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卫生部长陈竺 “五大手术”改革公立医院
人民网 2009年03月07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想大方向就是要体现公益性，要扭转过于强调医院创收的倾向，让公立医院成为能为人民群众医治大病、重病和难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平台。”中央电视台记者任永蔚采访卫生部长陈竺时，他如此表示。
记者：公立医院的改革将会在哪些方面着手进行？
陈竺：首先，我们的补偿机制方面要做较大改革。以药补医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要及时改。
第二，公共财政需要加大投入。医院管理方面，我觉得现在提的“管办分开”是很对的，但是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在大卫生格局下的“管办分开”，不是简单地把公立医院从整个卫生活动当中剥离出去，公立医院是整个基本卫生服务体系当中的核心部分，它和其它系统的关联不能随意隔断。
第三，医院的治理机构，现在提的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我觉得比较合适。决策不是院长一个人决策，有专家，有政府的出资方，有社保的代表，有一些民意代表，共同来参与管理。
第四，医院的内部管理不应该搞多收多得，而是你的工作绩效优良你多得，所以优劳优得。
最后，现在大家觉得医疗活动，主要是诊疗的行为当中还有很多的随意性，其实结合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我们也做了探索，就是规范诊疗活动的临床路径，或者叫规范化的诊疗指南体系的建立。有了这套指南，不仅能避免随意性，提高质量，而且也能够提高效率。我们现在要把卫生经济学的概念引进去，就是我们的标准化的诊疗方案，它必须既能体现技术含量，又要和现有国力、基本医疗的承受能力、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结合在一起。简言之就是要花比较少的钱，做比较好的事。
医改，最艰难最关键的是公立医院改革。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下简称黄）就公立医院改革等相关问题，接受新京报采访。
等待新医改：以日计算
人民网 2009年03月09日 来源：国际金融报
在全国政协医卫界3月7日召开的联组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向记者表示，备受关注的新医改方案两会后将马上公布，“请大家以日计算”。他还透露，“新医改将彻底切断公立医院以药养医这个渠道。”
“新医改没有回避难点——公立医院的改革。”陈竺说，“人民群众对就医的感受，很大程度来自于得大病、重病后去公立大医院的感受。”陈竺表示，今年公立医院改革将首先在东、中、西部各选一批医院进行试点。切断“以药养医”后，一方面对试点医院失去药费加成后资金缺口进行测算，通过公共财政给予补贴投入；而在分配方面，将采取优劳优得、按劳付酬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标准，同时结合科研教学和风险岗位来作为分配的参考，适当增加医生的诊断费用。
就在政协医卫界详解公立医院改革难题的同日，来自制药业的代表、委员们也对新医改的另一核心内容——基本药物制度展开热议。按照基本药物制度，将由国家制定基本药物目录，然后定点生产、统一配送，国家统一定价。然而在一些医药企业老总看来，基本药物制度的每一个环节都面临不小的难度。
“我和有关部门交流，定点生产这项实施过程中可能暂时不能执行，这一制度可能在两三年后，待基本药物目录成熟后再实施。”黑龙江澳利达医药集团董事长周有财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表示药企最关注的是，是否能制定出一个非常理性的基本药物目录。他同时认为：“统一配送的问题也可能引起矛盾。实施方案会提出，要选择12至15家公司配送。这从医药行业集中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谁能当配送商？这可能还要仔细研究。”
周有财对基本药物制度中的政府定价环节也提出质疑：“现在改为政府指导价，价格定后，地方还要通过招标采购第二次定价。我认为这块也有问题。从医药行业的角度，希望国家定价，通过成本调查的方式或者做一个定价模型，把价格定好定实，企业不必经受第二次价格的挑战。”
代表委员谈公立医院改革防止重吃大锅饭
新浪网 2009年03月10日
这次医改意见征求意见稿对公立医院改革做试点安排。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公立医院集中了我国最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但由于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管办不分等体制机制障碍，公立医院改革也成了目前最大的难点。
全国政协委员刘迎龙：公立化的改革举步艰难也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建国六十周年这个医院呢，经过六十年的磨合到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要靠盈利去自己养活自己。现在把公立医院回归到公益的性质上来，那个资金的补偿由谁来给出？
这次医改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探索建立比较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采取有效方式改革以药补医机制，加大政府投入，规范收支管理，使药品、检查收入比重明显下降。代表委员们认为，公立医院改革要防止公立医院改革重走过去大包大揽、吃大锅饭、医生没有积极性的回头路。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个事情，做到收支两条线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原来的老路上去了，我们70年代就是走的收支两条线，那时医护人员没有积极性，我们的医院没有积极性，同时呢他们对医生他也是人，医院，他也是普通的，他也要这个经费来维持医院的运转，如果你变成一个打消了大家积极性，创造性，竞争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市场经济的规律的话，走到了那个计划经济的路上去，一定是死路一条。
代表委员建议，公立医院要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改革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建立绩效考核机制，重点考核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质和量，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患者也将最终得益。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如果大医院特别是公立大医院不去改的话那恐怕谈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医改。因为人民群众他对医改的感受，很多是通过得大病时得重病时候到大医院看病的感受。包括质量、费用、便利度和工作人员的态度等等。
据了解，国家将在今后三年，选择若干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探索建立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公立医院改革的总体思路和主要措施，为全面改革公立医院奠定基础。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更好地满足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2009年03月07日 来源：经济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第二医院副院长林绍彬委员表示，要推进医改，必须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改变目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片面创收的运行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耀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在提高医疗保健水平和覆盖范围的同时，降低医疗费用和成本是中国和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医多采用望、闻、问、切等诊疗手段，不需要大型的医疗器械，同时具有价格低廉的优势。许多中医药工作者运用中医药理论和方法防病治病，不仅可以节省昂贵的检查费用，且治疗方便，效果显著。
