发展的60年里，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的健康状况也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60年前，群众就医大多靠个人诊所；60年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遍布城乡。从“赤脚医生”到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医护人才，从“望闻问切”到高科技大型诊疗仪，从破旧、低矮的老建筑到花园式、宾馆式医院。60年来，无论是医疗环境还是治疗手段都发生了跨越性的变革……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一起回顾60年来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成就。
　　
　　一、建国60年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三阶段
　　（一）1949-1977年市场改革前的医疗卫生状况
　　解放前的一个世纪中，中国饱受内战和反帝战争的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烂摊子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疾病肆虐。在战后初期，平均寿命不到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50‰。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总数少的可怜，无力解决当时人民群众大量的健康问题。从事医疗服务的主体是传统中医和草药医生，许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训和锻炼，无法应对和处理流行疾病和疫情。当时，全国性的预防计划和体系是不存在的。
　　面对这些状况，新中国必须发展医疗卫生体系，以有效解决人民当前迫在眉睫的健康问题。当时，世界上其它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最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的特点包括：
　　（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
　　（2）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
　　（3）治疗为主的导向；
　　（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
　　这种模式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口死亡率随人民生活和医疗水准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而下降。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不恰当的。有限的国家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高技能的西医医疗人员，以完成当时大量的、紧迫的医疗任务。而且，一旦这些医疗人员从学校毕业了，大部分都会呆在城市里，农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医疗；昂贵的医疗技术，多半也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负担得起；以极少数高技能的医疗人员提供个人医疗以及个人卫生服务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在农村贫困人口中传染性疾病蔓延和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的问题。
　　新中国是少数几个选择异于西方医疗模式的国家之一，它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
　　革命后很短的时间内，新中国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四项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确定了接下来30年时间内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这四项指导方针是：
　　（1） 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
　　（2） 预防为主；
　　（3） 中西医相结合；
　　（4）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1.面向工农兵与预防为主
　　建国前，农民和工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最弱势，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在工农群体中肆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中国把工人、农民、士兵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这一点也反映在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方向上。同时还强调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为主。在建国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新中国实际上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部门。
　　为了改善环境卫生状况，新中国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消灭了“四害”：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消灭了性病；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给民众注射多种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等疾病侵害。为了保证这些运动能取得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许多公共卫生工作者受到培训，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也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区建立起来，并配置了必要的卫生设施。这些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它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成功的执行了公共卫生计划，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这些运动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通过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来完成。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是公共卫生运动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2.合作医疗体系
　　合作医疗体系是中国农村为公社的农民提供预防性的服务、基础医疗和疾病治疗服务的筹措资金和支付系统。在1949年，大约8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然而在农业合作化之后，这种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结果在5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的、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由于合作医疗制度在执行疾病预防计划方面非常有效，可以保证病人在早期就得到诊断、治疗，并且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基层卫生组织，因此，党和政府大力鼓励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并为之创造便利条件。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运动期间，合作医疗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相继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到1976年为止，大约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