孙耀志代表说，近年来，国家坚定不移地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较大成效。但是，有些地方卫生服务机构还存在中医师和中药师数量不足问题。要发挥中医优势，关键在于人才。国家应加强中医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实用型中医人才。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在中医教学中，既要注重基础理论，又要注重因材施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此外，应加快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使其在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以及重大、疑难疾病治疗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林绍彬委员对记者说，目前，医药卫生体制存在的症结主要表现为看病贵、看病难等。要推进医改，必须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公立医院本应是国家投资，依靠充足的资金支持，不以营利为目的。然而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公立医院逐步转向“市场化”。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财政补助，即政府投资。第二是医院服务的收入，如住院费、挂号费、手术费等，第三就是药品批零差价以及回扣。现在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大概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公立医院面对日渐增长的支出，只能靠提供服务和药品来补偿。这会导致出现不规范的行为。
林绍彬委员认为，在推进医改中，应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并对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如对县级以下医院实行国家全额拨款，彻底摆脱医生收入与效益挂钩的局面，并对医生的工资参照公务员管理。国家还应加强监督医院的收费情况。实行医药分家，药品医院不允许额外加价，药店购处方药必须凭处方购买。
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公立医院90%资金来自患者
东方网 2009年03月10日 来源：新闻晨报
□晨报驻京记者 郭翔鹤
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日在全国“两会”谈及医改时表示：“医生的社会地位要得到尊重，而且这种尊重是在人格上，也是在收入上。 ”此前，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徐勇等数位委员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发出声音：“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 ”政协委员们关于国内医疗事业现状的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网民对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昨晚，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吴明江面对晨报记者，对这场争议进行了评论。
陈竺：要在人格、收入上尊重医生
“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3月2日，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针对看病现状发表了如是说法。此言一出，网络争议不断，有网友表示：“老百姓目前真正最不满意的事情是看病‘贵’，如果说对看病‘难’也有所抱怨的话，那也全是由看病‘贵’派生出来的。只要‘贵’的问题解决了，‘难’的问题也就自然不在话下了。”
而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要提高全国医生的积极性，需要让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尊重，应该把医生和教师放到一样的位置上去对待。他呼吁医生的社会地位要得到尊重，而且这种尊重既体现在人格上，也体现在收入上。
昨天，有网友对陈竺的此番言论表示不满，认为大多数病人都希望医生能医治好自己的病，因此对医生是非常尊重的，但是一些医生“不尊重生命”的情况却让病人寒心。但也有网友对陈竺谈到乡村医务工作者待遇不好的现状表示赞同，认为医改最关键的就是要尊重医生，没有好医生就没有好医疗。吴明江委员：
医院收入大部分来自患者
2005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激起千层浪，因为该研究报告作出了一个结论——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这是吴明江已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后发生的事，他之前的身份是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作为本届全国政协委员，吴明江昨日在面对晨报记者时，对委员们激起社会反响的一些言论进行了回应。他说：“要说看病不难、不贵是不对的。看病难、看病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
吴明江说，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并非真正公立，“我们的‘公立医院’，国家投入的部分只占10%，医院需要自筹90%的资金，这些资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从患者身上来的。这样的投入水平，自然使得患者负担沉重。要改变患者负担沉重的现状，其实还是要保险资金介入，降低患者医疗费用自负比例。目前政府财政力量大大加强，全民保险意识也提高了，这次的医改方案便已经提出了相关方案，为时未晚。”
吴明江说：“为什么在SARS、抗震救灾期间，医务工作者表现出来的精神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我认为，医务人员队伍整体上是优秀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并不是他们导致的，而是现阶段不合理的体制导致的。但是患者容易把怨气转移到他们接触的医务人员身上，这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如果医疗资源不再紧张，个人患病的医药费能够统筹解决大部分，如果社区、乡镇医院实力提高了，他们也就不会有这种怨气了。把怨气单纯转移到医务工作者身上是不公平的，医生也是普通公民，并没有特权。”
吴明江进一步指出，自己曾在医院担任院长职务，“尽管医疗费用昂贵，但我讲个大实话，在扣除了医院的日常运营费用后，每年能够有8%的赢利就不错了。其实医药费高，还是体制导致的。患者总说医生收入如何如何高，我承认医院里有一部分专家水平高、收入高，也承认医务队伍里有医德、医风不正的少数人存在。但在医院里，人数颇多的年轻住院医师，什么收入加一块儿，一个月只能拿到2000元左右，他们要维持基本生活，买房子更是不敢想。为什么年轻医生流失这么厉害？他们的收入太低了！”
“医院产权改革不是一卖了之”
黄洁夫认为现阶段开收药事费“不现实”
人民网 2009年03月05日来源：《新京报》
公立医院改革欢迎社会资本
新京报：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关键。目前很多地方有探索，比如“宿迁卖公立医院”，这样的探索你赞成吗？
黄：宿迁并没有卖医院，而是把部分医院的产权转移给了鼓楼医院，但鼓楼医院也是国家办的医院啊，这种“收购”，并非是变卖公立医院。
新京报：那么医改方案中提出的“探索公立医院产权改革”究竟应该怎样理解？