　　公社福利基金和公社成员缴费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两大资金来源。在不同的人民公社当中，集体基金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从30%到90%不等，平均水准大约为50%。每年公社成员从自己的收入中提取0.5%～2%，缴纳给合作医疗体系。公社成员缴费标准，以上一年合作医疗支出情况为依据进行计算，经过一段时间标准就会发生变化。在大多数人民公社里，如果农民患严重一些的疾病，合作医疗体系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条件，而需要转到县医院进行治疗时，农民必须支付基本的挂号费和部分医疗费用。合作医疗体系提供卫生教育、家庭生育计划、预防注射、传染病监测及报告和其它预防性的服务，同时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物。合作医疗体系的管理由大队干部、赤脚医生和农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赤脚医生后面会专门讨论是合作医疗体系的核心卫生工作者。
　　由于公社是合作医疗体系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公社合作基金和成员缴费），公社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降低合作医疗体系的开销。这种降低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公社确保成功执行“预防为主”政策和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以便减少公社中疾病和疫情的发生，自然而然合作医疗体系的医疗费用就减少了；其次，在病情加重以前，合作医疗体系努力为病人提供预防性的和基本的医疗服务，并提醒农民一旦病情恶化，治疗费用会更高，督促农民采取预防措施；再次，为了减少药物的花费，合作医疗体系尽量避免过度使用或滥用药物，公社种植、采集、加工、使用具有广阔前景的当地药草、药材，而减少使用昂贵的西医药物；第四，合作医疗体系限制送到县医院去的病人的推荐数量，因为县医院比农村合作医疗诊所的费用高昂得多。赤脚医生充当这些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
　　不论农民们的经济地位怎样贫困，合作医疗体系都提供给他们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也为农民节省了不少时间，在之前，农民为了取得医疗，他们必需要花很多时间走远路；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合作医疗体系使赤脚医生和其它医护工作者很容易取得初级医疗服务技术，使医疗服务在空间上同农民生活融为一体。此外，合作医疗体系还加强了公社卫生所的地位，通过公社基金确保卫生所人员获得必要的培训。
　　在城市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医疗资金筹措和支付体系，分别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建立于1951年，由政府承担经费来源，主要面向国家干部和学生提供医疗服务，这部分受益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劳保医疗也建立于1951年，主要由国营企业提供资金，为工厂中的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的医疗花费，并为职工的家庭成员承担50%的医疗花费。
　　3.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的词语原是50年代末上海郊区农民对身边半农半医的同伴的亲切口称。在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阶段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高潮时期大量的上海医师组织起来奔赴农村，办短期培训班，将大量农民培养成卫生工作者。主要的想法是，这些受培训的农民医护人员，会以不脱产的方式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卫生与医疗的服务。在文革期间，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人民公社中迅速发展，赤脚医生数量引人注目的大幅增加。到1978年，中国农村大约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平均在每个生产大队中有3个赤脚医生。
　　每个生产队都会选拔他们自己的赤脚医生。最重要的标准是被选拔的人大公无私，愿意“为人民服务”。其它标准，比如教育程度、年龄和个人兴趣是比较次要的。在各个公社之间，培养赤脚医生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所有的公社都强调预防和治疗常见疾病，培训期也都在3～6个月之间。培训计划大多在县医院执行，有的时候也在公社卫生所或生产大队由城里来的流动医疗队进行培训。
　　合作医疗体系十分注重在职经验的监督和指导以及在职继续教育，也承担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赤脚医生的工作内容因不同的公社或生产大队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通常有共同的工作任务，包括预防性的工作，例如健康教育、卫生防疫、环境卫生、急救、公共卫生运动，以及为一般病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等。因为赤脚医生需负责完成合作医疗体系的工作，上面这些职责也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主要工作内容。赤脚医生的收入计算方式跟其它农民差不多。公社成员的收入取决于所在公社的总收入和个人的“工分”数量。赤脚医生的医疗卫生的工作也被视为农业劳动的一部分，以“工分”方式计算。
　　同西方医疗模式相比，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系统有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赤脚医生为数众多，经过短期培训可以满足农村地区紧迫的卫生医疗事业需要。其次，赤脚医生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患有什么病症、什么季节会复发了若指掌，比从城市来的西医更了解实际情况。再次，作为农民，赤脚医生同他的病人有同样的阶级地位，比那些来自其它地方技术高超的医师有更强烈的为本阶级成员奉献一生的愿望。此外，半农半医的工作方式缩小了医护工作中的脑体差距，阻止了脱离群众的精英医师的出现，而在西方模式中，这种精英医师大量存在，社会地位都是明显高人一等的。第四，赤脚医生的推行不仅仅让医疗服务普及化，也让卫生知识普及化，使医疗工作不再成为专职医疗工作者的特权。最后，赤脚医生的推行促进医疗服务人员的去专业化，对传统的西方医疗教育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西方医护专业通常排斥培训那些较低技能的医疗人员从事简单医疗工作、治疗常见疾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他们的专业水准。赤脚医生的推行打破了这种专业排斥行为，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创造出一种新的角色。总体上讲，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使其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最大化，而使其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这一政策的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