黄：公立医院产权改革是一定要进行的，否则全国20000多家公立医院，政府难以全部承担。但现在很多人误解了，认为公立医院产权改革就是“一卖了之 ”。其实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说的公立医院产权改革，是鼓励社会资本、民营资本进入，盘活和丰富医疗资源。如果医改能够建立统一标准的监管机制，无论政府主导的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外资医院，都可以作为非营利医院，为百姓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医院应有新的补偿机制
新京报：医改方案还明确提到要取消药品加成，也提出要通过增收药事费等，来弥补医院的运营成本。此前，药事费和处方费在很多地方都遭受争议，你认为现阶段医院增收药事费现实吗？
黄：我对此不乐观。现在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还没有缓解，如果挂号看病做手术就要涨价，显然不太现实。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的亏损和负担，应该有一个新的补偿机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政府全部都给补，每家都补不够，剩下的要靠医院增加其他服务收费来弥补。
社区医疗不应全由政府办
新京报：为引导百姓“小病进社区”,“大病去医院”，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地方在探索社区首诊制和双向转诊制，你认为这些措施能引导群众合理就医吗？
黄：我个人认为，双向专诊只是个表面现象。如果政府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这座城市的医院是两张网络，很难做到合理的双向转诊。完全由卫生行政部门办社区，很难把社区卫生服务和大医院的医疗服务有机结合。什么病只能在社区看，什么病可以去大医院，这些医疗系统内部都很难规范的东西，不可能实行强制的手段施行，百姓也不认可。如果社区人才和医疗技术跟不上，多数人依然会选择去大医院。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透露医改方案两会后不久出台
刘志红委员支招医改：缩短住院时间有“三板斧”
新华网 2009年03月10日 来源：扬子晚报
中国医院协会曾组织专门的调研和讨论，认为三甲医院每个病人的平均住院日为12天，实际上目前很多医院只能做到把平均住院日控制在16天之内。“如果我们把每个病人的平均住院日缩短到6天，病人可以省掉不少钱，同时，也能极大缓解看病就医难。”昨日（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军区总院肾脏科副主任刘志红直言，必须对医院现行的传统医疗模式进行改革。
缩短办法一 “前移”
检查尽量在门诊做，减少病员无效住院日
什么叫无效住院日，就是先住进去，再做各种检查。“术前检查肯定要做的，但如果这些检查都挪到门诊去做呢，像我们科，这样的检查一般需要两三天，前移到门诊，就意味着这两三天可以省出来了。”刘志红委员说，不过这点现在不太可能做到，最大的阻碍就是医保政策里有规定，门诊做这样的检查不报销，只有住院病人才能报。“医保覆盖的病人越来越多，我就发现，像我们科，稍微有点病，甚至有些病人来复查，都要挤进住院，因为他们要报销。”刘志红说，大医院床位都紧张，住院都困难，可惜如今的医保政策导向事实上却是在“鼓励”人住院。
因此她建议，医保政策必须做相应调整，病员入院前在门诊即能完成必要检查，为入院手术及进一步明确诊断做好准备。“少住几天院，省掉床位费，医保的费用等于也有所降低。这顺应医改的大方向。”刘志红说，她分析现在的医保之所以不报门诊中的检查费用，很可能是和有关部门为了避免门诊时的“小病大看”，“但我相信可以通过制定具体细则把问题避免掉，医保部门对病员门诊检查费用给予报销，可有效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费用。”
缩短办法二 “后砍”
提倡专科门诊专病化，出院前先转到专病门诊
刘志红告诉记者，西方国家住院日一般都很短，那是因为人家社区医疗覆盖广水平高，“住院期间诊断搞清楚，再定好治疗方案，把一些该解决的解决好，然后病人就可以出院了，后面的治疗移交给社区医院的医生做，由他们负责随访及治疗。”但众所周知，在中国，依照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可能说叫一个病人早点出院然后随后的治疗移交社区医院。“我国社区医疗不健全，不过，我们军区总院已经有尝试，那就是专科门诊专病化——病人出院前，就转到专病门诊治疗，之后的治疗便一起转到专病门诊负责。”
刘志红介绍，没有专科门诊，病人的住院观察期就得有所延长，因为总要观察下治疗方案有无效果或者一些用药剂量是否需要调整，她提倡的专科门诊专病化建设，是指在专病门诊给病人建立完整的医疗档案，为病人出院后治疗和随访提供服务平台。“我觉得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大医院和社区医院转诊的机制前，专科门诊能很好地填补这个缺失。”
缩短办法三 “中间省”
改革“三级监诊制”，减少病人不必要的等待
“几十年来，各大医院遵循的都是‘三级监诊制’，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得等科主任来看，还有，现在住院，做个CT、核磁共振什么的，都得等上一两天，如果这些也能省下来，住院天数自然就少了。”刘志红直言，这些都触碰到了传统诊疗模式改革，而这也是她的观点：医疗改革，医院不能再在几十年不变的传统模式上进行一些改进，而必须在深层次上进行改革。
具体讲她有四方面建议：一是利用大医院多学科专家队伍资源，将各大医院固守了几十年的“三级监诊制”，改为“专家会诊制”，医院应有一个会诊专家名单，按要求实时会诊，每次会诊有记录，有报酬。二是健全医院数字化信息工作和管理系统，建议省去化验单粘贴、标注等形式化医疗公文。三是医院辅助科室，如检查、检验、影像和病理等的工作节奏，应跟着病人走，提供流水线式服务。四是卫生政策部门需制定新的病历质量评估和医院管理评价标准。“有些检查挪到普通门诊，有些治疗移给专科门诊，住院期间减少不必要的等待，这么一来，平均住院日肯定能缩短一半，很好地减轻病人的负担。”刘志红说，但同时她还想强调一点，这样一来，医务工作者的劳务费用会有所增加。“我的观点是，就让他们计件，多做一个就多给份收益，这样才能保证干劲。”刘志红坦言。（记者 石小磊 刘璞）
康凤英：医疗公益性主体是政府 药品价格应特殊管理
人民网 2009年03月08日
如何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医疗卫生方面的论述？怎么样才能解决看病贵问题？医风医德真的不如以前了么？医患关系为何那么紧张？日前，记者就这些医疗卫生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潍坊医学院眼科医院院长康凤英教授。
谈政府报告：十二年来涉医疗卫生篇幅最长最细的一次
记者：听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整体上看，你有什么感想？
康凤英：我觉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体感觉非常实在，可以说，没有废话，句句说的都是实事，前面从三个大的方面，十二个小的方面总结了零八年的工作，尤其是在全球遭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我们国家确实面临了不少困难，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还保证了GDP增长9%，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增长8%以上等等。我觉得很不容易，很好。
记者：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大篇幅在论述“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对此，你怎么看？
康凤英：我是一名医生，很注重医疗卫生这一段。这已经是我第十二次来参加人代会了。这一次的政府报告中，关于医疗卫生的篇幅是最多的一次，也是谈得最细的一次，我很高兴。高兴在哪里？在财政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三年要投入8500亿元到医药卫生方面，这确实是建国以来很大的一次投入。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卫生事业的重视，对民生的关注。
报告指出，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年内参保率均要提高到90%以上，我们国家有十三亿多人口，90%这个数目是不小的，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老百姓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问题，我感到很欣慰。
同时，报告也谈了一些关于医改的问题。医改，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政府注重了这方面。
谈公共医疗：公益性主体是政府而非医院医生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说，“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请谈一下你的看法。
康凤英：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公益性我拥护，但是一定要弄清一个事实，公益性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医院和医生，医院和医生只是执行者，所以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不要把医院和医生当成是公益性的主体，公益性就要投入到位。而现在一方面把医院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又要讲公益性，这是矛盾的，我希望国家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
谈药品定价：特殊的商品价格要特殊管理
记者：你对报告中谈的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问题，还有什么建议？
康凤英：关于医疗卫生，我有两方面的建议。第一，要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投入是解决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控制药品价格。因为目前老百姓看病的费用，大约一半是药费，但是恰恰是药的价钱，国家没有完全控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今年要统一制定和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出台基本药物生产、流通、定价、使用和医保报销政策，减轻群众基本看病就医用药费用负担。”确实这种做法很好，但遗憾的是这只是限于基本用药目录。
据我了解，咱们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有七千多种药物，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国家控制价格的也不过两千种左右，那么还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由公司和生产厂家来定价的，这往往就会出现一块钱的药虚高定价为二十块钱的情况，虚高的部分用来做市场、给医生拿回扣，贿赂主管等等。这些钱由谁来付？还是老百姓来付！因为老百姓生病，尤其生了大病，不可能只用这些基本药物就能治好，还要用那些不在基本目录内的药物，那些药物的价格控制不下来，还是解决不了看病贵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药物是特殊的产品，把它作为商品这也可以，但是特殊的商品，特殊的东西要特殊管理，所以我建议药品价格要全部由国家统一制定，切不可由公司和生产厂家来定价。
第二，政府要严格管理投资，确保把8500亿元真正投入到老百姓身上，确保老百姓受益。我了解基层，有时候往往政府拿出钱来，老百姓不一定真正都得到实惠，这也是我的一个担心。
谈医风医德：少数医生出现职业道德滑坡
记者：医风医德是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问题，好多人反映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有些滑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些下降，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康凤英：医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如果说医德滑坡，也是受社会影响而出现的。但是相比而言，我觉得只有极少部分人医德确实是滑坡得较厉害。
绝大部分医护人员的医德很高尚。咱们可以举例子，非典的时候，在那生死攸关的关头，谁站出来了？是医护人员！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医护人员冒死在第一线救人，这些都是医德真正的体现。我觉得笼统地说滑坡是不合理的，如果说滑坡，也不是主流。
谈医患关系：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记者：现在医患之间的矛盾有点突出，这个你怎么看？
康凤英：医患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医疗水平有限，许多病因尚不清楚，治愈困难；二是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疾病的种类很多，同一种疾病发生在不同的个体，或不同的发病阶段表现是不同的，所以，临床上不可预测的事情有很多，虽然医生尽力了，但病仍未治愈；三是每个医生的医疗水平各不相同，技术水平有限，各个医院的设备、条件不同；四是个别医务人员失职，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五是个别人受社会上的“医闹”唆使，为达到闹事获利的目的，无理取闹，严重破坏医院正常工作秩序，扰乱社会治安。
解决当前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我认为作为公民，医、患双方首先要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办事，按照国务院出台的相关处理医疗事故条例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另外，医、患双方都要增强法律意识，相互理解，理性处理，共建社会和谐。
谈药品安全：堵住隐患靠加强教育、依法管理
记者：近来发生了不少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你觉得造成药品方面安全事故的原因有哪些？如何才能堵住这个安全隐患？
康凤英：造成药品方面安全事故的原因，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责任方面的问题，当然也有道德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假药问题。
要堵住这个安全隐患，主要是企业要加大投入，提高产学研的能力，这是从技术方面来说。同时，政府要加强管理，加强对相关人员的道德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律教育，依法管理。比如说，像生产假药的问题，明知道有毒还要生产、销售，对病人造成伤害甚至致死，这是犯罪，应该依法来严惩。
高体健委员：医改难推进关键在于政府投入不到位
人民网 2009年03月03日
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医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决心推动医改就表明政府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在心里。推动医改我们所要坚持的方向是：公共医疗卫生必须坚持公益性质。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体健表示赞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立医院如果无法回归公益性，医改就不会成功。”
高体健认为，此次医改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公立医院的改革。而公立医院的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到位。
谈到目前公立医院所存在的问题时，高体健归纳为两点：公益性不够、市场化不足。
曾是外科大夫的高体健告诉记者，每年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连给医生发工资都显得“捉襟见肘”。医院为了生存，逐渐地养成“以药养医”的风气。药价虚高成为每个医院难以避免的现状，而百姓所承担的医疗费用也逐年增加。高体健说，医院需要养活自己的成本，往往需要百姓付出比成本高出几倍的代价，公立医院公益性“荡然无存”。
高体健认为，政府在保证大型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同时，必须放手让一些小型公立性医院走向市场。对这些小医院要充分引入社会资本及民营资本，保证社会人士的各类需求。即：公益性充分体现、私立性充分放开。
在谈到如何利用好国家所投入的8500亿医改资金时，高体健提议要“保底”。