　　4.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对于共产党来说，革命战争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下去并取得胜利。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他们深信普通群众只要被赋予正确的认识，适当的动机和权力，就可以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同样被应用到卫生事业中，因为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要迅速地改变中国大多数人的卫生面貌，没有群众的全力参与是不可能的。在全民参与卫生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增加了卫生知识，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健康问题，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他们更倾向于改变平时的不卫生的习惯。在毛主席领导下，“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显著主题。在卫生方面的群众路线，同样被贯彻了中国式的“自力更生”政策，群众被动员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卫生问题。
　　群众广泛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这些卫生战役通常都是全国范围的。尽管卫生运动每年会有四到五次，最深入的运动通常是在工农业生产间隙期间展开。
　　在中央、各省市、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的执行。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领导。在运动期间，各种资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讲演，小组讨论，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从清扫街道到灭杀钉螺。卫生运动的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注射，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
　　5.中国传统医学与西医的结合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医是最古老的关于医学知识和实践的学问。在四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中医对于保持中国人民健康以及保证中华民族的生存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19世纪末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医的功效和中医大夫们受到严重的挑战。受到西方科学思想和西方显着的先进技术的强烈影响，许多中国人更乐于用西医药，而置传统中医于不顾。西医大夫们、还有社会中其它一些人士批评中医“不科学”，“迷信”，“不可靠”。同样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也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很少有国家，在发展全国卫生保健系统中，能够维持传统医学工作者的待遇和地位，或把这些大夫成功有效的整合到正式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中。在中国也是，新政权承继下来的卫生保健系统是以西医为基础的，中医受到非常厉害的压迫。
　　新中国建立之初，只有少量受到西方医学训练的人才，而大多数又都在城市。然而，还有数量在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于乡村与城市中。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必须要依靠他们的参与。结果，新中国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就宣布了中西医结合作为新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组织的四大基础指导方针之一。中医的深入研究，包括针灸和草药治疗方法，得到加强，人们不断发现新的治疗方法。
　　6.乡村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新中国的许多公共卫生计划，如爱国卫生运动，在国家建立之初就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行。尽管如此，针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国家政策直到1965才算真正建立起来。在50年代培养的公共卫生工作者都集中的城市里面，兴建的医疗卫生设施也集中在市区中，同时国家卫生部的资源也大部分用到城市里面。这种情况引起那些关注农村人民需要的国家领导者的不满。到1955年，毛主席已经开始批评国家卫生部只关注城市医疗，而不管农村的医疗需要。实际上，到60年代中期，还只有20-40%的医生呆在农村，而农村人口当时占到总人口的85%。毛主席的著名的1965年“6．26”指示开始严厉的批评卫生部的城市偏向，并指出了新的以农村为主体的指导方针。毛主席的指示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毛主席的指示也激发了大量的城市医疗卫生工作者在“下乡”的运动中到乡村去。据估计，在一些城市医院，多达1/3的医务人员到农村工作锻炼。这些医务人员通常是在流动医疗小组中花费半年到一年时间在农村。他们下乡过程中，提供医疗和疾病预防服务，训练赤脚医生，加强农村的卫生组织，提高其教育程度，同时也在学习农民健康问题过程中接受“再教育”。这些来自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中许多大约有10万定居在农村。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之后，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例如，中央政府在文革之后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这与1965年之前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
　　7.医疗卫生体系的影响
　　上文中提及的市场化改革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虽然在很多的方面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依然存在着问题。比如，即使在毛泽东对偏向城市的公共卫生部门进行批评近十年之后，城市医疗仍然更方便，医疗技术品质水准也更高。合作医疗体系财政上的自给自足在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上，给予了公社完全的控制自由，但这样也导致了公社之间水准的不一致。富有的公社一般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医疗卫生保障，而穷困的公社则条件相对不足。同时由于赤脚医生的训练由各地方决定，他们的水准也因此良莠不齐。一些赤脚医生有时会因为尝试超出他们能力的治疗而遭到批评。另外，在较穷的公社里，由于收入较低，工作又重，赤脚医生的流失率比较高。此外，虽然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传统医学从业者地位依然低于西医。
　　然而，正如指出的一样，相对于中国发展出这样一套国际公认、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成就，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它丢弃传统的西方模式，而发展出一套有创意、适应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内的实际情况的体制。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著名的阿马阿塔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的影响了其它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多多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它国家的制度。
　　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改善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它国家。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于中国卫生部分的讨论直接称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
　　
　　（二）1978-1992年 市场改革下的医疗卫生系统
　　70年代末，市场改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条件远比1949年好。不过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依然为许多新老疾病所苦。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依然在中国一些地方流行，尤其在乡下。此外，那时中国正经历一个疾病形态的变化时期，诸如癌症、心脏病、中风等慢性病正取代传染病和地方病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
　　然而，中国的改革者从毛泽东时代继承了优良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这个疾病形态的变化虽然严重但其实不难应付。这个优良体系包括①组织良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实践也证明它对增进人民健康很有效果；②比49年之后的一、二十年还要更充足的医疗卫生人力。因此似乎理所当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利用已经建成的医疗卫生体系来继续先前的努力，以根除在乡下流行的传染病和地方病。为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出现的慢性病，卫生部门自然应当一方面继续采用已有的方案（例如“预防为主”和群众动员），同时提高医务卫生工作者的水准并发展新的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方案。但是中国的改革者没有沿着这条路走。市场改革的结果是农村公社制度在80年代早期解体，农业生产被去集体化，而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市场改革和责任制同样席卷城市。中国将经济决策转交给了个体企业和组织，遵循追逐利润的原则。城乡的市场改革改变了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政治、财政、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而改变了这个体系。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改向，变成个人保健导向的、高科技导向的、医院导向的、资本密集的、商品化的、和偏向城市的西方模式。
　　1.重心从公共卫生移向医疗服务
　　与市场改革一致的，政府规定医疗保健财政必须基于自负盈亏的原则。全中国市场改革产生的经济环境已经不适合于公共卫生的目标了。卫生防疫站不再能从政府获得充足的资金进行普遍的监测、建立公共卫生设施、控制疫病或预防注射计划。自负盈亏的一个结果是，卫生防疫站提供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卫生价值低的服务，而不再提供没有利润的基本预防服务或公共卫生计划。防疫站开始对预防注射等预防性服务和治疗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收费。由于每个医疗机构都是财政独立的，卫生防疫站不再有能力请求其它医疗机构的协作。
　　许多其它的医疗机构也已经将重心从公共卫生的预防计划移向医疗服务的提供了，因为后者更有利可图。卫生部门也增加对医院和治疗的投入，而减少对预防计划的投入。越来越多的卫生经费被用于购买先进的医疗技术。
　　2.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
　　合作医疗体系与集体化密切相关。“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中国前卫生部长钱信忠坦率地指出。伴随农村公社的消失和集体化的瓦解，国家对合作医疗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以及财政上的支持也淡化了。合作医疗被完全拆除。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超过90%减少到1986年的4.8%。在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的鼓励，这个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
　　中国警觉到农村尤其贫困地区医疗的严重财政问题，开始推行农村医疗预付方案类似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然而这个方案是自愿参加的，研究显现，很少有农民为保险方案的价值所动，因而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这些风险分担的方案。事实上，一些被推出来的这样的计划已经破产。这个保险计划在有高利润率的成功企业的乡村或许能实现，但在贫困地区很难。
　　这段时期，市场改革对城市的医疗保健也有重大冲击。两个保险系统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已发生深刻变化。两个保险系统的费用随着改革越来越高，其中因素有通货膨胀、人口老化、医疗高科技的飞速扩张、昂贵药品的滥用等。例如，1952-1978， 1978-1985和1985-1997各个时段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1%，8.2%和24.4%。成本的增加以及国家向医保系统投入充足资金能力的减弱致使国家采取合理化措施来维持这个系统，包括建立全国性的部分负担政策以及把财政负担分散到城市和企业身上。
　　因此，公务员、事业机构职工和国营企业工人不再享有免费医疗服务。还有，上述合理化措施造成城市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极不平等；贫困城市的公务员及国家职工和低利润或无利润企业的职工需要付出更高比例的部分负担、而却享有较少有给付的医疗项目。更甚的是，当移居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同时合资、集体和私营企业（政府没有要求他们提供医保）的数量也在增长时，城市里没有任何形式医保的人群越来越庞大。
　　3.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
　　改革前，公社的工分制度和合作医疗的集体基金支持赤脚医生们完成工作。毫不奇怪的，当公社和合作医疗瓦解后，赤脚医生的数量从1975年的180万降到1982年的140万再到1984年的120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使得1978年后农业劳动更加有利可图。因此，许多赤脚医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干农活而不是卫生工作上，并且好多人到乡镇企业找工作、或忙于经商或者搬到城里找更高收入的工作。
　　改革中，赤脚医生被规定要参加测试，通过鉴定的就成为“乡村医生”。培训时间比改革前更长了六个月或更多。提升赤脚医生的技术确实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对更高品质医疗服务的要求增强，而盛行的慢性病的治疗也比较复杂。然而训练更多集中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上，更多在临床和治疗上而非预防上。许多赤脚医生希望通过鉴定，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提升名声、带来更高的收入、因而成为国家职工、得到升等或更多的津贴。许多乡村医生私营开业，因此是利润导向的。很多报导指出这些现象的存在：开大处方、打不必要的注射剂以及人为的创造医疗需求。结果从业者忽视例如提供预防服务这样的、获利少的工作。总之，使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的专业化，以及后来的医疗保健的私有化，已经使赤脚医生制度原有的创新的精髓丢失，事实上它就是为满足农民的需求而设计的一个去专业化的、草根阶层的医疗保健系统。医疗保健重新被专业医疗工作者所控制。
　　4.从中西医结合到以西医为主
　　支持传统中医仍然是中国国家卫生方针的一个重要面向。但相比改革前，很清楚，中医的作用已经不那么显着了，医疗越来越依赖于西医。由于改革的影响，草药种植园现在不如以前普遍了。许多草药店铺关闭了。有关中草药的研究在地方政府的卫生规划里是十分次要的。由于公社的解体，不再有集体基金支持组织群众采集、种植、生产中草药。以云南省西南部的农村为例，在改革开放前，这些农村所用的药品有40%到80%是中药；但是90年代后，80%的药品依赖西药。