他认为，新医改应立足于健全基层医疗建设，重点加强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等建设。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也要重点发展。只有在保证基层医疗建设及城市社区医疗建设的前提下，重新对城市的卫生需求作科学测定，用“保底”剩余的资金推动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才能真正做到医改为民。
王宇田委员谈医改：政府管医院，是否会养懒人？
人民网 2009年03月07日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王宇田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认为，政府首次提出建立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这将大大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不会出现消极怠工现象。
政府给公立医院补偿，是收权还是放权？王宇田认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只是为了体现其公益性。政府不会全额拨款，同时，医院在权利运行和资金使用上要受到政府监管。考核不通过，政府仍会收回补偿金。所以，补偿之后，医院更容易管了，医务人员只会更加“卖命”，不敢消极。
对于公立医院监管机制，王宇田建议，尽快建立由群众代表、医疗专家参与的质量监管和评价机制。目前医疗质量的监管主要是业内监管和行政监管，没有群众代表参与。王宇田认为，质量监管和评价机制今后应更多地由中介机构进行，比如医院协会、医师协会等自律维权的组织来管，政府只起主导作用。
委员代表议医改：现在公立医院院长很茫然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04日 来源：扬子晚报
“看病贵、看病难”能不能解决，新医改将走向何处？这是今年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记者昨日采访了几位江苏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现他们都对新医改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让小李瑞们都能看得起病
王旭东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王旭东委员房间时，他正在整理提案。说到医改，王旭东提起前段时间，张家口白血病患儿小李瑞一家在天津火车站巧遇温家宝总理，幸运地得到总理关爱去北京就医一事，在报上看到报道后，王旭东感慨万千：“目前中国患白血病的儿童要超过400万人，仅凭总理一己之力是救不过来的。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然不健全，大病保障没有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这次国家出台新医改方案，我非常希望在保障这一块能有大改善。”
王旭东认为，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一方面要靠政府。“我就很支持一些代表委员提出的建立医保全国联网的建议，你比如我出差在外生病了，去看病的钱回去就报不了，这就不方便了。”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慈善力量。国外有钱人办医院，国家给减税政策，这是值得借鉴的。
谈到这次新医改方案中受争议最多的公立医院改革措施，王旭东直言，他认识的很多院长都很茫然：盈利部分取消了，国家补偿能跟上吗？药事服务费到底收多少？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配套的细则。还有比如，国家说要推进药品降价、医疗服务收费适当提高价格，这一点老百姓就有恐惧，害怕“换汤不换药”。“ 我认为医疗服务收费不要一下子提高很多。政府多补偿一点，药价多下调一点，医疗服务收费缓慢提升一点，这样老百姓应该能够理解。”
投入不到位医改难推进
黄峻
全国政协委员、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医改方案此前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征求意见，其中就有一项内容是要减少药品差价，必要的做到零差价。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峻对记者说：“我们也清楚，现在公立医院运行主要是靠药品收入，15%的药品差价取消后，医院的补偿机制如何建立？医改方案应该有一系列配套文件，没有补偿的支持，医院很难维持。”
黄峻曾经担任过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对医院的药占比很清楚，就比如省人民医院，经过近几年来的努力控制，药品收入在医院经费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45%左右。“每年国家财政拨款不到医院经费的10%，连给医生发工资都捉襟见肘，医院只能靠药品差价来维持运营。”
因此，对于这次国家新医改方案中提到的8500亿投入，黄峻认为，直接投向患者也对，投给医院也对，可以两方面都投。“投给医院其实就是间接地投向了患者。医院有资金了，不需要那样从药品上拼命赚钱了，药品的差价就可以降下来，这部分好处自然落到患者头上。”投向患者则应该提高医保水平。“我们江苏的医保覆盖率在全国都是领先的，覆盖面广了，就可以考虑如何提高医保水平，比如现在血液病患者增多，如果他们能够实施骨髓移植手术，那么有一半的几率是能康复的，但是这个手术少说要花上10万元，不少人看不起，就放弃了，如果医保可以将这部分人管起来，那么他们就有了生的希望。还有比如先天性心脏病，落到一个家庭头上就是个大灾难，可是如果在儿童时期就做了手术，他就可能像常人一样成长，挽救了他的一生，也挽救了一个家庭。”黄峻强调，这一切还是要靠政府增加投入：“希望每年我们都能看到医疗投入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随着GDP增长而增长，最终能达GDP的4%，这也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希望。”
让医生脱离医院束缚
孙建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
“欧美不少国家，医生都像律师一样，是自由职业者，以技术服务获得自己合理的收入，中国也应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让医生通过为病人服务得到自己应有的回报，而不是通过卖药及卖医疗器械来赚钱！”昨天上午，会议为委员配备的电脑刚送到驻地，孙建方委员就把自己带来的四个提案传给了大会提案组，他建议新医改应该改变医疗体制和院内制度，让医生脱离医院的束缚，从而调动医生参加医改的自觉性。
“现在社会把‘高价药、大处方’归罪于医生，其实医生也是现有医疗体制和院内制度设计的牺牲品，是制度扭曲了医生的行为。”孙建方认为，新医改方案进行“收支两条线”改革，让医生的收入和开药检查脱钩，这固然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虚高的药价，但是如果国家的补贴不足，使医生收入降低，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
“如果医生们提不起兴趣，甚至有所排斥，推行改革的困难可想而知。”孙建方建议，学习国外模式，让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成为自由职业者，“让医生自觉地参加改革”。
孙建方还建议，新医改在实行医药分开的同时，提高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技术服务费。“去三甲医院看病挂个号5元钱，你去剃个头也不止这么多钱吧？现在要进三甲医院最起码是个博士，花10年时间培养起来的，看个病还不如剃个头，那他的价值体现在何处？”孙建方算了笔账，在患者的全部医疗成本中，医疗服务费比例低于10％，90％由药费、检查费和医疗器械使用费构成。但事实上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技术服务费才是医生劳动价值的真正体现，提高这些医疗技术服务费，将挂号费、手术费与医生的收入挂钩，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让医生凭技术服务获得合法的阳光收入，不要为回扣去开大处方和昂贵的检查，这样做既有利于医生，更有利于患者。
“给医生创造了发展的条件，也要制定严格的制度，特别是严禁医生拿回扣，”孙建方说，医生如果能从新医改中得到合理的回报，谁还会为回扣的小利铤而走险，断送职业生涯呢？
医疗公平从村卫生室做起
沈进进
全国人大代表、
盐城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新医改方案强调回归医疗的公益性，怎么达到医疗公平？我觉得首先要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第一个就是加强村卫生室建设。”沈进进代表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用好国家所投入的8500亿医改资金，首先要“保底”，才能真正做到医改为民。
提到目前村卫生室的现状，沈进进不无担忧，他说，农村卫生室是农村卫生三级服务网络的“网底”，尽管这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村级医疗设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使得现阶段农村卫生工作存在很多困难。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全国乡村医生总数2007年、2008年分别比上年减少2万人。
这次进京参加两会，沈进进带来的建议就是要改善基层医疗设施，使村卫生室确实起到农村医疗保健网底的作用。他还建议政府可以将乡村医生确定为国家公职人员，给予合理的工作报酬和待遇。还有就是要实行基层人才定向培养机制，通过改革高校培养模式，强化面向农村的全科医学教育，定向培养一批能扎根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将引入市场和外部监督机制
中国网 2009年03月06日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医疗服务由利益相关方参与协商的定价机制，建立由有关机构、群众代表和专家参与的质量监管和评价制度。”
对此，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表示，这意味着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将引入市场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
于明德说，这里前段话体现市场机制原则，后段话体现外部监督机制。在医疗服务定价方面，将主要由医院、医保机构、生产供应商这三大“利益相关方 ”参与博弈。医保机构是代表患者利益与医院议价。理论上讲，医院有权力拒绝A医保机构而选择B医保机构。引入市场机制，让三大利益相关方进行博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最终得益的将是患者。
与之对应建立起的外部监督机制，是“由有关机构、群众代表和专家参与的质量监管和评价制度”，于明德说，这样医院就不能自己评价自己了，得由“外人”来评价自己，这将具备很强的监督作用。
于明德说，总理报告中谈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时，还多次提到了“鼓励各地探索”，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因为不同地区经济实力不一样、补偿能力不一样，避免“一刀切”，成效会更大、更实际。
司富春委员：规定基本药物价格，指导特殊药物价格
人民网 2009年03月04日
在今年两会“人民网网友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医疗改革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要如何实现基本医疗全覆盖？基本药物制度又应该具体怎么实施？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司富春。
“要实现基本医疗全覆盖，就要先在硬件设施上达到一定的要求。”司委员认为，这首先要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硬件投入，从设施、环境等方面改善医疗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患者的就医环境。有了好的环境才能吸引人才，才能留得住人才，同时，好的环境能吸引更多的患者，就能更好地发挥人才的能力和作用。当然，还需要提高基层义务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缩小与大医院的收入差距。
但是，光是提高收入和加大软硬件投入还不足以吸引大量的人才来到基层工作。司委员告诉记者，很多人担心，一旦到了基层工作是不是就意味着失去了进一步学习、进一步提高的机会，担心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带来影响。另外，相对于大医院来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没有高级的人才贮备，新来的医务人员没有人来引导和指点。
对此，司委员表示，“基层工作的经历，对每一个医务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宝贵的经验。但是如何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和发展空间，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司委员希望国家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人才能下得去，回得来，待得住，有发展。比如，能否效仿高校对到偏远地区支教学生的优惠待遇，给到基层工作的医疗工作者也提供一定的优惠待遇。
同时，在提到医院的基层卫生工作者，也就是全科医生的培养时，司委员表示，目前医学院校的在校学生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能力，他们所需要的是学校更加合理的课程设置，只要能普及常见病、多发病的学习，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能有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就可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自如的应付各种常见病、多发病。
对如何更好地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司委员提出了一个过度办法：规定基本药物价格，指导特殊药物价格。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级别的医院，设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让基本药物占大头，用低价的基础药物来解决看病贵问题，然后随着医院级别提高，逐渐扩大高端药物的使用比例，用指导价格来满足一部分患者对高端医疗的要求。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又用指导价格让医院通过提供高端医疗来保障自己的收入。
林曙光代表：妇产科主任比山西省长还难当
大洋网 2009年03月11日 来源：广州日报
“过去三个月，仅省医一家就出现了3次病人殴打医护人员的事件，这是医患关系紧张到进入高危状态的信号。”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他说，以前基层医院会发生殴打医护人员的事件，但是省医这些大医院很少发生。采访中他眉心紧锁，忧心忡忡。“我说这些话，并不仅是因为我是医生，还因为我是人大代表，这是肺腑之言。”
民营医院多急功近利
忽略了医院的公益性质
“我们国家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而民生、社保系统还相对落后，政府供给不上。”林曙光说，医院需求中，政府投入还不到1/10。
“对医院的投入，政府是大头，但还要有社会投入。”林曙光有些感慨，现在企业更愿意去投资体育，赞助球队，也不会选择建医院。而现有的民营医院又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很多民营资本投入积极，但是不一定了解医学规律。他们的投资方式，还是像投资企业一样，急功近利的人多，都希望投资大，见效快，却忽略了医院本身的公益性质。”林曙光说，其实，办医院就要抱着少赚或不赚的想法。
一家医院3个月3起打人事件
医护人员后代都不愿当医生
“期望高，对医疗投入不足，老百姓就把不满情绪迁怒到医护人员身上。老百姓对医生产生了错误的感觉，以前是白衣天使，现在叫白衣狼等等。而且不单单是在认识上，在实际行动上医患关系也处于困难境地。”
最触动林曙光的，是省医在过去3个月来连续发生的3次病人殴打医生的事件。“这么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心疼。有一次就是因为病人拍X光时想插队，医生不让，结果3个人打了一个医生。”