　　5.重点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在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指示发表之后，城乡之间在医疗资源和卫生设施方面的不平等下降了。然而，这个趋势在邓小平的市场改革之后被逆转了。改革之后，国家医疗卫生预算对城市的投入相比对农村的投入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医疗卫生资源多被用于培训高技能的医疗工作者、建设资本密集型的医疗设备和医院以及购买高价仪器，所有这些都倾向集中于城市地区。“铁饭碗”政策曾经保障了工人的免费医疗和其它福利，也被完全废除。大多数工人不得不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许多人根本没有保险。
　　6.市场改革对医疗保健投入及其状况的影响
　　1978年之后的市场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发展。GDP从改革伊始就以高达9%的速度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调整通货膨胀之后也每年增长6.1%，这个速度至少是美国的三倍。医疗支出在1978到1993年间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然而，这样的投入却并未给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带来改善。全国人口中未加入保险的比例从1981年的29%增加到1993年的79%。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
　　在医疗的可获性和健康状况方面，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且，两大健康保险系统公保和劳保，虽然仅仅覆盖了中国人口的15%，他们却占了医疗卫生经费的2/3。城乡间的医疗卫生投入的差距愈演愈烈。在最近一次关于贫困县的调查中，发现30%的村子没有医生；28%的农民因为付不起钱不去看病；25%不得不借钱， 6%不得不卖掉财产以支付就医费用。另一项在1994年进行的调查表明59%的农村病人拒绝住院，因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而城市病人则有40%是这样。另外，约30－50%的贫困农民是因为看病花钱而致贫。农村和城市里面不同阶层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差距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了。
　　
　　（三）1992～2009年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再掀波澜
　　上世纪90年代，医改再掀波澜。1992年9月，卫生部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医院要“以工助医”、“以副补主”。 2000年，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触及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问题。200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八部委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俗称医改“十四条”；200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四部委的《关于农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这一过程中，医改的矛盾与困惑日益增多，随着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断下降，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15.2%，而这些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于是产权改革、“国退民进”的呼声日益高涨；2004年底全国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介入中国的近百家医院的改制工作；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达到6400亿元。
　　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在“十一五”规划中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要目标，这给农村医疗卫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医疗卫生应该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首先，投资医疗卫生，投资健康也就投资了人力资本。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因素。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健康的、廉价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带动了整个制造业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损害了老百姓的健康。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导下，应该更重视老百姓的健康，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况且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一支健康的劳动力队伍。其次，卫生投入，尤其是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投入，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改水、改厕、垃圾处理、精神卫生促进等本身是公共卫生的范畴，做好这些工作也是“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要求，农民健康状况提高了，就能更好地参加劳动，“生产发展”才能成为现实，从而使得农民增加收入，“生活宽裕”。
　　“十一五”规划纲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用单独的一节来阐述农村卫生工作，内容更为全面，提出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培训乡村卫生人员，开展城市医师支援农村活动；建设农村药品供应网和监督网；整合医疗卫生资源，大力提高农村、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公共卫生资源的比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被定为农村医改的突破口，也是近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根据“十一五”规划和今年两会精神，2006年“新农合”试点覆盖面将扩大到全国县（市、区）总数的40%，2007年达到60%，2008年在全国基本推行，2010年实现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
　　2009年1月2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政府宣布今后3年内将为实施上述重大改革投入8500亿元。目标之一，就是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明年，政府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为促进安全用药，遏制药价虚高的问题，中国将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同时，为了方便民众就医，中国将投入巨资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新华社2009年4月6日受权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摈弃了此前改革过度市场化的做法，承诺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不断增加投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资料来源：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