“这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危险程度进入高危状态的信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林曙光说，以前这种情况只有在基层医院会发生。这3次打人的人都有相当文化水平。
林曙光说，现在医护人员积极性不高，这是任何医改方案都不能忽视的问题。去年高考时，林曙光说，他们医学院在分数线以上都没能招够人，还要调配才能招满。而且，医务人员的后代也不愿意当医生，还有很多年轻护士转行去推销医疗设备和药品。
医生为了自我保护
常开“大检查大处方”
导致“过度医疗”
林曙光用“躲明枪、防暗箭”来形容医护人员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以省医妇产科主任为例。“谁当谁也别想拿到行政奖金。”他解释说，妇产科风险大，而且来到省医就医的很多都是基层检查出来不能正常分娩的孕妇。“小孩一旦出问题，我们就要加大处罚力度。省医妇产科主任换了一茬又一茬，比山西省长还难当。”
医疗资源有限，使得许多病人涌向大医院求医，看病更难。“大医院像个超级大市场，小医院冷冷清清。”林曙光说，现在医院和医生为了自我保护，常常开“大检查”、“大处方”，导致“过度医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看病贵。而医生也就此陷入整天写病历的境况，没有时间去病房看病人。
“医院是在保本经营”
高级医生一周要工作60小时
“在发达国家，药品要比一般商品贵，但是医保能付到90%以上，我们现在是病人自付费用高，并不是医疗价格高，实际上我们的医疗价格比发达国家低，医院现在基本上是保本经营。”林曙光说，为了得到一个“体面”的生活，来访的病人又多，医生不得不加班加点。“高级医生一周要工作60个小时以上，每天从早上8点上到晚上8点、10点，周六还要加班。”
他也指出，医护人员队伍里，确实有少数人服务态度不好，而提高行业服务水平、打击商业贿赂的行动也一直在进行。“对害群之马，我们绝不姑息，但对好的医生还是要给予尊重。”
农工党提案：建立审理医疗纠纷案件 “专家陪审员”制度
人民网 2009年03月04日
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全国政协农工界别小组讨论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立专家陪审员制度保障医疗纠纷案件公平公正审理的建议》的提案。提案建议：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建立“专家陪审员”制度，医学专家以陪审员身份加入合议庭，切实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背景]
近年来，随着医疗纠纷的增多，医疗损害赔偿、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效力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法律加大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但仍然存在着医患矛盾突出、诉讼周期冗长、鉴定程序繁琐及质疑鉴定结论等问题。
医疗损害中因果关系复杂，其发生与何种因素、何种行为相关，往往涉及诸多医学问题。另外，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规范医疗行为的各种行政法规、规章等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法官必须全面了解和掌握这些法规、规章，才能据此做出正确判断。医疗纠纷案件审理的难点，就在于判断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一难点，给主审法官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许多案件的判决结果存在着明显偏差，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意义]
一、有利于法官对证据的准确把握。专家陪审员的介入，可以协助法官阅读、理解鉴定结论并进行更加准确的把握，采信正确合理的鉴定结论，避免因盲目轻信错误鉴定结论而给当事人造成进一步的损失。
引进专家陪审员制度后，具备医学专业背景的陪审员能为各方提供医学专业见解，此种专业见解更容易被双方当事人接受。专家陪审员地位的中立性，使判决的中立性、客观性、准确性能够得到保障。
二、有利于开展审判工作，提高审判公信度。医学专家介入案件审理，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消除误解，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从而有利于从根源上化解医患矛盾。
同时，医学专家以陪审员身份参与审判活动并享有相应的权力，是公民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最直接、最及时、最有效形式。另外，医学专家通过实际参与审判活动，减小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提高了司法裁判的社会公信度。
三、有利于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专家陪审员不仅可以在法庭审理中协助纠纷的合理解决，而且还可以将纠纷处理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及时向所在医疗机构反馈。同时，专家陪审员还可协助医疗机构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最终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医疗卫生组稿：建议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介入机制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9年03月04日 来源：新华社
“医院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关系特殊，出现医疗纠纷，卫生部门组织的鉴定往往难以令患者信服，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正在此间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呼吁，要改变这一状况，当务之急是要引进第三方机构处理医患纠纷。
当前，我国正处于医疗体制和社会转型时期，医疗纠纷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来自浙江宁波的李立新委员介绍说，宁波在这方面已经初步探索出一条新路--2008年3月1日《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遇到医疗纠纷，可以找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理赔处理中心，这种由第三方介入处理的方式被誉为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
李立新委员说，《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要求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二是成功引入了由调委会或理赔处理中心处理纠纷的第三方介入机制。
“宁波解法”实施近一年来成效显著：截至2008年12月底，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受理医疗纠纷333起，顺利协商或调解191起，引导进行尸检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14起，民事诉讼12起，仍需继续治疗16起，还有一部分正在协调解决。另外，调委会和理赔处理中心非正式受理和协助处理未参保或参保前的医疗机构重大医疗纠纷70起，其中54起调处成功，较好地维护了医院秩序，促进了和谐医患关系的建设。
“至今，调处终结的医疗纠纷，医患双方无一例提出反悔。”李立新委员表示，理赔处理中心和调解委员会介入医疗纠纷处理，一方面减少了医院赔款，将重大医疗纠纷移到院外，一方面有效保护了患者的合法权益。
2008年12月，浙江省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工作机制现场会在宁波召开，会议提出面向全省推广医疗纠纷“宁波解法”。
“我认为，现在全国范围都亟待建立第三方介入机制，这是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途径之一。”李立新委员呼吁，只有“第三方”介入，才能充分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赵家军代表：大型综合医院不应再无限扩张
一面是城市里的大医院规模越来越大，患者蜂拥而至，医院不堪重负；另一面是乡镇卫生院病房空置，患者稀少，医院难以为继。面对医疗行业这种“马太效应”，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赵家军建议，相关部门应出台措施，优化医疗资源配置，限制大型综合医院的无限扩张。
记者了解到，卫生部负责人曾表示，要严格控制公立大型医院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控制医院擅自利用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购置大型医疗设备，严格医院高新技术准入，抑制医疗规模盲目扩张。
然而，现在在一些省会城市中，省市级医院、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等掌握优质资源的医疗机构并没有停止扩张，豪华大楼一座座拔地而起，拥有十几万平方米建筑物、上千张病床的巨型医院并不罕见，改变“硬环境”成为大医院之间展开竞争的一大砝码。
医院规模无节制扩大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畸高的收费加剧了“看病贵”，患者集中加剧了“看病难”，同时也造成医疗人才的过于集中。
赵家军代表曾在山东省北部地区的十几个县做过调查，发现很多县的乡镇医疗卫生机构中，不仅一个大学毕业生没有，甚至专科毕业生的比例也不到，而且编制、待遇都难以保障，根本留不住人才。
为此，赵家军呼吁大医院停止规模扩张，建议政府部门加大投入，由地市级以上医院长期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进行培训，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造血”功能。
武广华代表：高等医学院校应开设全科医学专业
“我们学校毕业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即使找不到工作在社会上闲着，也不愿意去基层医疗机构。”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医学院党委书记武广华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待遇低，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动手能力不强，无法适应全科医生的工作。为此，武广华代表建议，在高等医学院校设置全科医学专业，定向为农村医疗机构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
武广华代表说，现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现象，城市的大医院里人满为患，一些知名医院的病床使用率甚至达到200。而反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情况则完全不同，卫生楼破破烂烂，医生、患者都没有几个。
武广华认为，基层卫生机构发展不起来，首要原因是人才缺失，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大批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到了农村，不过现在基本都流失了。现在，几乎没有临床医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愿意到农村去了。“以我们学校为例，毕业生中20考上了研究生，一部分待业准备考研，还有一部分就业的最低去了县医院，再往下就没有了。”
武广华代表同时认为，在高等医学院校开设全科医学专业，必须要考虑为农村服务，在教学大纲的设计、动手能力培养等方面，都要有所突破。
不过，要想让这些全科医学毕业生真正能到最基层的医疗机构工作，政府必须有扶持政策，比如免费提供在大医院里的培训，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使他们愿意下去，下去以后也留得住。“这样也可以极大地解决一部分医学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武广华代表说。
周琦代表：建议用第三方调解来处理医疗纠纷
人民网 2009年03月11日
人民网北京3月11日电 (记者 朱丹)“可以成立一个独立于医院、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外的机构，专门来调解医疗纠纷，叫‘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有些成功的例子，希望可以通过全国推广第三方调解机制来处理医疗纠纷，这样公信度就高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肿瘤医院院长周琦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就解决医患矛盾提出建议，希望以此来减少医患之间的摩擦，“医院可以更专注于医疗质量管理，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解决纠纷上。”
周琦介绍说，目前处理医疗纠纷主要依据国务院颁布的一个部门条例。根据条例规定，解决医患纠纷有三个途径：一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二是向卫生部门反映，通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调解；三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现在很大一部分的医患纠纷，由于患方不走第二、三种途径，都试图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但是双方都是当事人，往往患方和医方协商差距很大，难以达成共识。“比如患者要求赔偿几十万，但是院方觉得没有过错，不该赔偿这么多，双方就僵持不休。患者在医院闹事，打伤医务人员，破坏正常医疗秩序的事在全国都有发生。”周琦坦言，“医闹”给医护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她希望可以通过第三方调解机制来解决医患纠纷。
在谈到“医护人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的问题时，周琦认为，医护人员的主流是好的，他们每天在从事大量的医疗工作，可谓兢兢业业。每个队伍中都有职业道德不好的人，但这绝对不是医疗行业的主流。“这些年通过行业自律，对医生提高要求，实际上医德医风已经逐年好转，但也不排除有个别现象。”周琦分析了导致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一是患者觉得是医生造成了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第二，现在医务人员在群众中的信任度下降，有医院自身的问题，也有舆论导向的问题。实际上，作为医务人员，他们都会尽职尽责地做好医务人员本职工作。但是有时候医疗过程中有些不足导致产生不好的医疗结果，社会、患者不能理解，最后使矛盾逐渐激化。必须标本兼治，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解决医疗行业体制机制问题，也希望社会舆论多报道医务人员正面形象，坚决处理违反医疗职业道德的行为。”
香港医管局主席倡内地建立医疗事故通报机制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3月09日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作法，建立医疗事故通报机制，让公众了解事故的真相。
胡定旭是在九日上午参加政协医卫界小组讨论间隙接受记者时说，委员们谈到的内地医疗事故纠纷问题，在香港也经历过，从去年开始，香港采取了一种新的医疗事故通报机制。有医疗事故发生，医疗机构即向社会发布通报，介绍医疗事故的情况。
胡定旭表示，这样的作法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有透明度，使媒体可以全面了解事故的真实情况，给公众一个清楚的交待。二是可以让香港的医务工作者了解事故的原因，从这个事故当中吸取教训，以此为鉴，并寻求解决的方法。
他认为，“错了就说出来。你不说，香港五万六千医务员工会找媒体说，所以事故不能隐瞒，关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今后如何避免发生。”
胡定旭表示，香港与内地制度不同，情况有别，但有些经验教训可以交流。
已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胡定旭表示：“医卫界的小组讨论非常好，大家都很直言，把心里话说出来。